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县一中位于古澧州、今澧县。

澧，本为象声词。《楚辞•九叹•离世》中有“波澧澧而扬浇兮，顺长濑之浊流”，此处“澧澧”表现水波荡漾之声音。澧，还表示流水迅疾充沛的速度与力量。汉代应劭的《风俗通•声音•瑟》中有“暴风亟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之说。澧又通醴，意为甘甜的泉水。古文《尚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至唐代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为今文，将其中的“醴”改为“澧”，才有湖南作为地名的“澧”流传下来。澧字今天仍多不为外人识，然澧水声音之和美，味道之甘甜，偶尔还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却饱含在一个“澧”字当中。

澧水，是澧州人的母亲河。

地理与管辖

湖南久有“三湘四水”之说，其中“四水”之一的澧水，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发源于武陵山脉，自西向东注入洞庭湖。古澧州、今澧县，因澧水贯穿其境而得名。澧水八条一级支流，即茹、溇、渫、温、黄、澹、涔、道八水，加上干流澧水本身，合称九澧。九条河流在澧县境内会齐，故澧县素称“九澧门户”。

澧州与澧县，是两个既有区别又难以分剖的概念。简单地说，澧州是一个古代行政区划，它有着比今澧县更广大的辖区。古澧州的辖区，包括今湖南省澧水流域(溇水上游除外)的各县市，以及今湖北省松滋市、公安县的部分地区。但澧县所在区域一直是古澧州的“首善之区”，它集中体现了澧州的历史与文化。反过来说，今天澧县的历史与文化，就蕴含在古澧州的种种文献之中。因此，在对学校文化进行探讨时，我们常常将澧州、澧县交替使用，有时甚至混为一谈。但在地理形态上，则主要考虑今天澧县的版图范围。

澧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西岸，澧水下游，是武陵山余脉向洞庭湖盆地过渡地带。地理位置介于东经111°12′30〞至112°0′5〞与北纬29°16′至29°37′之间。东临安乡县、津市市，南接临澧县，西邻石门县，北抵湖北省松滋市、公安县。全县总土地面积2075平方公里，东西极长85公里，南北极宽60公里，境内山区、丘陵区、平原区、湖区分布比例约为1：1：3：4。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县境西北边陲之太青山，号称“澧州西北诸山之祖”，居澧县、石门、松滋三县界中，周回百里，溪壑纵横，影落数十里外。主峰鸭母尖，海拔1019.5米，为县境之巅。最低点九垸乡出草坡，海拔仅28.2米，为县境之洼。

澧、澹、涔、道四水，贯穿县境。松滋河自鄂西南枝城长江口逶迤而来，沿县境北缘东去。五水交错，如编如织，使澧县自古有舟楫之利，货殖远通三江五湖。故前人论及湘北地理时，曾有“澧实控引荆蜀，襟江带山，与岳常鼎峙，形胜亦綦重”之说。澧县腹地澧阳平原为湖南省最大的平原，湖区则由八百里洞庭淤积而成，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故澧县地理条件十分优越，若由高空俯视，县境自西向东背靠太青山，右傍澧水，左临松滋河，两水在县境东端七里湖交汇，成环绕之势，就像两条玉带缠绕着一方平坦的绿洲。因为藏风得水，澧阳平原素称全国“福地”，极端性自然灾害较少光顾。笔者亲身感受：2008年冰灾时期，某日我因故从长沙返澧，一路上冰天雪地，险象环生。待到北上过澧水进入澧阳平原时，公路上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人来车往，尘土飞扬，令同车人啧啧称奇。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澧县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正在进一步显现：它基本位于岳阳、常德、张家界、荆州四个中等城市的几何中心，也是今天新兴的武汉、长株潭两个城市群的交汇地带。枝柳铁路、二广高速、207国道、302省道交错贯通县境。城市临澧水而居，地势平坦，人气旺盛，自然而然成为湘西北地区和澧水流域的物流集散中心。不仅如此，如今自驾车从澧县去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国内大城市，均可一日抵达，引来更多客商来澧县创业发展。因此，古老的澧州城正迅速崛起为一座新兴的中等城市。

澧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属楚。秦代属慈姑县，隶黔中郡。两汉时期为孱陵、零阳县，属武陵郡。三国时始属蜀，后属吴之零阳、作唐县，分隶天门郡、南平郡。西魏恭帝二年(555)始置澧州。隋开皇九年(589)改澧州为松州，旋复名澧州，新置澧阳县。隋大业三年(607)，改澧州为澧阳郡，辖澧阳、石门、孱陵、安乡、崇义、慈利6县。唐武德二年(619)，复为澧州，仍辖6县。唐天宝元年(742)改为澧阳郡。唐乾元元年(758)复为澧州。宋乾德元年(963)为澧阳军州，辖四县，隶荆湖北路，旋为澧阳郡。元至元十二年(1275)升为澧州路，至元十四年(1277)改为澧州路总管府。明洪武九年(1376)复为澧州，并裁澧阳县入州治，隶常德府，洪武二十九年(1396)改隶岳州府，嘉靖元年(1522)隶分守上荆南道，道署于嘉靖十三年(1534)从岳州移驻澧州。清康熙九年(1670)，裁改分巡上江防道并上荆南道(驻澧州)为分守岳常道，驻澧州。雍正七年(1729)升澧州为直隶州，隶岳常澧道(驻澧州)，辖安乡、石门、慈利、安福4县。雍正十三年(1735)改九溪卫为永定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中华民国元年(1912)，改直隶澧州为澧州行政厅。民国2年(1913)9月废州为县，始置澧县，隶岳常澧道。民国3年，隶武陵道。民国5年隶湘江道。民国11年废道制，直隶于省。民国24年，省内设立行政督察区，澧县先后隶属湘西行政督察区、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第四行政督察区。1949年7月23日澧县解放后，一直隶属常德地区。1988年6月，常德地改市，澧县仍隶属常德市。

从公元555年始置澧州，至1913年废州改县，历时近1400年。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澧州故治(澧阳镇)一直为州以上首府所在地。隋朝时置澧阳郡，是全国190个郡之一，当时所辖的县，比今天县的地域也要广大许多。唐代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二级制，州、郡、府属同级机构，天宝元年前后全国有州、府328个，县1573个，澧置州或郡，辖6县，位置也是较为显赫的。宋代地方行政基本沿袭州(郡)、县两级制，州上面的路为中央分治区域而非地方行政实体。宋初置澧阳军州，为州一级行政区划，军州一般只设置于军事要地，可见澧亦为军事重镇。元代将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区域划分为11个行省，省以下有路、府(州)、县三级，这是我国地方管理中第一次出现省级行政区划。元初设澧州路、澧州路总管府，是比省低一级的行政机构。元代全盛时共有185个路，可见澧州路管辖范围与隋、唐、宋基本相同。明代与郡相仿的是府，至万历朝全国总计有159个府，20个直隶州，235个属州，1169个县，澧州为属州之一。清代地方行政体制沿袭明制，大致分省、府、县三级，省以下有道的设置，为监察区性质而非正式行政区。康熙年间澧州先后隶属岳常道、岳常澧道，道署均驻澧州。雍正年间澧州升为直隶州，仍隶岳常澧道。直隶州是清代地方行政单位之一，直隶于省，与府平行，有属县，长官称知州，正五品。当时湖南省分4道(长宝、岳常澧、辰沅水靖、衡永郴桂)、9府(长沙、宝庆、岳州、常德、辰州、沅州、永顺、衡州、永州)、4直隶州(澧州、靖州、郴州、桂阳州)、5直隶厅(乾州、风凰、永绥、晃州、南洲，不辖县)。

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上荆南道移驻澧州，到康熙九年改为岳常道，雍正七年改为岳常澧道，再到民国3年(1914)改岳常澧道为武陵道并迁道署至武陵，澧州古城作为行政中心管辖湘西北岳州府、常德府和澧州共达380年。

由此可见，在长达近1400年的时间里，澧州一直是相当于今天地市级的行政区划，而澧州城则是澧水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社会演进

已有的考古研究证实，早在20多万年以前，即有先民在澧境生息繁衍。9000年前，澧州先民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公元前1300年，开始养蚕取丝，引种荞、麦、高粱等旱粮作物。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澧境被纳入楚国版图。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澧境成为战略要地，大批楚国移民来此垦殖，经济得到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得到较大发展。楚怀王六年(前323)，澧水已有木船航行。澧境出土的诸多楚遗址、楚墓葬所呈现的文物，体现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楚文化。

西汉末年王莽之乱，导致中原移民大量徙居澧境，使得当时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得以传播。澧境开始兴修水利，改造自然条件以发展农业。唐永徽三年(652)，唐高祖李渊之十二子、彭王李元则出任澧州刺史。彭王治澧期间，“折节砺行”，“惠政在澧，故澧人祀之”，死后谥号为思王。至今，澧水南岸有彭山、思王庙。明代澧州人、尚书李如圭有《颂彭山思王》诗：

雄才宗室寄干城，刺史分符万里行。

德在民心崇祀远，功施社稷荷封荣。

半山落日鸦声乱，古庙高松鹤影清。

瞻仰英风频感慨，断碑开藓读遗文。

自彭王治澧之后，澧地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经济发展较快。晚唐澧籍诗人李群玉有《引水行》诗：“一条赛玉走秋泉，引出深萝洞口烟。十里暗流声不断，行人头上过潺湲。”说明晚唐时期澧境山区农民抗旱灌溉，已经开始用类似筒车的工具引水上山。

南宋迁都临安，中原居民再次大量南移澧境，加速了澧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湖区大量垦殖，耕地增加。山区丘陵区的农民，广泛运用高架筒车引水上山。人口繁衍加速，百年间，户口增加5倍，人口增加4倍。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发展，兴办县学，修建文庙、书院。但元末因为战乱，又导致人口流徙，田园荒芜。

明朝开国之初，官方大量移民，澧县人口又大量增加。此后，社会渐趋稳定，吏治较为整肃，经济由复苏逐渐走向繁荣。洪熙元年(1425)，华阳王朱玉自武冈徙封于澧，仍袭华阳王号，此后在澧地繁衍11代凡221年(其王府就在今澧县一中校园内，三凰山、白鹤井、屡丰亭为其遗迹)。华阳温懿王朱宣墡的《夏日即景》诗描绘了当时的景象：

绿暗长槐暑气清，藕花蒲叶满塘生。

常随彩笔因诗设，自钓新鱼为客烹。

点破夕阳双翡翠，织穿堤柳一仓庚。

科头剩醉千杯酒，消尽人间万古情。

此处“翡翠”为翠鸟，“仓庚”为黄鹂鸟，“科头”指酒酣耳热后摘掉帽子，可见当时的太平景象。民国初年九澧女师(澧县一中发端之一)第二任校长田东溪曾就华阳王府遗址题写了一幅名联：

读欧公丰乐雄文，流风未沫;

吊帝子藩封遗址，落日无言。

明嘉靖、隆庆年间，长江北穴口堵塞，沙水南侵，洞庭湖淤积加剧，加之植被渐遭破坏，湖区水患激增。为应付这种变局，湖平区广修堤垸，以御洪涝。有明一代，县境有堤垸15处。农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始植棉、麻、油料等经济作物。但明代澧县人口并无大的增加，至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州直辖区居民仅有5079户，32118人。

清雍正年间，湘西湘北土司归流，澧州升为直隶州，州直辖境内设3驿29铺，屯有重兵，已为屹然重镇。清初至中叶，当政者实行轻徭薄赋、奖励围垦、鼓励生育政策，由是耕地、人口大增。嘉庆二十一年(1816)，州直辖区有居民60950户，30.031万人。围垦高峰时，大小堤垸达221处，至清末归并、溃决后尚存111处。有清一代，澧境水稻、绿肥轮作普遍推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农业得以快速发展。康乾时期，已成为驰名江南的鱼米之乡，每年均有大量稻米漕运京都，棉花产量在湖南各县中居第二位，享有“稻油丰稔甲湖广，棉桑夙著震九州”的声誉。

中华民国时期，西方科学技术与先进产品向内地渗透。1920年代，县辖津市镇创办轮船运输公司。同时，筑成澧常公路，县境开始通汽车。邮政、电话、电报、银行等现代设施和行业相继在津市、县城出现，并向乡镇延伸。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前后，华东、华中沦陷区巨商大贾云集津市，津市出现空前的畸形繁荣，时有“小上海”之称。但就整体而言，由于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等原因，当时农业生产并没有得到良好发展。中华民国38年(1949)，全县仅产粮17万吨，产棉2100吨，产油菜籽336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澧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先后开展了筹粮支前、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活动。这期间，虽然承受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但总体上全县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国家从1953年起实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澧县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5.4%。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受盲目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以及“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影响，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减1.14%。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年均递增6.4%。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受到干扰和破坏，但澧县干部群众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左的干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积极兴办工业，国民经济仍然得到较快发展，年递增10.6%。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澧县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年均递增达11.7%。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年递增13.7%。198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7894万元，比1950年增长22.14倍;国民收入42241万元，人均501元。

1949年至1989年的40年间，澧县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累计投入劳动工日42617万个，投入资金9426万元，完成土石方55006万立方米，建成旱涝保收农田70.74万亩，其中自流灌溉面积64.09万亩。1986年和1987年，全国性农业现场会两度在澧县召开。1989年，全县总产粮食51万吨、皮棉9200万吨、油料3.9万吨，成为湖南省商品粮棉油基地、全国优质棉基地。

同期，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1989年，全县有工业企业8617家，从业人员86300人，10个产品获国家部优和省优产品称号，工业年产值达49850万元，创利税2038万元，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8.7%。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县引进外资力度加大，民营工业蓬勃兴起，农业结构趋于优化，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

到2009年末，全县总户数333534户，总人口927807人。在总人口中，农业人口754853人，非农业人口172954人。人口自然增长率5.5‰。2009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126.5亿元，比上年增长12.3%。其中：一产业39.7亿元，同比增长6.8%;二产业41.7亿元，同比增长18%;三产业45亿元，同比增长12.2%。三次产业构成比为31.4：33：35.6。人均GDP为15786元。县财政预算总收入45977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32849万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80.8亿元。全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3807元，比上年增长17.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21.7元，比上年增长10.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010.9元，比上年增长11.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513.3元，同比增长13.7%;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107.4元，同比增长4.2%。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政府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注重帮扶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年内实施农村贫困家庭转移就业援助1200户，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数94147人，新增城镇就业人员4738人，城乡困难对象就业援助1000人，其中援助困难家庭大学生就业160人。新增城镇廉租保障住房1660户;发放廉租房租赁补贴1200户;建设廉租房168套;建设农村安居房142户。改扩建乡镇敬老院2所，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达到143元，农村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达到55元。政府主导职业技能培训7688人，阳光工程培训2193人，残疾人职业技能及实用技术培训232人。建设(改造)乡镇卫生院5所，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65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补偿率达45%以上，并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统筹试点。另外，改造县乡公路14.8公里，新建通村水泥路244.8公里。

纵观澧州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澧州拥有悠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就发展的量和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无疑是最好的时期。这里面固然主要是国家政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原因，而人才支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1949年新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澧县人民政府就非常重视教育工作，澧县教育从1950年代起就处于省、地领先位置，最终对60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支持作用。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人文素描

澧州城东南古城墙上始建于明代的遇仙楼，至今镌刻有一幅楹联：

八百里秋水洞庭，溯源此近;

二千年美人芳草，把笔谁来?

对联的作者是朱贞白。此中关键词，是“美人芳草”。两千多年前，屈原行吟沅澧而写《离骚》，有“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等经典名句，屈原的节操风范对澧州大地的影响至深至远。汉代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於君。”故后人多以“香草美人”比喻忠贞贤良之士。国学大师文怀沙则说，一部《楚辞》，可以用“美人芳草”来概括。可见，“二千年美人芳草”，泛指澧州大地以屈原为代表的人文精神。

然而，澧州人文精神的渊源远不只此，它还可以在更深远、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进行考察。

澧州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堆积着丰厚的文化遗存。1983年，国内外生物学家在澧县百岛湖发现大批距今3.5亿至4亿年的古生物化石。1987年至2001年，国内外考古学家在县境内发现分布密集、时序连贯、文化典型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310处，其中虎爪山遗址出土的朵石石器距今50万年，鸡公垱遗址出土的大量打制石器距今10万至30万年。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距今约9000～7600年的彭头山遗址是其典型代表，被命名为“彭头山文化”，已写入大学教科书。1997年在八十垱遗址发掘出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15000多粒，展示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被学术界命名为“八十垱古稻”。出县城往西北方向行进13公里，有一座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为中国最早的古城，1993年和1997年曾两度被认定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1995年3月2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澧县亲笔题写“城头山古文化遗址”。 1996年至2000年，国务院将彭头山、八十垱、城头山三处遗址先后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这些遗址作为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中国早期文明起源、早期城池起源，被刻入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

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澧州山美水美，钟灵毓秀，因此自唐代以后多为王公贵族藩封之地。皇子皇孙、皇亲国戚藩封在澧地为王或任行政长官者达19人。有唐一代，除皇子李元则出任澧州刺史外，还有元和元年(805)宪宗第二子李宽封为澧王;宝历二年(826)宪宗第十一女岐阳庄淑公主之驸马杜悰出任澧州刺史;开成四年(839)宪宗第十女郑国温仪公主之驸马韦让出任澧州长史。

此外，在澧地任职的官员，不少人都先后担任朝廷重臣，或在澧地留下千古流传的德政。如唐代澧州刺史李泌为四朝元老，官至宰相;澧州刺史张署由侍御史贬，曾与韩愈“白简趋朝曾并命，苍梧左宦一联翩”;澧州刺史李建后任刑部侍郎、太子太傅;澧州刺史李景俭后任谏议大夫、少府监;澧州刺史李肇先任左补阙，后加朝散大夫;澧州刺史杜悰先以驸马都尉出，后任京兆尹、宰相、太傅、太师;澧州司马高霞寓由邓隋节度使贬，后任右金吾卫大将军、太保;澧州别驾柳晟后任金吾卫大将军、太子少保。宋代澧州知州张从吉后任南广东西路安抚使;澧州知州史方后任右侍禁、西京作坊使;澧州知州郭逵后任礼宾使、左卫上将军;澧州知州李平西后任司农少卿;澧州知州罗荐可后任左朝请大夫;澧州知州杨大异由大理寺丞出，后任湖南安抚司参议;澧州通判陈恕由大理寺评事出，后任尚书左丞;澧州通判管师仁后任资政殿学士;澧州推官陈彭年后任刑部侍郎参知政事、左仆射。元代澧州路总管刘好礼后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明代澧州知州甘为霖后任工部尚书加少保;澧州知州王志远后任户部员外郎中、礼部郎中、湖南按察使。清代岳常澧道道台韩崶后任刑部尚书;澧州知州汤调鼎、张圣宏、朱士华、徐升贞、陈廷弼、武廷策、宋永穆、曹景濂、石为埙、黄炎、单含、何璘、锡尔达、涂跃龙、谢攀云、张映蛟、彭世昌、刘正本、安佩莲等，勤政爱民，简刑息讼，举废兴学，澧人感其德，为之树碑立传，建祠立祀。

在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中，官府是主导社会风尚的决定因素。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些有作为的主澧官员，都是饱读诗书、德才兼备之士，他们持续地以儒家文化熏染澧州大地，逐渐形成了澧州社会大气、厚重、包容、进取的人文风尚。

古代澧地，佛教文化也相当发达，曾有“法雷九州震响，名僧誉满天下;佛坛兴盛发达，寺院光显祖庭”的辉煌历史。佛教于西晋永嘉元年(307)传人澧地并修建石墨寺，此后100年间，又建成20座有影响的佛寺宫院，日渐传播到唐中期，造就了不少影响整个中国佛禅文化发展进程、具有当今海内外禅宗祖庭魅力的名山名寺;也修炼出了一批道行智慧名播海天佛国的高僧佛祖，澧浦“唐僧”曾哲、灵远、大津3人分别泛海西游，远渡印度古国，与先前到达的广东高僧义净留学寺院，取回了不少真经。大津在唐永淳二年(683)至天授三年(692)留学十载，与义净译出十卷佛经和两部纪传新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带回长安，呈送朝廷，曾先后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至今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龙潭寺高僧崇信传法于宣鉴禅师，宣鉴赴常德德山住持并创乾明寺，以“棒杀”纳子闻名于世，成就了“天门”、“法眼”两宗;药山寺高僧惟俨禅师下传和再传的曹山本寂所确立的思想，成为中国禅宗的一大宗派;钦山寺高僧文邃传法于鉴真禅师，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扬“曹洞宗”佛禅。还有一些寺僧曾分赴东南亚弘扬澧浦佛光，使钦山寺成为日本、韩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佛教界崇敬拜谒的祖庭。此外，道教自东晋升平年间(357～361)、天主教自清光绪九年(1883)、基督教自清宣统二年(1910)传入澧地，也对澧县乃至澧水流域宗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澧州人文精神的积淀，还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澧州城古为由中原南跨长江后的第一重镇。由于澧水的一条重要支流涔河穿越澧阳平原，旧时又多以涔阳代指澧州。屈原《九歌•湘君》有“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楚考烈王熊完《思旧歌》有“洞庭兮木秋，涔阳兮草衰”;“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江中望月》诗有“江水向涔阳，澄澄写月光”;张九龄《初发江陵有怀》诗有“极望涔阳浦，江天渺不分”;刘长卿《赤沙湖》诗有“秋水连天阔，涔阳何处归”;戎昱《寒食涔阳》诗有“寒食涔阳诸小儿，齐歌齐舞带花枝”;孟浩然《夜渡湘水》诗亦有“行侣时相问，涔阳何处边?”南北跨越澧阳平原的古驿道被称为“涔阳古道”，是当时中国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在这条驿道上留下过许多蹇臣迁客、文人雅士南来北往的足迹，他们有的在州城换马留宿，有的短期寄寓或长期居住在澧州，从而使澧州成为中原文化与湘楚文化的重要融合地，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

2005年，澧州人编撰了一套丛书《澧州文化之旅》，其中一本为《历代名人咏澧州》。该书由原澧县一中教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雍文化先生作序，这篇序可作为对这种独特文化现象的精辟概括：

自来山川灵秀之气，必发于达士贤人，或道德，或事功，或文章，即使不显于当时，亦必将传之后世;而达士贤人之嘉言懿行，清词彩笔，其流风余韵，或启沃人心，或广为传播，使山川为之增色。此即天人合一、人杰地灵之谓也。

澧州，南通川原错汇之黔滇，北连烟波浩渺之郢鄂，东控沃野千里之江汉，西接云气混茫之夔巫。钥锁荆襄，驿驰中国。山川灵秀之气锺于人物，车胤、李群玉、范文正公于是出焉;而屈原、宋玉、王粲、沈约、江淹、谢眺、卢照邻、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岑参、刘长卿、韦应物、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李德裕、杜牧、李商隐、司空图、寇准、范仲淹、苏轼、黄庭坚、晁补之、李纲、范成大、何景明、杨慎、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谭元春、查慎行、陶澍、林则徐、何绍基、王闿运等藻绘歌吟，使澧浦芳兰、仙眠水竹、车胤萤囊、范公墨沼，乃致涔水斜阳、洞庭远涨、潇湘夜雨、云梦朝霞，得以蜚声天下，流誉干秋。

是则奇伟绝特之山川，明达蕴藉之人物，共生共荣，相依相倚。故一方要政，首莫过于施行教化，养育人才。物有尽时，精神永在;人为灵长，贵莫于思。是以武陵桃源因陶令而生;黄州赤壁以坡公而显;王谢祓禊，兰亭方享清誉;欧公醉卧，琅琊始有令名。

时有治乱，物有废兴。今当国运昌隆，人民安逸，弦歌宴乐之会，舟车游旅之行，日见其兴盛矣。苟于其时，略用余资，重修文物，使三闾大夫庙、马伏波祠、清化驿双松馆、仙眠洲水竹居、范文正公读书台、车武子囊萤处，甚至姜女庙、遇仙楼、兰江书院重具规模，再焕异采，于接续文物、称盛明时、教化后代，功莫大焉。

诸公握览高君守泉编纂之《名家咏澧》，读余小序，必有所感焉。

澧州城旧有内八景和外八景，清代地方志《直隶澧州志》(清同治十三年修撰，1980年澧县档案馆整理翻印，2002年澧县档案馆校勘重印，下同)、明代地方志《澧纪》(明万历三十八年刊行，高尚志撰;高守泉校注，2010年名家出版社出版，下同)均有记载，亦可从中感悟到浓厚的澧州文化气息：

内八景

三凰山 在城西隅，明华藩所筑。下有小田七丘，王躬耕以供粢盛者。山小而高峙，周以花木，四时芳茂，异鸟送声，可倚可眺，宜暑宜雪。每廛烟霏微，登顶时鳞居环呈，槛底有一卷千仞之概。

清风岭 北门内。地势颇高，形似岭，因名。值盛夏晚际，岭头清风徐来，披襟当之，翛然称快。

八角井 在棚厂街。每立春日先以鸿毛掷下，届时毛自上升，郊迎以为候。楚谚云：“常德更鼓澧州春。”

明月池 在东府堰西，唐校书李群玉游息之所。池形似月，旁有台。又相传底印明月，阴晦常见。(《澧纪》载：澧阳八景称“月池晴波”。寓贤尚书李充嗣有句云：“丝牵珠斗波心动，风绉银蟾水面飞。”)

东府堰 在副戎府署前。春冻初解，池面竹叶梅花，如缕如绘。底有神醴，每游泳时，则波纹如绣。且柳漪罥风，荷香袭月，仙楼倒影，清笛远音，最足人遐思。

洗墨池 在城西隅，明华藩府内，乃宋范文正公读书处，至今池水如墨。(详《古迹》：旧志(洗墨)池在兰江驿，后建溪东书院。按兰江驿，旧在西城州署旁，明易建藩府，乃迁驿于澧水之阳，今池在现废藩府内。大抵名人游寓之所，工书耽诵，则其池多以洗墨洗笔名。安乡文正读书处，有二池，因以洗墨与朱分名之。其水石草虫之赤与墨，亦犹蕉窗雨声，适协人企想。好事者复缘饰之，不必遗沈能染之黑且赤也。)

金牛池 近金穿门，池浅而狭。相传昔有牛卧此，毛皆金色，居民叱之，穿城而出，因名其池曰“金牛”，门曰“金穿”，又曰“牛穿”。(详《纪闻》：澧城西北隅内有池，浅而狭。相传昔有牛卧池内，毛皆金色。居民逐之，穿城而出。至彭山大风门前，牛背上有一儿，与凡牧儿戏，夺所持竹筒，溲溺其中，倾之，皆成金珠。而归告其父，追之。至覆船洲，踏一牛迹于石上，至今显然。递追五十里，至山边不见。因即牛穿之穴，为城门，名池曰金牛池，门曰牛穿门，又曰金穿门，所至堰曰金儿堰，山曰牛伏山。)

遇仙楼 东南隅城上。宋乾道中，太守乔逊遇吕仙，构此。雍正十二年修文庙，乃移去磉石，犹存。又有遇仙桥，事同，有诗。(《澧纪》载 遇仙桥：桥东有遇仙楼，俱在明月池东。楼为正德庚辰知州桐城余珊创建。自为记曰：宋太守逊遇吕仙之所也。见《存外纪》：乾道初，澧州有一道士，衲衣鬟髻，箬笠草履，行乞于市。暮憩于玄妙观，或卧沙滩上，人莫能识。一日，乘醉过玄妙观西小桥，值乔公出。犯前行，乔公怒，命执之，将逮以罪。道士曰：“吾醉矣!吾醉矣!弗能辞。”乔公命下狱诘。朝引问道士，亦无言。乃援笔赋诗曰：“暂别蓬莱到澧州，偶遇太守问踪由。家居北斗星杓下，剑挂南宫月角头。道我醉时真个醉，知他愁时怎生愁。世间俗事难分别，身跨白云归去休。”书已，遂乘云升空，冉冉而去。乔公怃然，始知为吕仙，时三月三日也。)

三凰山、洗墨池均在今澧县一中校园内。

外八景

兰江绣水 城东二里许。水至此，旋折如绣衣。范文正公尝游此。按九澧无名兰者，以《楚辞》“沅有芷兮澧有兰”，其浒多兰，后人遂名江也。更以《水经》有“其水如绣”之注，名绣水于此。

仙洲芳草 南门外仙眠洲。相传汉钟离权传唐吕纯阳水火丹法处。洲上暑夜无蚊，人以为仙尝眠此故也。

凤堰水月 东门外凤凰堰，中有洲，上为水月庵。月夜水光相涵印，尘氛净洗，几不知庵居接迩城市。桂阳范璜尝饮此，谓有湖心亭、烟雨楼之胜。

龙寺晓钟 北门外，西有龙潭寺，为崇信禅师道场。值晓风残月，梦回酒醒，钟声悠扬清澈，足以惕昏振聩。钟以铜铸，大小各一，明华藩造。铭其上曰：“掂斤逗两几多年，陶炼功夫澈性天。但看作家椎下力，一声唤起老龙眠。”寺前有老龙潭，周金刚焚经台，斗笠山，云仙人挂笠处。

彭峰迭嶂 州西南。彭山与钦山雷峰相连，堆蓝积翠，四时一色。昔人九日登高多于此。全州形胜，一览毕现。(《澧纪》载：澧阳八景称“彭巅翠峰”。尚书李充嗣有句云：“雨过松坛滋石藓，鸟穿萝经入烟霄。”)

关山烟树 州东二十里。山有古木千本，郁蔚烟岚之中。每天将雨，必有云气一缕上升。占望多验。

珮浦渔歌 因《楚辞》“遗余珮兮澧浦”，以为诸浦通名，无定指也。澧民多业渔，棹歌互答，与欸乃声相送夕阳，晒网洲渚，酬唱杂沓，佳江景也。

桃潭春涨 桃花潭在城北三里许。潭口之上，石桥横焉。一湾柳絮，两岸桃花，三篙碧水，几叶渔舟，纡曲八九里。纹波锦波之中，凫鸥近客;云树烟村之里，鸡犬皆仙。谁其问津者?

综上所述，澧州自古为人文荟萃之地。她隽秀、深邃、空灵、悠远，既恬静柔美又坚韧挺拔，既无限包容又个性鲜明。在这里，文化就像洞庭湖滨生机勃勃的苇草，离离漫漫，绵绵不绝。

早期的教育

在考古研究中，澧阳平原已发现原始社会遗址400余处，是我国目前原始社会遗址最多，内涵最丰富，显示原始社会历史发展脉络最完整的一个地区。澧阳平原分布的400余处原始社会遗址，澧县境内有近300处，其中有距今约20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有距今约15万年至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距今5万年至2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有距今9000年至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有距今7000年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有距今5300年至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原始社会遗产这样密集，而且时代高度连贯是国内仅有的。它们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史前发展的剖面图，一种悠久文化发展的演变线索。

约9000年前，澧阳平原的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彭头山、城头山发掘的文化遗存表明：澧州先民不仅学会了磨制石器、烧制陶器、饲养家畜、栽种稻谷、建筑房屋，而且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城市雏形，比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早约1000年，将中国城市文明的诞生提前了1000多年。

考古学家在澧县彭头山文化群中，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稻作文化遗址及以集体生产为目的的农耕聚落，彭头山遗址聚落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而八十垱遗址聚落壕沟与古河道所环绕的面积达到3.7万平方米。这是迄今为止在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农耕聚落。由于彭头山遗址首次发现了8000年前的稻作实物，专家称完全“有理由把彭头山遗址的稻作遗存作为我国8000年以前即已存在稻作农业的标志”。到目前为止，国内成批出土木耒、木铲等农具的古遗址，最早是彭头山文化群之一的八十垱遗址。

在彭头山遗址中，还出土了有通气孔的陶制支锅架，这是人们发明用火之后，以陶支锅架取代支锅石的第一批实物资料，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中国炊具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有通气孔的陶制支锅架的发明，意味着当时人们虽不懂得“氧气”这个现代名词，却已发现氧气助燃的原理。在该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作装饰用的精美小石棒，有些小石棒上面和底部刻有神秘的微型“+”符号，这是迄今为止在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微型雕刻小石棒。西方学者把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神像身上刻画的“+”形象形符号，当作“世界第一字”，但彭头山稻作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质装饰品上刻画的“+”形符号要比它早两三千年。

教育的发展必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步。这些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也昭示着澧州大地的早期教育活动。

我国比较正规的教育制度或许从夏代开始建立。《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到西周时期，国家实行“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公元前519年，周室王子因与周敬王争夺王位失败，携带王室文物典籍逃奔楚国，使东周文化下移到荆楚，并与城头山文化、楚地巫文化相结合，诞生了独具特色的楚澧文化。公元前298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末期——正处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澧地出现了一些彪炳千秋的“轴心人物”：屈原、宋玉、楚王子熊完、楚丞相申鸣。他们或行吟澧沅而浩歌“澧有兰”，或隐居道澧而愤书《九辩》，或泣唱“去千乘之家国”而寄情涔阳，或“杀身全孝”以播洒忠孝的种子，从而铸就了以“屈騒宋赋”为水准的楚澧文化辉煌之页。而澧州大地出土的大批楚简、帛书等，特别是澧阳平原地区近几十年考古发现的成千上万件文物器皿，更说明了先楚时代这里文化的发达。《管子•大匡》记载，自春秋中期以来，荆楚之地就形成了“楚国之教，巧文以利”的传统。这些传统无疑是九澧地区原始教育活动的结晶。

最早的书院

澧州成建制的教育机构的发展，基本与全国同步。《直隶澧州志•学校志》称：

学校之制，莫盛于成周。其在《记》曰：“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校。”其校之有比年、中年、三年、九年之期，等而升之，可谓详矣。我国家文教覃敷，尊隆学校，释奠释菜有庙，教礼乐、教诗书有堂有斋。师儒有官，弟子有员，廪膳有额。复颁给书籍，稽核学田，月有课，岁有考，三载有乡会试。上自公卿以及州县之长，皆于是乎!求其所以造就而作兴之者，无异于成周也。夫学校为人才所自出。故求木者于山，求鱼者于渊，求才者必于学校。

到西汉时，我国教育机构已有一定建制。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吏多系儒者，对修缮学宫，提倡兴学比较重视，郡国学校得以普遍建立，官学私学交织发展，形成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汉末建安以后经魏晋南北朝，长达400年间国家经常处于战乱、分裂之中，官学或兴或废。隋代重归统一，但由于立国较短，虽隋文帝、隋炀帝皆设庠序、郡县之学，但“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盛唐时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官学繁盛，地方官学除在府州和县设有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设有直辖于太医署的府州“医学”，直辖于中央礼部之祠部的府州“崇玄学”。

这一时期，还诞生了另外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书院。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开元年间(713～741)的“丽正殿书院”和“集贤院书院”，起初只是“朝省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而且多由民间开办。后来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以及教育从“口授弦诵”到“视简而读”的教授方式的转变，原来主要用于聚书、藏书的书院，又演变成集藏书、读书、讲书、著书、刻书、祭祀于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随着书院的发展，唐代官方逐渐承认书院“收徒讲书”的资格，经唐玄宗一代君臣“广学开书院”的倡导，各地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遂日渐流行。

澧州官学起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最早的书院始于唐代，则是有据可查的。

史志记载最早建于唐代的澧州书院有两所，一所是大历年间兴建的车渚书院，一所是稍后兴建的文山书院。这两所书院分别与澧州历史上两个名人有关。

车渚书院缘起于因“囊萤夜读”而流传千古的车胤(约333～401)。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郡(今澧州)人，自幼聪颖好学，恭勤不倦。因家贫买不起灯油，夏季则以练囊盛萤火虫照书，夜以继日。车胤最终因博学知闻而享誉朝野，先后任荆州从事、别驾征西长史，累官至吏部尚书，两度封侯，一生刚正忠勇，深孚众望，其刻苦自励精神，尤为历代士子传诵仿效。

车胤故里为今津市市新洲镇车渚村，此地旧有“囊萤台”。宋代诗人王齐舆有《儒生墓》诗：

儒生骨朽名犹在，高冢相望已乱真。

只认夜深萤聚处，便应泉下读书人。

唐大历年间(766～779)，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唐代名臣李泌(722～789)出任澧州刺史。因澧州旧城的城池损毁严重，李泌曾在今天的新洲镇另筑新城，并命名为“车城”。明崇祯年间进士刘宣所撰《澧州新城市碑记》载：“武子学笃而挥廓，桓温引为博士，卒为吏部尚书，是必在奇山异水，笃生斯人，故至唐而李泌城之。”在修筑车城的同时，李泌在车胤故里建起了澧州第一座书院——车渚书院。由于李泌来澧的准确时间是大历十四年即公元779年，故车渚书院的兴建在公元780年左右。

文山书院缘起于晚唐著名诗人李群玉(约807～858)。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元代西域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记载：

群玉，字文山，澧州人也。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诗笔遒丽，文体丰妍。好吹笙，美翰墨。如王、谢子弟，别有一种风流。亲友强之赴举，一上即止。裴相公休观察湖南，厚礼延致之郡中，尝勉之曰：“处士被褐怀玉，浮云富贵，名高而身不知，神宝宁久弃荒途子其行矣。”大中八年，以草泽臣来京，诣阙上表，自进诗三百篇。休适入相，复论荐。上悦之，敕授弘文馆校书郎。李频使君呼为从兄。归湘中，题诗二妃庙，是暮宿山舍，梦见二女子来曰：“儿娥皇、女英也，承君佳句，徽佩将游于汗漫，愿相从也。”俄而影灭。群玉自是郁郁，岁余而卒。段成式为诗哭曰：“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男女累，谁哭到泉台。”今有诗三卷、后集五卷行世。夫澧浦，古骚人之国。屈平仁遭谮毁，不知所诉，心烦意乱，赋为《离骚》。骚，愁也。已矣哉。国无人知我兮，又何怀乎故都委身鱼腹，魂招兮不来。芳草萎薾，萧艾参天，奚独一时而然也。群玉继禀修能，翱翔大化，人不知而不恤，禄不及而不言。望涔阳之亡极，挹杜兰之绪馨，款君门以披怀，沾一命而潜退，风景满目，宁无愧于古人。故其格调清越，而多登山临水、怀人送归之制，如“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等句，已曲尽羁旅坎坷之情。壮心千里，于方寸不扰，亦大难矣。

李群玉在京城弘文馆供职三年后辞归，51岁时去世。光化三年(900)，唐昭宗诏准著名诗人韦庄的奏请，承认李群玉为“遗贤”，追赐进士及第。李群玉是晚唐享有盛名的大诗人，同代著名诗人周朴称其“群玉诗才冠李唐，投书换得校书郎”;另一著名诗人李频也说他是“逍遥蓬阁吏，才子复诗流”。《全唐诗》录存其诗260多首。

与文山书院密切相关的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澧州人、李群玉堂兄李宣古。他考中进士又无意仕途，终身从教，培养出了两名进士。《唐才子传》对李宣古亦有记载：

宣古，字垂后，澧阳人。会昌三年卢肇榜进士。又试中宏辞。工文，极俊，有诗名。性谑浪，多所讥诮。时杜悰尚主，出守澧阳，宣古在馆下，数陪宴赏，谐慢既深，悰不能忍，忿其戏己，辱之，使卧于泥中，衣冠颠倒。长林公主素惜其才，劝曰：“尚书独不念诸郎学文，侍士如此，那得平阳之誉乎?”遣人扶起，更以新服，赴中座，使宣古赋诗，谢曰：“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觱栗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解饮萧郎眼似刀。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挼去使人劳。”杜公赏之。后二子裔休、儒林皆中第，人曰：“非母贤待师，不足成其子。”今诸集中往往载其作，有英气，调颇清丽，惜不多见。竟薄命无印绶之誉，落莫自终。弟宣远亦以诗鸣，今传者可数也。

为何说文山书院缘起李群玉，而与李宣古密切相关?因“澧州二李”当时声名远播，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才华横溢又无意仕途，性情自由旷达。唐长庆四年(824)，年轻的李群玉从乡下东溪七里庄迁居至州城附近的仙明洲(一作仙眠州)水竹居，不久写下著名诗篇《仙明洲口号》：

长爱沙洲水竹居，暮江春树绿阴初。

浪翻新月金波浅，风损轻云玉叶疏。

半浦夜歌闻荡桨，一星幽火照叉鱼。

二年此处寻佳句，景物常输楚客书。

公元827年，著名诗人杜牧来澧州探亲，因澧州刺史、殿中驸马都尉杜悰是其堂兄。杜牧与“二李”结识，一见如故，引为知己，极力主张李群玉赴京应试，但结果蒙辱落第。此后，李群玉不再应试，“十年侣龟鱼，垂头在沅湘”，读书自娱，吟咏自适，同时也卖文授徒，直到公元836年外出游历。另一方面，杜悰任澧州刺史期间，礼聘李宣古担任杜府家塾教师，教导自己的两个儿子。因其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深得杜悰和岐阳公主器重。太和四年(830)，杜悰澧州任满奉调，但并没有将两个儿子带走，而是将他们留在澧州，继续师从“二李”。于是，“二李”利用水竹居这块风水宝地创办文山书院，以授徒讲学和赋诗著文为生。数年后，杜悰官至宰相，在他的支持下文山书院发展成为澧州最高学府，杜悰的两个儿子杜裔林、杜儒林双双考中进士，李宣古声名鹊起，远播大唐朝野。其间，李群玉写了《书院二小松》一诗：

一双幽色出凡尘， 数粒秋烟二尺鳞。

从此静窗闻细韵， 琴声长伴读书人。

这是澧州的书院第一次见诸文字。

车渚书院和文山书院，是澧州最早的书院，两所书院建立的时间相隔50年，但车渚书院留下的记载相对较少，所以后人又多以文山书院为澧州最早的书院。如《洞庭史鉴》认为，“洞庭湖区(此指环洞庭湖的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岳阳及荆州江南的滨湖县、市、区)最早的书院是唐代咸通年间(860—873)或以前兴建的澧县文山书院，位于今澧县城关镇仙眠洲，李群玉读书处，以李群玉号文山而得名，至清末废。其次是唐咸通中至乾符年间(866——879)所建车渚书院，位于今津市新洲镇车渚村，相传为晋车武子(车胤)囊萤读书处。先是官修‘车胤祠’，后失修荒废，元大德五年(1301)五月，官办民助重修三间两进书院(又名萤渚书院)，至清末改为彭山学堂。”此处关于车渚书院的创办时间有误。车渚书院应该是创建于唐大历年间(766—779)。

纵观澧州在唐代的两座书院，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发展较早。如上所述，车渚书院早于文山书院50年，而近几年书院文化研究表明，澧州文山书院不仅是环洞庭湖地区最早的书院，也是全国现已查到的唐代49所书院之一。这49所书院中，有地方史志记载的40所，有《全唐诗》诗具体描述的14所。而地方志和《全唐诗》均有记载、具有“双重证明”的仅4所，文山书院就是这4所之一。这表明当时的澧州教育较好地顺应了全国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二是因名人而生。车渚书院缘起车胤，文山书院缘起李群玉，他们的伟大人格和出众才华成为书院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三是书院虽由民办，但一开始就有官方背景。车渚书院由刺史李泌倡办;文山书院实际上是在刺史、宰相杜悰支持下办起来的。没有官方支持，书院开办肯定会困难得多，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开办。四是书院肇始就具有“开课授徒”和培养人才的职能。试想，如果没有杜悰的两个儿子从文山书院考中进士，文山书院、李宣古或许至今默默无闻，书院也就谈不上发展了。这些基本特征，对唐以后的澧州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书院与官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代以后澧州教育的发展，基本与全国同步。至宋代，地方官学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开始普遍设立，朝廷诏令诸州府军监立学，学生200人以上允许设置县学。徽宗崇宁元年(1102)撤销限制，所有州县一律置学，并设博士、助教等学官。南宋自绍兴十八年(1148)恢复各地县学后，又于理宗景定三年(1262)诏令设置各县学主学，专职主管县学学务，从此改变了北宋徽宗朝以来由进士出身的县官兼管学务的状况。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路、府、州、县四级均有相应学校，但并未普遍设立。明代前期是地方官学兴盛时期。明太祖立国之初，即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地方官学，又在防区卫所设有卫学，乡村设社学，还在各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设置都司、宣慰司等有司儒学，盛期全国官办儒学达1700余所。清代地方官学基本沿袭明制，依地方区划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并于乡间置社学，各地均设专职学官。至清末废科举，分级改设新型学堂。

宋、元、明、清时期澧州官学亦通称儒学，是圣庙和学校合一的官方机构。圣庙，即孔庙，明、清朝也称文庙，奉祀儒学创始人孔子，旁设学宫(学校)。后来，人们即将以孔庙为中心的儒学建筑群统称文庙或学宫。故“文庙”或“学宫”，实际上是指招纳生员(秀才)，“习道术经”的官办学校，即儒学。儒学设教授、学正、教谕及训导等不同级别的学官，掌教诲所属生员，亦统管辖区的其它学校教育和民众教化。

宋初，澧州在全国三级地方行政区划中为澧阳军州，隶属于荆湖北路。在庆历兴学之前，北宋官办的地方学校数量极少，但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重视文教的风气都很盛行，各种形式的办学活动也很活跃。其类型一为书院;二为州县官员自设的学校;三为民间学者所办的学舍、乡塾;四为依托于寺院庙观的寺学与庙学;五为一般的家庭教育活动;六为宗学;七为国子监。《直隶澧州志•学校志》载，“宋建学城南一里许”，当为州官员自设的庙学，即今天的澧州文庙。其建造的具体年代为北宋乾德三年(965)，即赵匡胤得天下后的第五年。与欧阳修“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的记述相比较，澧州应属宋代官学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因澧州儒学(文庙)的新建正是在庆历兴学之前八十四年。

澧州儒学(文庙)创建后，虽时有兴废，但终未断绝。而且在北宋初年建成后，地方志有记载的修缮、重建达40次，其中有1195年、1299年、1375年、1606年、1649年、1844年、1877年、1988年、2005年九次大修或重建，以致今天澧州文庙仍是湖南保存最为完好的州级文庙之一。

而且，尤令澧州人欣慰的是，在澧州儒学开办220年后，澧州文庙得到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关注，并两度来此讲学。至今，这一神圣的文化殿堂仍巍然屹立，成为千余年来澧州尊师重教传统的见证，也是澧州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南宋淳熙十年(1183)深秋，朱熹以“提举台州崇道观”身份，应其门生、澧州知州曹彦约之邀来澧州游历。朱熹凭吊澧州先贤苏庠、范浚故地，在溪东书院讲学，与澧州官绅士民讨论办学校、复书院、造士育才等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对曹彦约说，就他所见，这荆南名郡的澧州，苏庠主讲过的文山书院已很破败，范浚草创的溪东书院实过简陋，国家育才的学宫也未成规模，你这州守何以为治?并手书“廉节”二字以赠，说白鹿洞的修复，我亦得益于此二字。曹氏遵师嘱，励精图治，艰苦兴学，终于在十三年后以新落成的澧州文庙隆重迎接朱熹第二次来澧州讲学。理学大师的直接传授，对以后儒家学说在澧州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儒学，属官方举办的公共教育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公办学校，其办学经费纳入政府公共开支。如明代万历年间澧州州府一年公费银324两，用于提学道岁考科考生童30两、会试举人长夫银8两、岁贡生员盘缠银11两、科举生员盘缠银35两、科场誊录书手报酬9两、州学教官马伞银20两、修理文庙银5两。教育用银共118两，占全州公共财政支出费用的36%以上。

除官办儒学外，澧州明清时期已出现早期的免费教育——义学。义学，即由私人或地方官署举办的免费学校，私人举办的义学亦称义塾。澧州明代的义学，一在城内文昌阁，一在新洲嘉山，均于明末废毁。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知州宋永穆设义学于城内永兴寺。康熙五十八年(1719)，黄炎设义学于城内薄公祠。嘉庆十六年(1811)，州牧谢攀云设义学于州城金穿门内准提尼庵。这些义学都由官府开办，是政府举办义务教育的萌芽。义学收州城和郊区贫苦子弟入学，不收学费，其经费由州署开支。学生年龄多在十岁以上，人数最多时达40余人。义学一般有教师2人，由才德兼优、年龄50岁左右者充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私塾大体相同。

唐以后澧州书院继续发展。如果说儒学以官办为主，则书院是以民办为主或官民结合办学。就其职能而言，儒学类似于今天以“基础教育”为主的公共教育机构，书院则是相对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综合教育机构，它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向当时的学术教育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它不仅弥补了官学的不足，而且促进了自由讲学和纯学术研究风气的形成，成为带动广义的社会文化建设的先导。而且，由于书院具备“开课授徒”的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正规“学历教育”，故书院发展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广泛支持。到清朝末年止，州本部(包括今澧县、临澧、津市三县市)先后有文山、车渚、溪东、文正、延光、学殖、怀德、澧阳8所州级书院和道溪、澹津、崇实、兰城等多所县级书院;辖区内的永定、慈利、九溪(今桑植)、石门、安福(今临澧)、安乡各县有天门、渔浦、九辩、秀峰、深柳等37所县级书院，总数约占湖南全省已知的528所书院的11.6℅。

清末，澧州顺应时代潮流转向大力发展新式教育，而且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全面兴起。1901年，由西班牙传教士创办澧州历史上首家幼儿园“澧州天主堂圣家幼稚园”。1902年，在澧阳书院基础上创办了新式普通中小学“澧州官立中学堂”和“官立高等小学堂”(附设在官立中学堂内)。1903年，创办职业教育“甲种农商实业学校”。1912年，由王子豳(字正雅)发起，澧水流域6县集资创办澧州组武女子学校(后改名湖南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湖南九澧联立女子师范学校)，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唐荣阳、贺龙先后兼任名誉校长，吴恭亨赞其“广二南化，开九澧先”。从清末大办新学至民国时期，澧州学人力主“睁开眼睛看西方”，积极引进现代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先进的教育思想。这期间培养的有名录有影响的澧县籍留学生达40多人，留学国度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苏联、加拿大、荷兰，其中多人学成后又回到母校任教员或者校长。

新中国成立前夕，澧县有幼稚园1所，在园幼儿28名，教养员1名;小学355所，学生21467名，教职员1109名;公办中学1所(澧县县立中学)、民办中学4所(湖南私立九澧联立中学、私立澧阳初级中学、私立翊武中学、私立明道初级中学)，年总共招收初、高中新生400人左右。

新中国时期的澧县教育

1949年7月23日澧县解放，8月4日澧县人民政府成立，立即接管教育。嗣后，澧县教育得以长足发展。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成人教育全面推进，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日趋规范，质量不断提高。

1952年是澧县教育发展的关键一年，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省教育厅确定澧县为“省工农教育重点”;中小学实行秋季始业新学制，10月1日开学;从下学期起全县小学一年级新生试行“五年一贯制”学制改革;省教育厅发出通知全面接办私立中学并统一校名，澧江中学更名澧县第一中学，澧县县立中学更名澧县第二初级中学，翊武中学更名澧县第三初级中学，澧县津市中学更名澧县第四初级中学;各区联校开始以正规业余进修学校形式，组织教师利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集中学习文化和业务。

此后，全县教育逐渐走向规范。1953年根据毛主席“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全县中小学开始评选“三好学生”活动。根据教育部颁发的《试行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草案)》停止推行五年一贯制，仍沿用四二制。根据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全面整顿小学教育，至1954年6月，在全县范围内认定一类学校141所，二类学校312所，三类学校94所。1954年7月，根据省教育厅转发中南教育局颁发的《中南区普通中学成绩考查、补考、升级、留级、毕业及转学、休学、复学、退学、开除等问题的暂行办法》，开始健全各中学的学籍管理制度。1955年，开始实施教育部颁布的《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全日制小学教学计划》，并根据教育部、国家体委的联合通知，全县小学一、二年级开始执行《儿童广播体操》。1956年4月，根据上级关于增开手工劳动课、加强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精神，在19所完小正式开设手工劳动课。8月，全县开始普及小学教育，乡乡扩设高级班，使90%的初小毕业生能升入高级班就读，并在槐市、梦溪、官垸三所完小分别附设两个初中班。

1957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的“整风反右”运动兴起，澧县教育受到一定冲击，但仍在夹缝中求生存，既顺应形势又没有放松办学。11月，根据上级安排，一中教师率先在校内开展整风反右运动。12月下旬，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开始整风反右斗争。1958年2月，在全县教师中开展肃反工作，一些教师被错误处理。此时，全国“大跃进”运动初现端倪。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随即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此浪潮的推动下，澧县教育超常规发展。8月，县第二初级中学附设高中部，招收高一新生两个班。洞市完小附设初中部，招收初一新生两个班。9月，县委批准槐市附中改为澧县第四初级中学，梦溪附中改为澧县第五初级中学，官垸附中改为第六初级中学。另外，先后办起了农业中学、林业中学及农机、水产、蚕桑、钢铁等6所技校。创建了澧县卫生学校，招收护理员、医士各100名。创建了澧县工业专科大学，招收一个班，学习一年，10月2日在澧县一中正式开课。

1958年10月1日，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学校交人民公社领导，大办共产主义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配合大兵团作战。中学生投入大炼钢铁运动，放生产“卫星”，文化课教学受到一定影响。11月，澧县一中、二中与澧县印刷厂、通用机械厂实行厂校合并，成立澧县人民工学。常德专署推广了澧县厂校合并的经验。此后直到1961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在政治形势的裹挟下，澧县教育规模呈现“过度发展——整顿控制——再过度发展——再整顿控制”的周期性变化。

如前所述，1958年8月至9月，教育规模有一个跨越式发展，但到1959年2月，根据县委关于整顿民办中学的精神，将县办2所农业中学、1所林业中学的160名学生全部动员回公社参加农业生产;对卫校的150名学生动员120名回公社以劳动为主、就地进行实习;对农机、水产、蚕桑、钢铁等6所技校的784名学生动员其中338名投入农业生产，其余466名学生留下实行以劳动为主的半工半读。下半年，又对函授师范教育进行整顿，将原澧县红专函授师范学院改为澧县函授师范学校。而到1960年3月，又开始大扩张，开办社办师范学校16所，培训公民办小学教师510人;下学期，全县各完小高级班普遍开设俄语课;经县委决定，刘市、三贤、白衣、垱市、大围、如东、盐井、宜万陈管垱、闸口、东门10所完小各招收2个附设初中班;同时开设农中7所。到了当年10月，教育政策又开始收缩，全县全日制中小学、县社办全日制中等技术学校动员“超龄生”20002人(其中小学13岁以上16722人)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1961年3月，进一步对教育实行调整、压缩，将五中及新开设的刘市、垱市、宜万、盐井、三贤、白衣、红庙、如东、闸口9所附设初中班的一、二年级学生1706人改制，实行农忙生产6个月，农闲回校学习;县办农中、蚕桑中学、宜万公社中学、王家厂公社林中、澧阳公社农中5所学校的256名学生，实行8个月劳动，4个月集中学习;54所农村高小的5006名学生改为隔日学习制;同时动员中学17岁、小学16岁以上的超龄生209人回农村。至此，半年内全县共压缩中小学生近3万人充当农业劳动力。

这个时期，在教学业务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大跃进”现象，例如1960年9月，根据省教育厅规定的“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缩短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改革目标，全县中小学开始向十年一贯制过渡，并围绕“保粮保钢”中心，对教材进行“砍、补、换、合”，开展“双高课”(高速度、高质量)教学实验。

1961年下学期起，全县教育逐渐回到正常轨道。当年8月，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1961年上期中小学毕业生质量情况的通报》，并给澧县一中、澧澹羊牯完小、盐井完小、道溪大岩完小颁发嘉奖令。10月，县委召开各中学、联校负责人会议，贯彻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工作条例》，明确今后学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着手扭转“瞎指挥风”在学校的影响。不久，文教战线开始甄别受处分的教师。1962年继续整顿，一方面研究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对教师进行精简，全县共精简教师446名，公办教师转为民办教师113人，同期将公办初小170个班转为民办。从3月开始下力抓教学质量，先后召开全县中小学语文教研组长会，学习教学大纲，探讨“文道统一”;在二中召开中学语文座谈会，扭转把语文课教成单纯文学课或政治课的偏向，强调“两基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学;在一中举行中学语文、数学观摩教学，彻底改变大跃进中搞“双高课”只顾数量、不问质量的教学偏向。

1963年继续规范办学行为，贯彻落实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包括部颁《小学生守则(草案)》、《中学生守则(草案)》、《试行学生守则的通知(草案)》、《小学工作条例》(四十条)和省颁《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8月，县人委根据本县实际发出《关于防止社队干部擅自决定停办民办小学的通知》。9月，根据中央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全县兴办半农半读中学10所、半农半读初小223所、高小7所，入学学生5505人。12月，召开全县班主任工作座谈会，研究加强班主任工作，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年底，举行全县首届作文评选和数学竞赛。

1964年到1965年，澧县教育大力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开展“社教运动”。1965年9月，常德专署社教总团向全县中小学派驻工作组。二是着手制订普及小学教育工作规划。1964年3月，县文教科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王家厂、大围、洞市三类不同地区，对小学教育普及情况进行典型调查，并于1965年4月由县人委转发车溪公社《关于普及小学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三是根据省农村半耕半读教育会议精神，大办农中，由原来的10所12个班扩大到42所71个班。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17年，澧县教育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总体上是发展迅速的。这一时期的教育体现了如下特点：一是党委政府重视教育，不管政治运动如何变化，都始终把教育作为重要的工作。二是教育管理者责任意识强，敢为人先，拥有在不同背景下扎实办好教育的政治敏感性和智慧。三是注重办学规范，重视教育教学质量。四是坚持与本地生产实际相结合，注重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澧县教育在常德地区乃至全省、全国影响较大。1954年底，金鸡乡天门村农民业余学校被评为全国扫盲先进单位。1955年9月，群师马培林赴京参加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第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天门村拍摄《山乡文化村》纪录片。澧县一中1955年高考升学率居全省第一，1959年被确定为省属重点中学，此后连续被评为省、地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澧县教育遭受重创，经历了一个由停办到滥办的混乱时期。尽管如此，这期间仍可见到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与智慧。1966年5月7日，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全县各级学校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9月，学校实行“停课闹革命”，根据教育部通知全县小学以《毛主席语录》400条作为主要教材，停教语文课本;部分中学师生外出参加“大串连”。 1967年3月，根据中央停止串连的指示，全县外出串连的中学师生陆续返校。5月14日，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各校师生返校，当年中学所招新生同时回原毕业学校实行“复课闹革命”。1968年9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完小以上学校，各公社建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由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贫下中农代表、民兵代表和革命师生代表组成。10月，县革委会发出《对我县1968年秋季中学招生工作的几点意见》，决定“不予考试，采取推荐、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1969年1月，大量下放教师到农村劳动。2月20日，撤销原澧县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八中，成立澧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设两个分校，一分校设在原二中，二分校设在原一中。5月，贯彻中共九大精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下放的1500多名教师绝大多数重返讲台。上学期，遵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及“学军”的指示，全县小学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中学由三三制改为二二制，中小学生建制改为“连、排、班”。12月5日，县革委决定撤销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二分校，创办澧县第一、二、三、四中学，1970年春季开始招生。根据省革委会下发的《中小学教学时间计划表》，政治课(包括“天天读”)增至每周8节，物理、化学合称工业基础，体育改为军体，音乐改为革命文艺。

1971年12月，大专院校恢复招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制度。全县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选拔、招生学校审核的办法选送新生。是年底，根据上年提出的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发展高中教育的原则，全县办起社办完全中学43所，基本上每个公社有高中，每个大队有“戴帽子”初中，高峰时全县中小学生达17万人，大量民办教师进入教师队伍。

1973年所谓“黑线回潮”期间，全县积极推行教育整顿提高，高中招生在推荐和审查的基础上，实行县里统一组织，统一命题，分区设点，进行文化成绩考核。6月，根据省教育厅通知将中小学春季始业恢复为秋季始业。1974年3月，全县各公社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贫下中农代表进驻中小学。9月，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制订教育十年规划，贯彻《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1975年3月，县革委发出《关于组织教师下乡下厂(场)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各中学师生开始执行轮流下乡下厂(场)劳动的制度。11月底，县文教局就澧县一中津市校舍与湖南拖拉机制造厂签订等价转让协议书。

1977年至1982年，是澧县教育的拨乱反正时期。

1977年7月，全县高中招生实行对推荐对象统一命题进行文化考察，择优录取。7月20日，县革委会发出通知，为充实社办中学，撤销澧县第一中学。澧县一中从津市迁回县城与二中合并，定名湖南省澧县中学。9月，县文教局制订《关于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时间安排的暂行办法》。10月，国务院通知恢复大学中专招生考试制度，全县各公社开始组织广大报考知识青年复习迎考。

1977年12月，县革委决定全县办九所重点中学。澧县中学改为澧县第一中学，城关中学改为澧县第二中学，新洲公社中学改为澧县第三中学，车溪公社中学改为澧县第四中学，梦溪公社中学改为澧县第五中学，官垸公社中学改为澧县第六中学，马头铺公社中学改为澧县第七中学，甘溪公社中学改为澧县第八中学，澧西公社中学改为澧县第九中学。同月24日，县革委发出《关于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强调“不准任意停课放假”，对民办教师“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要随意借用和抽调教师”。12月18日，高校中专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全县有社会青年和应届毕业生16391人报考。

1978年，贯彻教育部《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县革委转发文教局《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的意见》，整顿、调整民办教师队伍，经考试、考核，文教局给4200名民办教师颁发任用证书。12月，常德地区举行全区中学生数理化竞赛，澧县一中学生邹渝荣获数学竞赛第一名。

1979年上学期，县文教局成立落实知识分子办公室，组成专案小组，纠正冤假错案，该项工作1982年4月基本完成。1979年8月，根据上级精神对高中布点进行调整，确定全县高中保留22个点，除9所县办中学外，社办高中只保留金山、洞市、王家厂、垱市、永丰、大围、白衣、渡口、澧阳、澧澹、道河、复兴、彭家厂等13所，其余公社高中全部撤销。下学期，全县农村初二学生1/3升入高中，1/3升入初三，1/3回乡就业;城镇初二学生一半升入高中，一半读初三;初中恢复三年学制。

1980年8月，全县进一步对教育事业规划和中学布局进行调整，高中由22所调整到16所，初中由471所调整为172所(社办42所，大队办125所)。下学期，开始贯彻实施省教育厅《关于克服单纯追求升学率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几项规定》和《湖南省全日制十年制中学教学计划暂行草案》。

1981年1月，县文教局采取“严格考核、择优录取、根据需要、分别发证”的办法，对全县民办教师进行调整，分别颁发任用证和试用证。上学期起，30%小学实行“四一分段”制，以提高教育质量。贯彻教育部《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修正意见》以及《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4月，县委决定坚持群众办学，做到“县办高中，社办初中，队办小学”，并再次调整学校布局，将高中调整为12所(县办9所，社办3所)，初中调整为60所(42所为社办独立初中)，取消84所小学的附设初中班。6月，单独设立县教育局，全县设立160个中心学区，由教育局任命中心学校校长。12月底，全县60所小学实现了“一无三有”(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教师有餐宿条件)，350所小学实现“一无两有”。

1982年，县教育局制定《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勤工俭学管理办法》。组织全县初中和小学教师参加常德地区统一文化考试，进行业务考核，综合评定业务类别。高中由二年制改为三年制，建立健全学生档案。年底，各级学校先后建立教工代表大会。

1983年至2000年，是澧县教育稳定规范办学时期。

1983年3月，县教育局发出文件《彻底清“左”，大胆改革，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讨论稿)》，拟定了十项改革措施。同月，教育部授予澧县一中“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单位光荣称号。5月，常德地区教育局表彰“五讲四美三热爱”先进单位、为人师表先进个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澧县受表彰的有一中、一完小等9个单位、88名先进个人、165名三好学生，93名学生干部。下学期，小学开始改为六年制，实行“四二分段”，试行新颁六年制教学计划。1984年5月，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及国考预选，澧县文科生及格率83%，理科生及格率82.3%，均为常德地区第一。7月，全省举行小学毕业会考，澧县语文、数学合格率为98.15%，列全省农村县第一名。9月24日，常德地区以澧县为现场，由地委书记陈彰嘉主持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教育工作会议。

1985年，经常德地区验收，全县7～12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9%,在校学生巩固率98.7%，毕业班学生毕业率97.7%，被省人民政府认定为普及初等教育复查合格县。当年高考，全县735名高中毕业生考入高一级院校，首次闯过700大关。9月10日，各乡镇召开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大会，县人民政府给1100多名从教30年以上教师颁发荣誉证书。1986年6月，中央首长王首道来澧县视察教育。县政府制定《普及义务教育的十年规划》。7月1日，国家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县教育局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广泛宣传义务教育法的几点意见》，确定7—9月为学习宣传月。7月，县教育局更名教育委员会。澧县一中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学生孙九群获全国中学生化学竞赛一等奖，并于8月参加全国在青岛举行的夏令营活动。1987年，澧县一中高三学生马宏平参加第19届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获湖南赛区特等奖、全国二等奖。4月，全县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开始。县教委召开小学布局调整现场工作会，推进新一轮布局调整工作。1988年8月，国家教委成教司来澧检查扫盲工作，澧县被确定为全国100个扫盲先进县之一。11月，副县长、教委主任马俊以全国扫盲先进县代表身份赴京参加全国扫盲工作会议。

1989年，全县有幼儿园594所，入园幼儿10010人，入园率达65%;小学450所，在校学生81515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小学生毕业率、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分别达99.94%、99.66%、67%;中学发展至48所，学生35348人，分别为1965年的5.2倍、7.4倍。1991年，澧县被评为全省基础教育先进县，中武乡农校被评为国家先进乡农校。1992年被省教育厅认定为“实验教学普及合格县”。1994年被确定为全省首批“电教综合实验县”之一。

1994～1997年，全县轰轰烈烈开展“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迎检工作。1997年省政府对澧县“两基”工作进行全面验收，认定为高标准合格县。1998年，澧县相继被评为湖南省和国家“两基”工作先进县，被确定为全省28个素质教育实验县之一，澧县仪器电教站被评为全国电教先进单位。2000年，澧县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全县教育规模基本稳定，管理日趋规范，质量进一步提高，在常德市、湖南省乃至全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2000年以后，澧县教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特征，是义务教育巩固提高，高中教育由规模快速发展转向内涵发展。

2000年以前，全县教育规模发展的重点在义务教育，高中规模从1980年代起几乎没有扩大。到2000年，全县6所普通完全中学共办111个高中班，在校学生5745人，年招生2337人，毕业1607人。这样的高中招生规模，与全县90万人口的教育需求极不相称，因此，进入新世纪后高中教育跨越式发展。

到2009年，普高学校由6所调整为5所，但5所普高共办244个高中班，在校学生14135人，年招生4788人，毕业4483人，和十年前比翻了一倍以上。当年全县6505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本、专科上线5788人，上线率88.43%，高出常德市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本、专科共录取5120人，录取率78.9%，高出全省平均录取率12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澧县教育取得一系列荣誉。2001年，顺利通过省级“普九”年检;被评为省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先进单位。2002年，被确定为全省首批16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验区之一;县教育局从1998年开始研究的课题《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获省第六届教研成果评选一等奖。2007年10月，在全省“现代学校文化建设论坛”上，教育局长赵传柏、一中校长赵绪清分别作学校文化建设的典型发言(全省大会发言代表共7人)。2010年9月，全省市县区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经验交流暨成果观摩会以澧县为现场召开，来自全省125个区县市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县教育局和县一中在大会介绍经验。

2011年秋季，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191所，其中普通高中5所，初级中学35所(含九年一贯制学校6所)，小学144所，中等职业学校5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技工学校1所。全县在职教工6690人，离退休教工2469人。全县学生总数82417人，其中高中生14155人，初中生23029人，小学生39113人，中职生6120人。全县共有幼儿园257所，其中省市县示范幼儿园16所，合格幼儿园13所，在园幼儿21076名。2011年高考，全县考生4897人，本、专科上线4747人，上线率98.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

教育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教育与文化密不可分，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澧州是一片文化沃土，也是一片教育沃土，澧县一中就生长在这片沃土之上。

综观澧州教育的发展历程，澧州人办教育具有五个鲜明特征。一是有韧性。从唐代李宣古放弃功名矢志从教，到新中国时期面对各种复杂局面艰苦办学，澧州教育人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二是有灵性。澧州早期的书院也好，儒学也好，最根本的办学宗旨都是追踪前哲，化民成俗，培育贤良，这种价值取向一直影响到现代，成为学校教育的灵魂。三是有悟性。教育工作自有它内在的规律，而对这种规律的系统研究与把握，则是近代的事情。但澧州教育从一开头就自然而然地悟到了办学的一些基本规律，主要体现在强师资，立规矩，重质量。唐代文山书院时期，已经体现这样的特点。新中国建立后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这几条也始终是澧县教育工作的主旋律。四是有活性。教育的活性表现在敢为人先。澧州地理位置在全国而言并不优越，但教育事业却有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五是有理性。在近千年的教育实践中，澧州教育人既能顺应潮流，又不盲目屈从，总是保持一种理性的思考和主动的姿态，在很多时候还能够未雨绸缪。这些，就是澧县一中千年演进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