我一生的历程很简单。1959年从澧县一中初中毕业后，当了二十年农民。后来当民办老师，教初中语文，也是二十年。转为公办老师后，以内退的方式跳槽到长沙，当了十三年大学老师。因为接近古稀了，想到还有一个宏伟计划要实现，谢绝了高校的挽留，回了老家。

我的人生经历虽然简单，但受的磨难之多，遭受的打击之大，已经到了超出一个人承受能力的边缘，好多次使我几近崩溃。好在终于熬过来了。现在只要想起，还常常浑身一紧!

聊以自慰的是，跨入老年门槛后，终于攀上了五十多年前刚刚开始自学时给自己确定的一个制高点，摘取了光环——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成为湖南作协会员，出版了小说集《澧水向南拐了一个弯》和自传体长篇小说《熬红的夕阳》。至于当十几年大学教师、编写并出版大学教材《基础写作教程》的经历和成绩，没有列入我当初的奋斗目标，那是在我的教研成果得不到基层领导的承认，反被压制的情况下不得不走出去后，在我的人生历史中另外添补的一页。

我是在家庭极度贫困，且饱受歧视、冷眼和打压的情况下刻苦自学的。自学刚刚取得初步成功，被当地干部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给我扣上“企图组织反革命”的大帽，彻底将我封杀。悲哀之余，曾产生过自暴自弃的想法，打算苟且过一生算了。是两股外来的动力才使我调整情绪，又让自学的轮轴开始启动。当上民办老师后，自学的条件好了很多，也没有遭受歧视打压，我更是一头扎进了书海，夜以继日地苦读和研讨教材教法。但是，我研究出来的教学成果被墨守成规的领导定型为走斜道。迫使我不得不刚转为公办老师就马上愤而提前内退，走上了大学讲台。来到大学，教学和读书的氛围使我如鱼得水，几十年的厚积得以薄发，做到了挥洒自如。不然，不会编写并出版大学教材。也是在大学的十多年里，我的文学细胞开始活跃，一篇又一篇作品在报刊发表。

我所以能够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里坚持五十多年刻苦自学，除了自己不向命运服输的原始动力外，还有两股动力，一是我的母校，一是我的爱人。这里，主要回顾母校对我的关爱。

1959年，因为阶级斗争升温，中考时，全县各个中学五类分子的子女集中安排在最后两个考室。这就意味着五类分子的子女将被另眼相看。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这些犯有出身罪的学生一齐如五雷轰顶!

我是背着严重的思想包袱走进考场的。也许是憋了一口气，考场上，我发挥得特别好，自己估计数、理、化能打满分，只是语文成绩不可能达到我的期望值。

不用说，这一年录取新生只看出身不看成绩。后来听说，最后两个考室的试卷根本没有批阅!啊，原来，专门安排的考室，就是决定要剥夺我们这些犯有出身罪的十多岁的孩子们求知权的先期计划。

因为初中毕业的人数不多，而高中和中专招生的生源有一些缺额，便从五类分子的子女中选择一些父母的历史问题相对较轻的学生，补充到差一些的学校凑数。我的父亲是个国民党军的团长，属于阶级敌人中的大老虎，这就意味着我根本不可能录取。

但是有点奇怪，我的通知书比其他未录取的同学的通知书迟了一个星期才收到。后来，班主任李振瑞老师告诉我，因为我平时的成绩好，陈锡纯校长几次找县里的有关领导求情，希望能对我网开一面。他为此挨了批评，不得不罢了。

收到“因名额有限，未能录取”的通知书后，悲伤欲绝地痛哭了一场，不得不打了赤脚、戴了斗笠去战天斗地。

我家的情况极为特殊：父亲因为历史罪，1958年被抓去劳改，母亲长年患肺结核，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还有一个六岁的弟弟和一岁的妹妹。我的家是一贫如洗，连住的房子都没有。从我记事起，一直是在张家住几年，宋家住几年，后来又住到我叔父的半间屋里。初中毕业后的我，未满十六岁，身高只有一米四，还是一个大小朋友。一回到家，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家，我哭天，天不应，我呼地，地不理。

正是大跃进时期，农民们在半饥半饱中不分日夜地在地里田里伤神劳骨。我虽然出生在农村，却从没搞过生产，加上个儿小，没力气，每天我都搞得心力衰竭，想起干活就胆战心惊。

我没有向命运服输，决心通过自学改写自己的人生。但是，学什么呢?我专门跑到学校，请李振瑞老师给我指一条路。他思考再三，说：“在农村当农民，自学数、理、化都不合适，只有搞写作。”可是，不管搞哪一项，要想有作为，需要才能。在学校里，我的文章写得不够好，证明我没有搞写作的细胞。现在要我在不擅长的短板上搞出成绩，能成吗?李老师说：“写作的确也是需要才能的，没有文学细胞的人要学写作，无疑要吃更多的苦，经受的失败会更多，也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打压……”我知道李老师没有说完的话里包含的意思：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但是，我舍此别无他途。过了一会儿，李老师又说：“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搞出名堂的事例还是很多的。”

我在津市图书馆办了一份借书证，隔几天就请假去津市借书还书。

每天的劳动都使我的身体透支，又有饿火的煎熬。那时候每天都要出早工打夜工。每天打完夜工后，草草洗完手脸，就坐在用木板搁在木桩上拼成的桌子旁开始了我的追求。因为煤油要计划，我只能把灯光拧到最小。不一会儿，瞌睡来了，开始几回洗冷水脸刺激，后来在眉上擦万金油，擦了几回，皮肤对万金油有了抗药性，失效了，我就开始头悬梁。由于天天头悬梁，睡眠严重不足，日子一长，导致身体多次虚脱。我也想锥刺股，但一想到皮破了，流血了，没钱买药，只能罢了。夏天的夜晚，男女老少都手拿蒲扇在屋前乘凉。我则手拿蒲扇坐在灯下。没钱买蚊香，为了驱蚊，便将双腿浸泡在水桶里。由于我的“书桌”紧挨床，母亲夜里不停地咳嗽，每一声咳嗽都响在我耳边。有时，咳嗽后还有痰吐出，时而痰里还夹血，加上弟弟妹妹的哭闹，我必须不停地安置母亲和弟妹。在这样的有严重干扰的环境里，我终于练就了抗干扰的过硬本领，为后来在根本不能读书、没法构思作品的情况下也能闹中取静打好了基础。

几年后，屋场上的树长大了一些，便做了两间茅屋。这时候不是天天早工夜工了，只要下稍大一点的雨，也可以在家休息了。于是我就非常盼望下雨。可是哪知道，只要下雨，屋里就到处滴哒。这是因为缺钱，屋顶上只是盖了薄薄的一层稻草，只能遮露，不能挡雨。那时候没有塑料，每逢下雨，就把脚盆、脸盆甚至大钵大碗全部动员起来，放在床架上和“书桌”上，以求不把被子和书淋湿。

我的自学一天都没有停。为了赶跑瞌睡，仍然用头悬梁的法子，只不过稍有尺寸一些了，因为我要养活全家，不能使身体垮了。

当时，我们队里一个读过几年书的老人十分同情我：孩子，队里比你大一些的男孩子都有父母，不需要考虑全家人的生活。你是一个特别，刚从学校回来，什么都不会搞，却要撑起家里的一片天，大大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苦啊!你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又忘命地苦读诗书，还学习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感人啦!接着发出了感叹：苏秦和孙敬虽然头悬梁锥刺股，但他们苦读时没有挨饿，没有家里人的拖累，没有政治上的歧视，头悬梁的日子也没你多。你的这种精神，天地也为之动容啊!末了，他又特地提醒我：长时间把双腿浸泡在水桶里，恐怕为风湿病埋下祸根。

我除了广泛的阅读，也试着写一点习作。每一篇习作我都寄给李老师。李老师总是非常认真地看，给我提出修改意见，不断地鼓励我。有一次，我的一篇八百字左右的文章，他的修改意见竟有一千多字!特地说我的文章一次比一次进步了。我也知道，李老师是为了安慰我、鼓励我才这样说的。

还有一次，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说，陈校长专门问过你的情况。啊，要知道，澧县一中是一所完全中学，校长、老师们和社会上只关注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情况，对初中毕业生的情况是不会列入话题的。而陈校长居然记着我!

不但如此，陈校长还特地允许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书。李老师和陈校长的关怀像春风化雨，长年来滋润着我的心田。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我有几首诗在省级刊物《湖南文学》发表了。我把我的成功告诉了李老师和其他老师，老师们对我取得的初步成功兴奋莫名。这一点，我在另一篇文章《我和母校五十多年的情结》中已作了介绍，在此不再重复。

尽管我的文学细胞存量很少，现在终于让它开始活跃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跨越。我的决心更大了，学习的劲头更足了。我的成功也鼓舞了好多有文学激情的回乡知青，他们不约而同地常常和我聚在一起，谈小说，谈诗，彼此常常交换习作，互提意见。

然而，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武装大脑的几个大队干部，发现我和回乡知青频繁接触，特地向县公安局举报，说我是在组织反革命集团，去津市借书还书被他们想象成在秘密串连。这就导致：1965年省作协通知我参加全省重点作者代表会的信被大队扣压。他们又给《湖南文学》编辑部寄去一封措词严厉的质问信，捏造我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其时，《湖南文学》正准备刊发我的另一首诗，接到这样的信，不得不取消。我痛苦、悲愤，我想向世人刨开胸脯掏出心肺……

我终于忍不住，向大队的几个干部发出质问。我的这次“向基层干部疯狂进攻”的行为为我以后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我的刚刚开始活跃的文学细胞，被寒冰封杀。

这时候，一个未能考上大学的女青年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安慰我，鼓励我，慢慢地，竟对我产生了爱慕之心，并冲破巨大的阻力毅然和我结了婚。我的被寒冰封杀了的文学细胞，在爱情的滋润下，又开始活跃起来。

仅隔一年，文革飙风突起，因为我是头号五类分子的子女，又爱写“反革命”的文章，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还向革命干部疯狂进攻，凑合了我好几个罪行，对我进行了多次关押和轮番的挂牌批斗。

我的书、日记、习作乃至纸和笔都被没收，自学成了无本之木。就在我哀而叹之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由得蹦出了一个想法：都是识字惹的祸，把认识的字一股脑儿丢到爪哇国去!

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和李振瑞老师进行了一次交谈。我向他流露出了灰暗心理。他严肃地问：“你打算破罐破摔?”我没奈何地低下头。他安慰了我几句，反复对我说：“我当年就想到了你可能要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磨难，所以才说那句‘也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打压’。”是呢，当初我没把老师的这句话放在心里，今天老师重提这句话，分明是要我拿出卧薪尝胆的意志，不管前面有千难万险，一定要顶住!顶住!

这句梦中再现的话犹如一点火星，使我已经关闭的机器的油门砰然打开并点火，齿轮又开始了转动!我也坚信这样的日子不可能长期下去。也真是奇怪，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在农业学大寨的没日没夜的超强度的洒热汗的日子里，我大脑里的文学细胞偏偏又开始活跃起来!有个好心人发现了我的不同寻常，偷偷塞给我几张纸和一支圆珠笔，我急忙贴身藏着。平常的日子里，一边气喘吁吁地流着汗，一边把猛不丁地从心里冒出的一个构思、一个诗句在纸上匆匆写上几个字，又急匆匆贴身藏起来。我爱人发现了我的不寻常，每天收工后，她试着和我互相背诵已学过的课文和文学作品，还和我一起把写在纸上的几个字互相补充成一句话，还从这句话中丰富着未表现出来的意思，又和我一起在口头上修改。就这样，在爱人的帮助下，我用盲读盲写的方法继续着我的追求。

无奈活儿太累，有时候脑子里灵光一闪，没容我记住就簌地飞到了天外。我不由得连连敲打自己的脑袋。然而我仍然不离不弃。

一旦心中有了目标，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我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里，我从斗争台上滚回家后，又像往常一样，没事似的拿起笔，想把在斗争台上的感受写成一首诗。我爱人见了，无言的深情地抚摸着我，两行热泪一个劲地流。

有人发现我读书写作的贼心未死，发动小学生天天夜里趴在我的窗口上监视干扰。还加大了对我批判斗争的密度，就这样，好不容易萌发的文学细胞又胎死腹中。

我好痛心，要知道，我现在的年龄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我为我的急于展现的才能没法表现悲愤不已。我多么希望阶级斗争就此打住啊!

一个早晨，我站在澧水边，向着天空，扯破喉咙，把满腔的愤怒化作一声高喊：我要公道啊!

文革后期，阶级斗争的弦略有松动，我要写作的野心又死灰复燃，澧县文化馆几次请我协助编辑刊物。李振瑞老师知道后，立即来到文化馆，和我畅叙分别多年的感受，他没想到我的自学之路是如此艰难，没想到农村的有些干部对阶级斗争的政策执行得如此过火。对于我的好几次刚出现希望的曙光即遭封杀的情况，沉吟半晌，自语似的小声说：俗话说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的生命周期里，某种细胞的活动是呈起伏状的。你每次刚有起色就被打压，刚有起色就被打压，却仍然没把你打垮，可贵!不简单!不然，如果刚有起色时有贵人相助，现在早成果累累了。

说罢，轻轻一笑：“孙悟空保唐僧取经，经历了八十一难呢。”末了，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语录：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啊，我的老师，我已经离开学校快二十年了，您还在关心着我，鼓励着我!

春风终于拂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终于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当上了民办老师，教初中语文。

我站在讲台上，时刻提醒自己：我母校的老师校长对我寄予了厚望，我的爱人为了成就我牺牲了自己的美好前程，我要努力地教好书，要使自己在教学上独树一帜，不能愧对我的母校和我的爱人。

自学的条件好了，我更是一头扎进了书海，忘命地苦读苦钻，常常通宵达旦。

我的教学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我研究探讨的快速写作教学方法获得了中国语文学会的肯定，被评为全国快速写作教学的优秀教师，论文获得了全国一等奖。澧县教研室准备让我担负起辅导全县各中小学的老师快速写作教学的重任。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接受新使命之际，新上任的校长却认为我的教学改革违背了教学传统，给我定位是改革的绊脚石，对我百般刁难。恰好这一年(1998)我转为了公办老师，后顾之忧没有了，向校长怒吼一句：看我在长沙搞出名堂来!毅然内退，来到长沙，登上了大学讲台。

在大学讲台上，我把我探讨研究出来的教学新法开始应用，立竿见影!

我想，要是不到大学来，我研究的方法没法实验，这个胎儿又将被扼杀在摇篮里。

校长见我的教学有特色，效果明显，多次在教师大会上大加称赞。并和我一个人签了一份特殊的约，为的是不让我去别的学校。

校方建议我将教学的方法编成一本教材。于是，教学之余，又投入到了编著中。几个月过去了，《基础写作教程》得以出版。好几所大学都用了我编著的这本教材。

除了上课，我陆续有一些作品在报刊发表，后来加入了省作协。这一年，出版了小说集《澧水向南拐了一个弯》，获得了丁玲文学奖。

不知不觉，在大学已工作了十多年，我也快七十岁了。放假前，校长告诉我：我的晋升教授的报告已报上去了。我笑着说：“校长，我只读过初中，本来，我是没资格来到大学的。”

校长愣了一下，但马上表示要执意留我，说：“梁漱溟、沈从文没有大学学历，他们在北京大学、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谁能比得过他们?”

但我想到还有一个宏伟计划要实现，执意离校回了老家。

回家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每天都在电脑前敲敲打打。

2014年3月，得知湖南省作协有扶持作品出版的计划，我按要求把已经基本完成的长篇小说的有关资料寄给省作协。两个月后，网上公布了这一年扶持的作品，我的在其中。

9月，我的自转体长篇小说《熬红的夕阳》出版了。

好几个作家朋友读了我的这部小说后，有的认为：如果你不经受一辈子的苦难，写不出这部作品。

有的感慨：一个人的苦难是宝贵的财富，你把它开采出来了。

有的说：小说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全新的励志故事，如果能被影视工作人员发现，拍成电视连续剧，肯定引起轰动。

著名作家韩少功读了后，给我留言说：安谋先生好!大作读了，主人公的命运和精神令人感慨和尊敬，文字的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祝贺!我不知道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况，不好为你排队。

我母校现任的校长毛善新捧着《熬红的夕阳》，兴奋的喜色比我捧着小说刚出版时的喜色还要盛。

有人问我以后的打算，我没有回答，只笑着说：“季羡林先生说过，他的真正的人生是从七十岁开始的……当然，我算老几，怎敢与大师相比!只能学习他老人家的精神。不过，他是学成后没法施展才华，我是不让我学，且刚刚起萌就把我打趴……我的人生中的最佳时期已成过去，现在只能尽可能的做一些弥补……”

他“哦”了一声：“是的，您储藏的财富还远没有开采完呢。愿您健康，祝您长寿……”

 

1952届初20班校友  罗安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