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县一中新学的发展沿革，有三个主要源头。概括地说，源头之一是由澧州官立中学堂演变为澧县县立中学，新中国初期成为澧县第二中学，后与澧县一中合并为澧县中学，不久恢复澧县一中校名，校址一直在今澧县一中。源头之二是始建于1912年的九澧组武女子学校，后演变为九澧联立中学，再与省立十四中合并为澧江中学，不久更名为澧县一中。学校先后在原参将署旧址(今城关中学)、旧天主堂(今桃花滩宾馆)、津市皇姑山下办学，1977年迁回县城与澧县二中合并为澧县中学，后恢复澧县一中校名。源头之三是1939年初创于武冈县竹篙塘的国立第十一中学，后改为省立第十四中学(校址在临澧)，1952年与九澧联中合并为澧江中学，后更名为澧县一中，至1977年与澧县二中再次合并为今天的澧县一中。

大凡学校更名与迁址，常常引发校史之争。然澧县一中历史上经历的多次合并，并不仅仅是学校的更名与迁址，而是当时两所学校的领导班子、教师、学生、档案资料和主要教学设备的全面合并。因此，今天澧县一中的校史包括了1952年以前的省立十四中、1977年以前的澧县一中、澧县二中(含澧州官立中学堂、澧州中学堂、澧县县立中学、九澧女师、澧县县立初级中学、九澧联立中学、省立第十四中学、澧县简师、澧江中学 、澧县第二初级中学[1952-1961]、澧县第二中学[1962-1977]、澧县共大一分校、澧县共大二分校、澧县中学、澧县九澧实验中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基于以上认识，本章在简述澧县一中新学沿革时，我们按照以上三条主要线索来展开。其总的时间段为1912年到1977年。

新学沿革之一：澧州官立中学堂——澧县一中

这条线索的基本走向，是澧州中学堂——澧州联立中学——澧县县立中学——澧县第二中学——澧县中学——澧县第一中学。其时间段是1912年至1977年。

澧州官立中学堂标志着新学诞生，其情况已如前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建立，随即成立临时政府，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当年9月起，教育部先后颁布《中学校令》、《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等文件，根据蔡元培的教育主张，申明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宗旨。在办学权限上，规定中学校以省立为原则，县立为例外，经费地方自筹，分别称为省立中学、县立中学和女子中学。亦允许数县联合设立或私人设立中学。1913年，中央政府又将上年颁布的学制系统“壬子学制”修改后，整合为“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规定：初等小学校4年，为义务教育，学生7～10岁;高等小学校3年，学生11～13岁;中学校4年，学生14～17岁;大学或专门学校，预科3年，本科3～4年，学生18～23或24岁;小学以下的蒙养园和大学以上的大学院都不计年限。

教育部规章公布后，湖南省内各中学均遵章办理。据此，清末的澧州中学堂在民国初年成为澧县、安乡、安福(今临澧)、石门、慈利、永定(大庸)6县的联立中学，称为“澧州联立中学校”，直到民国10年(1921)，更名为澧县县立中学。

其间，1912～1919年，中学仍实行五年制。当时王子豳(字正雅)任澧州镇守使，对中学督办很严，因此校风整肃，学生习气大变。1920年兵燹，学校被迫停办，次年战乱结束后奉令恢复，搬回澧阳书院原址与实业学校合并，成立澧县县立中学。此后到1925年春，学制变为四年。由于1925年以后实行新学制，因此将此前的学校称为旧制中学。从1902年官立中学堂开办以来，旧制中学共招收学生16个班，毕业407人。旧制中学先后主校者石宪玉、陈泽霖、宋云涛、唐继复、周泽苞、晏开甲、杨大经、夏国瑞等，皆有学名。其间，1923年荣誉校长、澧州镇守使唐荣阳在洗墨池边重建后乐亭，镌刻对联“后之览者将有德;乐夫天命复奚疑”，匾额为“后乐亭”。亭边立一石碑，刻唐荣阳手书“此亭峙，片石雄”。

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颁布《学校系统草案》，史称“壬戌学制”。相对于旧学制，这个学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弹性，体现了五四运动后实用主义、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思想。新学制规定小学年限为6年，中学则采用三、三分段，初、高中各三年。根据这种政策变化，学校从1923年开始调整学制。到1925年秋，县立中学将遗留的高中生全部送毕业，按章改办为三年制初级中学，同时更名为澧县县立初级中学。是年，贺龙出任澧州镇守使，兼任九澧女师名誉校长，并在县立初中内举办军官教导团，培训营以上军官。他常来学校与师生交谈政局和学业，关心学校进步与发展，不断宣讲惩恶祛邪，除暴济民的革命道理，深受师生和民众爱戴。从新制中学开办至1927年前，经历了石宪玉、周泽荫、赵镇南、庹学敞、颜寄村、陈登淮六任校长。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爆发，澧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学校又被迫停办，至1930春才获准恢复。停办三年后再恢复的学校比以前较为整肃，“学盛教严，超乎旧观”，在校生人数也大为增加，达到500余名。校长由罗宁、龙毓南、莫瀚、张景铭、杨体先、胡毓楨、刘用光等相继担任。张景铭任校长时，将原华阳王府屡丰亭移至校园内，名为“刻影亭”，取“吾辈当惜分阴”之义。抗战爆发后，为避日军空袭，学校于1939年迁往大堰垱曹家大屋，1942年搬回原址。翌年，又迁至王家厂古城岗邱宅，1944年再回原址办学。1943年县中学临时迁转后，曾在原址创办澧县简易师范学校，该校先后借用九澧女师、澧县文庙校址办学，至1950年3月正式并入县立中学。这一时期校长相继由石宪玉、向郁阶、龙毓南、彭孔璧、郑冀承、彭朝宗等人担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校长为廖鹏飞、蔡思治、李正衡等。至1952年11月，澧县县立中学改名为澧县第二初级中学。1958年附设高中班。同年11月适应“大跃进”形势，一、二中实现第一次合并，同时并入的还有澧县印刷厂、通用机械厂，称澧县人民工学，不久后恢复原建制。1961年首届高中生毕业，1962年4月更名为澧县第二中学，成为县内第二所完全中学。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二中第二次合并为澧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二中称为一分校，两校干部教师统一安排，1970年复用原名。1977年一中从津市迁回县城，一、二中实现第三次合并，名为澧县中学。在此期间，先后任校长、党支部书记的有汤祚文、李迪、夏富卿、胡先智、段友灼、曹永春、熊大炎、李正衡等。

由上可见，从1912年到1977年，学校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社会背景不断变幻，多次经历战乱，校长频繁更迭，学校难以形成稳定的办学特色。但尽管如此，仍然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名教师、名校长。其中最为著名者，有石宪玉、夏国瑞、罗宁、颜寄村、庹恺卿等。

石宪玉(1877～1951)，澧县道河张家滩人，与蒋翊武、林伯渠为西路师范同窗好友。1907年西路师范毕业，1910～1914年先后任省立二师、省立第二初级中学教师，澧州中学堂校长。1915年任澧县劝学所所长，1921年任合并后的县立中学首任校长。1925年学校实行新学制、改名为县立初级中学后继续任校长。1922年当选为省议员，其后“旅居省垣十余年至民国十九年始归”，先后任永绥县(今花垣)县长、省军事厅军法官。其“生平注意教育事业，不惯政治活动”，多次申请辞去官职，最终省政府“以九澧联立女师校长见委”。

担任女师校长之初，因学校复办不久，百废待兴，石宪玉竭心尽力办学育人，几年后学校渐有起色。其后战乱及洪水相继发生，他仍苦撑危局。1935年夏，澧、澹、涔三水暴涨，7月5日下午县城溃堤，女师师生猝不及防，仓惶避水于危楼之中。水势不断上涨，情况万分危急，年逾花甲的石宪玉置自家妇幼于不顾，紧急中找到一块棺材盖板，只身履险，在滚滚浊浪中划荡出没，奋力搭救遇险师生。其时，县城溺水死亡者2000多人，而女师无一人蒙难。灾后省政府通令嘉奖，并拨款维修校舍及添置教学器材，多种报纸曾刊载其事。

1937年日寇压境，众人皆东逃西散，而此时石宪玉改任县立中学校长，仍坚持艰苦办学。因此1938年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来澧视察时，特登门拜谒石宪玉，赞扬他“殚精竭虑，于国难之中迎难而上，为国分忧，为国育材”，并勉励众人树艰苦奋斗、抗日救国之新风。1939年初为避战火，在石宪玉主持下将学校西迁至大堰垱曹家大屋，增设国术课，并赞助县里开办国术馆，倡导国术健身，长国人志气，树抗战必胜信念。

1942年底学校迁回县城后，石宪玉因腰椎受伤辞去校长职务。1944年痊愈后又应聘到九澧女师任教。时女师迁址至临澧杨家大屋，石宪玉常带领学生逃难。1945年搬回县城原址后石宪玉继续任教国文、化学，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除在教学上文理兼通外，石宪玉“艺术兼长”，“善书法，尤以魏碑见长，名扬九澧;喜国画，以山石松竹见长，尤爱兰芷”。

夏国瑞 (1887～1925)，字锡圭，澧县澧阳镇人。为蒋翊武、林伯渠同窗好友。1906年西路师范毕业后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积极参与留学生反清运动。1909年学成回国后与蒋翊武联络，共谋反清之策。武昌起义爆发后，夏国瑞随湖南第二次援鄂军到武昌，蒋翊武委任他为《民心报》报馆主任。该报言辞犀利，对黎元洪等倒行逆施多有制约，被誉为“诛奸妙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与林伯渠一道潜往日本。1915年回国，后出任《武汉日报》社社长，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夏国瑞举家迁至常德盘沱律师公会挂牌当律师，以此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是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发动“护法之役”，夏国瑞赴衡阳参加护法运动。

1918年4月护法军失败，夏国瑞匆匆返家，仍以律师为业，并兼任澧州中学校长、九澧女师名誉校长和澧县教育会长等职。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澧县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抵制日货、禁吸鸦片运动，发动妇女放足，剪辫子，协助澧县妇女代表任承华等成立开足会。在任澧州中学校长期间，他“改革校制，整顿校规，住校督办”，同时在《澧报》上撰写文章，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与长沙《大公报》、《湖南通俗报》、《湘江评论》等遥相鼓呼，宣传革命，并派侄子夏熙光任《澧报》与长沙各报之间的联络员。1924年国共合作，革命形势高涨，夏国瑞发动澧县学生雷锡章、李宪章、黄铸九、任浩及侄子夏熙光赴法勤工俭学。

1925年春，夏国瑞任《澧县通俗教育报》记者、编辑。当时四川军阀汤子谟窜入澧县，迫使贺龙部移驻津市。汤军调戏、强奸妇女，日犯数起，勒索巨款供其挥霍。是年澧县大旱，民生维艰，夏国瑞激于公义，于3月27日撰写一篇“编辑余谈”揭露汤军暴行。汤见报后大怒，县知事魏诗开又从旁挑唆，遂将夏国瑞拘押至军部，在吉祥寺公审。汤问：“你可知罪?”夏国瑞正义凛然，回答说：“为民喉舌，何罪之有?”汤有说：“你不怕死?”夏国瑞从容回答：“为民请命，死何足惜!”汤子谟恼羞成怒，于3月29日将其枪杀于县城南门外，年仅38岁。

夏国瑞遇害后，舆论界反应强烈。华美通讯社报道：“夏君临死，神色不变，连击三枪，第一枪由背穿腹，夏君扑地忽起，犹呼言论自由，不屈不挠。第二第三枪均伤头部，血流髓出而死。”《湖南通俗日报》称赞他：“一秉天良，奋笔直书，气壮声雄，诚属报界明星。”《大公报》、《申报》均各有披露。澧县各界为夏国瑞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广州军政府和林伯渠发来唁电、唁函。

罗宁(1899～1926)，又名贻荣，澧县梦溪镇人。澧县中学堂毕业后，于1919年12月9日随寰球中国学生会百余人，自费乘上海凤凰轮赴法国勤工俭学，继而转入比利时攻读文科。罗宁留学期间，深得中共旅欧支部器重，1923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受到马列主义熏陶。1924年学成回国返湘。1925年5月国共合作时期，罗宁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遣，回澧县与共产党员李立新一道开展革命活动，任县立中学校长。起初，他以国民党员身份出面，吸收数十名国民党员，成立国民党澧县第一区党部，旋设县党部筹备处。1926年7月，召开国民党澧县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罗宁任常务委员。9月26日，国民党澧县党部召开成立大会。与此同时，罗宁培养国民党党员中的左派刘玉舫、杨岸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展共产党员37名。8月，成立中共澧县支部。罗宁为革命奔走，到澧县中学、九澧女师和澹津高小等学校公开演讲，宣传马列主义，支持北伐战争，吸收革命学生张邦恢、金中永等25人入团，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澧县特别支部。9月北伐军来澧，罗宁任北伐军某军政治部主任。不久，部队北上，罗宁乘船至岳阳城陵矶时卒于海事，年仅27岁。

颜寄村(1887～1951)，澧县澧东乡十回村人。本名颜昌榕，幼年好学，喜欢读《左传》、《史记》，约20岁时考入湖北武昌存古学堂(原武昌经心书院)，刻苦攻读五载，“习《三通》，兼习《三通考》，念《四史》及王船山、黄宗羲、章实斋诸儒学说，醉心经世致用之学”。亦曾师从于徐特立先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后，颜寄村追随蒋翊武，为文学社会员、军务部秘书，“革命军中笔作阵”。蒋翊武遇害后回故里避难，先后应邀主持澧县、临澧、常德各县教育事业，“勤恳热情，尽力桑梓。旋游历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南通、南京、武昌一带，考察教育”。从此致力于教育学研究，融会古今中外教育理论，“著作甚富，笃实而不迂腐，条理而无浮华”。并力行实践，创设澹江完全小学，利用颜氏祖祠开设工读院。工读院设国民、成人、职业三部，成人部有夜课班，习珠算、国语;职业部主设女子缝纫;国民部开设国学、国术、球类等课程。后鉴于本地贫家学龄儿童多有失学者，又在国民部增设高小班，经费来源于村祠田产和颜氏各房公产租谷。又与附近刘、宋、杨、柏、崔、王各姓联手，筹募经费，扩充工读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农村慈善教育机构，分设农、工、商各业简易试验场所，大力倡导扶智救穷，提高国民素质。

1920～1925年，颜寄村任澧县县立中学校长。后历任湖南私立明道中学校长、湖南省审计员、安徽省建设厅科员、澧县第一区区长，之后还曾任事于桃源县金矿局、花畹冈川盐局、汉口卷烟煤油税局。“所至皆以廉洁负责著名，尝自谓‘服务多年，无所建白，惟案无片纸积留之牍，室无不可告人之钱而已’。”

抗战胜利后，回家乡受聘于各中学，教授历史、国文、地理、公民等课程，治学严谨，深受学生爱戴。其同事、学生回忆，颜寄村治学上“以沟通学理与事实为目的，以铢积寸累为方法，有积极进取之精神，有超乎一切成败毁誉之毅力”，常奉“平实、谦和、沉静、强毅”为自省八字诀;操行上“不饮酒，不吸烟，不作牌博之戏，图书满架，抄册累箧，盎然而乐，不知老之将至”。其书房自题为“缉熙书斋”，取《诗经》“学有缉熙于光明”之义。

颜寄村平生治学讲学，常以学问须从图书馆搬至茶室酒寮为言，“每思深入社会，随时随地，随事随人，必期有所裨益”。即使在家闲居之时，亦带头提倡捐款修筑堤防，整理道路，并力主智力救穷，试验农工新法。他常说：“有宁静淡泊之节操，必须有鞠躬尽瘁之事业。”又说：“知而不行，是一无气力之学者;行而不知，是一无理智之勇夫。” “无气力之学者，立于人后以冷笑一世;无理智之勇夫，排他人以盲进于世界。”

颜寄村教学诲人不倦，深受学生爱戴，据他的学生回忆，“他规定班上学生每天写1～2篇日记，并制订了较考究的线装日记本，每人一本。其扉页是由颜老亲自撰写的以‘有恒’为中心内容的序言。每天他都要检查几本日记，若发现了好文章、好句子就抄出来在课堂上朗读、分析”。“学生爱戴有如父母。其勤勤恳恳、与人为善之诚心，诲人不倦之精神，谐易快愉之情感，数十年如一日也。今先生身体矍铄，目不用镜，齿未松动，长途尚步行，教课四小时，不以为劳。一位长期担任领导干部及校长的六旬翁，自食其力，每天授课且任班主任。其人其事今天没有，将来可能也没有。”“任导师，详考诸生个性甚勤，因材而笃，抑其太过，引其不及，变化其气质而增益其优美。以是上焉者多为明体达用之材，下焉者亦能勤劳谨慎，以贡献于社会。其善诱善导，时雨而化，有如此者。”

颜寄村躬行实践，立德立言，有《澧县小学概况》、《考察教育日记》、《乡村自治写真》、《平民家庭读物》、《书目问答》、《中国近代史稿》、《中国文学史》等多部著作问世。他六十寿诞时，时任湖南省主席王东原亲致贺电：

颜寄村先生六十寿颂

修身立德 斯为真儒 经世致用 雅有传书

河汾盛业 策杖足娱 缉熙之光 以耀寿图

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敬祝 丙戌冬日

时任长沙市市长汪浩为其祝寿题赠七律二首,其一为：

学理深研汉宋篇，躬行实践已年年。

壮游遁墨匡时略，晚拥皋比启后贤。

风月沙村居自适，精神龙马健如前。

重来甲子从头纪，第一筹添十月天。

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战友、同乡同学黄贞元所撰《颜寄村先生六十寿序》则称：

先生以与予少小同学故，往来独密，彼此外表栖托虽异，而精神意气实欣合无间也。辛亥首义，蒋公奔走倡率，遂为元功;予亦周旋左右，忝预谋议;先生则被聘为军府秘书，羽檄纷驰，所以助蒋公者甚勤，不独一时朋从游处之盛，更以为建国大业，将舍予辈莫属也。

庹恺卿(1890～1968)，名学敞，字恺卿，澧县方石坪乡人。自幼随父母习读古籍。l903年进入槐涔高等小学堂。1905年考入澧州中学堂，1909年考入湖南省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1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学监2年，在长沙某工厂供职半年，旋即辞职，专事教育。1916年春，庹恺卿任槐涔高小校长。两年后，应聘于澧州中学堂，连续任教22年。1939年受庹航聘请，在私立澧阳中学任教。1941年石门九澧中学创立，聘请九澧教育界名流执教，庹恺卿首批应聘。1944年九澧联立中学在澧县创办，受聘回澧在该校任教。1947年春又到澧县中学任教。1949年春在古城岗、闸口等地开办补习班。1951年下期被县文教科分配到澧县中学执教，1954年调澧县一中，任教高中物理课，直到1958年退休。庹恺卿质朴敦厚，不谙社交，把毕生精力花在求知和教学上。他对数学、物理、化学、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等皆有造诣，能胜任各科教学，而且讲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在九澧一带深孚众望。寒暑假期间，他常应失学青年之求，为之补习文化，为培养造就青年付出了全部心血。1954年当选为澧县城关镇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958年连续当选为澧县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8年8月病故，享年78岁。

这一时期，县立中学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学生。其中的突出代表，有游玉圃、张景雅、朱务善、郭遵泰、邹资生、张运载、游端轩、金尧章、张知辛、邹衡、陈可畏等。

游玉圃(1889～1940)，字安楚，化名刘复酌，澧县中武乡人。在澧县县立中学毕业后到武汉求学，因家境贫寒，1915年辍学回乡，1917年执教于涔阳高小。1926年北伐时期，在省农运特派员、中共党员周荣森领导下于大堰垱开设“庆丰楚”绸布店，作为革命活动据点。同年11月被推选为西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惩处土豪劣绅、匪首10多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游玉圃等人暗中组织“百人暴动队”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5月被捕人狱，在敌人刑讯面前泰然自若，据理力辩，经同志保释出狱，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3月，任中共澧县六区委员会教育委员，不久改任中共澧县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1939年8月任中共澧县工委书记。1939年12月，县工委决定组建革命武装，举行暴动，因叛徒告密被捕。审讯中，敌人劝其“脱党悔悟”，游玉圃斩钉截铁地说：“要我放弃光明大道不走，走你们残害人民的黑道，梦想!”敌人施用种种毒刑，毫无所获。1940年7月7日，游玉刚和他的战友游述海、谭绍训、傅冠培被杀害于澧城北门外桃花滩，时年51岁。

张景雅(1895～1931) ，又名子义、子翼，澧县车溪乡楼牌村人。澧县县立中学毕业，1925年任县署文书，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0月受党组织委派出席省学生代表大会，当选大会审查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被选为县农协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总工会干事。次年2月，又任国民党澧县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干事。国共合作时期，以全副精力投身革命，培训农运骨干，发展共产党员，组织区、乡农民协会。1927年转入地下斗争。1928年6月，为贯彻贺龙关于组织农民暴动的会议精神，发动党组织开展赤色恐怖活动，暗杀反动分子，以打击“清乡”的反动气焰。9月因叛徒告密，县署悬赏捉拿张景雅等人，中共湘西特委指示其潜往石首，任中共石首县委委员，以小学教师身份掩护地下工作。1930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派其回常德、津市、澧县一带工作。是年冬，红二军团两次占领津市，围困澧城，张景雅随军回家乡车溪召开农民大会，处决土豪劣绅李玉晃。1931年10月，张景雅奉湘西特委指派，赴江西莲花参加中共湘赣省委召开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行抵醴陵时不幸被捕而壮烈牺牲，时年36岁。

朱务善(1897～1971)，曾用名王理堂、千一鸣、朱悟禅，湖南津市人。澧县县立中学毕业后，因父亲病故辍学。1919年赴京求学，同时考上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和法政专科学校，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19年被选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后还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结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李大钊帮助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与邓中夏、罗章龙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又组织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团”，吸收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入团。同时还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乌兰夫、刘锡五、罗寿等蒙藏学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先锋队员，为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建党作出了贡献。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北大学生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被选为主任。1921年由李大钊、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时53名党员之一。二七惨案后，赴武汉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慰问江汉避难工人，揭露吴佩孚“保持劳工”的假面具，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北伐前夕，当选北京学生代表，赴广东促请孙中山兴师北伐，两次面谒孙中山，得到孙中山赞许和鼓励。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兼《民报》国内新闻编辑，并兼编经济副刊，刊载列宁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受到李大钊支持。

1925年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苏联孙逸仙大学学习，由中共党员转为苏共党员。1927年由共产国际派往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1929年苏共清党时，蒙冤受留党查看一年处分。后经共产国际介绍，在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工作多年，从事中国史研究。1937年至1954年，因苏共肃反扩大化，蒙冤遭苏共内务部逮捕，曾两度判刑关押，被流放。1954年斯大林逝世后，才平反昭雪回到莫斯科。

1955年，朱务善申请获准回到祖国。1956年4月27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其中共党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先后任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科学出版社党组成员。1960年“反右倾”期间受到重点批判，1963年甄别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和冲击，1971年6月病逝，终年75岁。改革开放后恢复名誉，并于1978年12月22日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郭遵泰(1899～1942)，女，又名宗笏，津市保河堤人。1923年澧县县立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工业大学。读书期间，常到北平南花公园听廖仲凯等人演说，思想受到启迪，逐渐参加进步青年组织的社会活动。1925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回湖南任省总工会秘书，继任省总工会自卫军政治部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潜回家乡，先后在新洲高小、九澧女子师范学校执教。在此期间，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鼓励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期间，支持和帮助女师学生离校赴延安。1937年，中共地下组织在津澧恢复活动，郭遵泰被任命为澧州南路负责人，利用教书的机会在师生中发展党员。次年3月，中共澧县六区委员会成立，郭任司库，并负责与常德地下党组织及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联络工作。后中共澧县六区委员会改为中共澧县工委，郭任宣传委员，组织津澧学生联合上街游行，张贴标语，并选派300多名学生组成12个分队，分赴各乡镇做抗日宣传工作。同年5月，澧县教育局克扣九澧女师学生伙食补助费，郭组织学生代表找教育局长彭孔璧面理，迫使彭当众赔理认错，答应补发伙食津贴费，取得斗争胜利。1938年，中共澧县工委遭敌人破坏，地下党员名册落入敌手，郭遵泰为避缉捕，拟赴延安，行至重庆因封锁甚严未果，折回新洲、白衣一带潜藏，后在白衣蒲山小学任教。1942年12月病故，时年43岁。

邹资生(1900～1929)，原名祜坤，又名程潜、一中，澧县永丰乡新河口村人，澧县县立中学学生。1925年起任本乡小学教员，期间与共产党员杨岸交往密切，在其革命思想影响下辞教从政，任北三区汪家咀团防分局局长，以合法身份控制团防武装，处决当地匪首陈克明、恶霸胡鼎铭。1926年由杨岸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6月，任北三区团防总局局长的邹资生与公安县樊学赐领导的农民自卫团联合，共300余人枪，围剿刘祖丰匪部，缴枪50余支。1927年“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斗争，领导秋收暴动，威慑湖北湖南。1928年8月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1929年3月选为特委候补常委，负责军委工作，并兼任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当年4月，在江陵县沙岗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为保卫根据地，邹资生带领游击大队打了21仗，把敌人全部撵出沙岗。4月9日，潜江县团总龚伯钧率400余人枪进犯沙岗，邹资生设伏击敌，打得敌人落荒而逃，击毙团总龚伯钧。4月10日，敌人不甘失败，监利县知事带300人枪于拂晓袭击沙岗，邹部署分兵合击，歼敌80余人。在追歼逃敌时，邹资生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不幸被藏于屋巷的敌兵开枪击中腹部。他一手按住伤口，仍坚持指挥战斗。当后援部队赶来救护时，他高喊“同志们!不要管我，你们快追，不让敌人跑掉，要夺取更大的胜利!”下午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将邹资生抬回沙岗，经多方抢救，终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时年29岁。

张运载(1901～1927)，原名道焕，澧县九垸乡甘家湾人，毕业于澧县县立中学。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由罗宁介绍加入共产党。历任澧县中学学生会主席、澧县学联主席、共青团澧县特支委员、中共澧县支部宣传委员、中共澧县部委委员、澧县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及县部委驻渡口支部指导员等职。1926年10月，张运载等人领导县城青年学生多次举行反英示威，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庆祝攻克武昌，为万县死难同胞报仇等革命活动，掀起不坐英国船、不买英国货、取消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英国炮舰政策的反帝风潮。是年底，张运载领导南路办事处工作，使所属南路一、二 、三、四区的农协、工会、女联、童子军、纠察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大量发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形势高涨。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列为受通缉的“共党要犯”，仍顽强坚持地下斗争。1927年9月16日不幸被捕，10月被杀害于县城小南门外。

游端轩(1903～1934)，原名游维环，字服之，澧县甘溪镇古堰村人。毕业于澧县县立中学，后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2月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春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随军上井冈山。先后担任红军初级指挥员、红四军第四纵队参谋长、闽西新红12军第一团团长、新红12军34师师长、新红12军军长兼34师师长、福建军区参谋长并代理红12军军长兼34师师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等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游端轩奉命留在原根椐地坚持游击战争，在反击敌人的“围剿”中，他率领部队，枪林闯阵，浴血奋战，不幸在1934年冬壮烈牺牲于瑞金，年仅31岁。

金尧章(1909～1928)，又名耀章，澧县澧阳镇人，就读于澧县县立中学。秉性侠义，敢于担当。1925年，天主堂神父养了一条恶狗，经常咬伤过往行人。因洋人惹不起，受害者多忍气吞声。学生金尧章等人对洋人纵狗伤人义愤难平，某日将狼狗打死。神父向时任澧州镇守使贺龙告状，贺龙仗义执言，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洋人只得溜走。1926年春，金尧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经常与同志一道以“民校”名义发动青年开展对英、日经济绝交活动，通过集会、游行、演讲和张贴标语等宣传形式，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掀起反帝斗争高潮，迫使日本“戴生昌”号货轮停业。1926年9月北伐军来澧，澧县迎来大革命风暴。l1月，他任中共澧兰支部书记，发展和领导共产党员43名，同时又任澧县农协中路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城关地区革命浪潮呈澎湃之势，打击土豪劣绅，惩治贪官污吏，处决土匪，禁烟，禁赌，禁嫖娼，反对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破除封建迷信，解放妇女等斗争步步深入。1927年“马日事变”后，金尧章在腥风血雨中潜入农村，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8月6日不幸被捕，数日后被押赴刑场，威武不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最终在城东澧浦楼外河边惨死在刽子手乱刀之下，年仅19岁。

张知辛(1910～1967)，1927年从澧县县立初级中学参加农民运动，担任农民协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工作。因参加反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斗争，1934年被驱逐回国，在中共著名地下工作者、杰出战略情报专家阎宝航领导下为党工作。抗战爆发后，参与“战地服务队”从事抗日救亡。

1938年随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内迁重庆，担任书店服务部主任，经常给进步青年寄《生活》杂志，鼓励青年进步。郭沫若任全国慰劳总负责人时，张知辛任总干事，在白色恐怖中不怕风险，多次护送地下党员和青年到中原解放区。抗战胜利后张知辛欲去延安，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留在国统区作统一战线工作。此时，因张知辛才干超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三番五次劝说他去南京政府任职，被婉言拒绝。

1946年1月，由张知辛牵头，与地下党员蒋一苇、高明，历史学家陈伟芳一道创办进步刊物《人物杂志》，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新华日报》1946年3月18日专栏文章称：“在这么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表扬好人，批判坏人，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人物杂志》的出版正是适合需要的。”刊物先后发表周恩来的《论鲁迅与郭沫若》，郭沫若的《论郁达夫》，王芸生的《论曾国藩》，俞颂华的《梁启超论》，徐盈的《陈嘉庚》，宋云彬的《纪念章太炎》，邓初民的《忆老战友李达先生》，容肇祖的《魏忠贤》，林异子的《论梁漱溟》等文章，对读者产生巨大影响。周谷城、吳晗、刘半农、朱自清、高士其、华罗庚、郑公盾等著名学者均曾免费为刊物撰稿，使刊物声誉大增。刊物每期印出后，均寄5份给延安中共党组织。因此，国民党于1949年4月将其查封。但同年11月解放后的重庆市军管会第一个给予复刊。此后，刊物刊登马、恩、列、斯、毛的革命故事，发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时候》、《朱总司令的故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向细菌宣战的高士奇》、《忆续范亭将军》等重头文章，宣传思想战线上的人物故事、革命家传记、艺文人物志、科学技术人物、历史人物研究等，影响很大。该刊物直至1951年张知辛奉调北京后才停刊。办刊期间，张知辛本人既主管编辑部，又操劳经营;既联系作者约稿和交流，又给无数读者亲笔复信;既以“鲁锐”笔名每期撰写《人语》专栏杂文，还经常会见各方朋友，分析局势研究对策，工作起来不分昼夜。

到北京后，张知辛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后又与知名学者周文耕等创办中华函授学校，并担任校长。1962年至1966年，他组织在中华函授学校举办和主持“语文学习讲座”，邀请吕叔湘、张志公、赵树理、陈白尘等40余位名家主讲，并编印200万字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先后五次重印，共发行100多万套，成为我国出版史上奇迹。

不幸的是，张知辛在“文革”中遭受严重打击，于1968年4月17日被迫害致死，时年58岁。改革开放后，其冤案得到平反。1979年3月14日，全国政协秘书处在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张知辛同志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38年澧县县立初级中学第30班毕业，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考入北大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

邹衡在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任教，1956年调回北京大学历史系，历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并任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当选为考古学和先秦史学会理事、商文化学会副会长。1986年起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邹衡教授长期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性贡献。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论文、著作或成果有:《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1期)，《论早商都城》(《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讲座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5出版)，《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文物与考古论文集》及《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还发表有《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西亳与桐宫考辨》、《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等论文，并参与编写由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他生前主张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应该是先商文化的起源地，但一直没有确切的实物来印证。2010年5月，在河北省鹿泉市的北胡庄村北发掘现场，发现了先商时期(公元前3600 公元前4000年前)遗址，填补了该市先商文化的实物空白，为史学界关于石家庄可能是先商文化发祥地的理论推断，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邹衡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陈可畏(1932～1996)，湖南澧县人，1932年4月出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地理学家。1947年澧县县立中学初47班毕业。1955年8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历史地理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陈可畏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中国民族史、中国军事史研究。先后参加《中国史稿》、《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中华文明史话》等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获奖著作有：合著《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获1984年全国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合著《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获199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一等奖;合著《中国史稿地图集》获全国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合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获1998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等奖;合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

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多为国内本领域权威之论：《试论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中阿加的阶级性质》(民族研究1960年第6期);《略论羌族与东汉战争的性质》(历史教学1960年第7期);《关于彭城大战一些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62年1月31日);《东越、山越的来源和发展》(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论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考古1979年第2期);《“中国”一词来源演变考》(地名知识1980年第2期);《街亭考》(地名知识1981年第4—5期);《关于中国的民族形成与发展问题》(民族学研究第3辑1982年);《论诸葛亮一出祁山之战》(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辑);《越国都琅邪质疑》(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赤壁考》(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古焉耆、尉犁国都及四十里城东旧城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论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北方文化研究第1集1987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部的民族关系及其经验教训》(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1987年);《南海诸岛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容许他国侵犯》(中国边疆史地论丛第1辑1987年);《呼揭国及其民族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6月);《城濮之战地理考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期);《中日两国古代城市比较研究笔谈》(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乌孙、大月氏原居地及其迁徙考》(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论赤壁大战与赤壁考》(湖北省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4期);《论我国对南沙群岛主权的法律依据与越菲马的非法侵略》(南海及其诸岛斗争形势和我们的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1991年2月);《<论赤壁大战与赤壁考>补》(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1991年8月);《论民族学及当前民族识别中的一些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1期);《孙武故里考》(管子学刊1991年第3期);《论魏晋时期中国北部的民族矛盾及其演变》(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刊);《论先秦至西汉时期黄土高原的生产状况与黄河河患》(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3集，地质出版社1992年);《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变化与环境》(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人文要素变化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睟不能同庸国混为一谈》(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研究》(海洋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契丹的族源》(东北文化史学术文集，东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齐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影响》(东北亚文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1995年);《唐代河患频繁之研究》(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再论诸葛亮的躬耕地在湖北襄樊市西隆中》(襄樊日报1996年5月);《郦学》(国学通览1996年第9期);《再论诸葛亮的躬耕地在隆中》(诸葛亮躬耕何处——有关史料和考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桂林市建城考》(广西桂林市建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西桂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论陶朱公及其商业思想》(山东定陶县陶朱学术研讨会论集1999年);《两湖地区水灾与治理的沿革》(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4-5期);《楚汉垓下之战析论》((台湾)历史月刊1999年第6期);《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陈可畏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1996年3月13日陈可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

除了这些故去的校友，县立中学时期的校友中还有很多人也为国家、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如1948年县立中学初55班毕业生戴作梅，后任武汉某单位高级工程师，其研究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合作成果奖、国家银质工程奖。1949年县立中学初59班毕业生赵伯善，后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1985年至1995年主持国家“丰收计划”推广项目“植物生长调节剂”系列产品研制与推广，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49年县立中学初60班毕业生杨小岩，后为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出版社编审，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著述甚丰。同班同学叶征勇，曾任新疆军区军政干校师职党委书记，献身边疆，戎马一生。1950年县立中学初62班毕业生任振森，1959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83年调《中国畜牧杂志》编辑室，后任副主编兼编辑室主任。合著《养猪学》、《畜牧学》，发表论文十多篇。1951年县立中学初69班毕业生詹世斌，后为航天工业部专家，曾翻译《火箭结构力学》(苏·瓦拉布赫等著，国防工业出版社,1982)一书。

改名为澧县二中后，学校也培养出了很多杰出校友。1963年高6班毕业生颜克初，考入湖南大学，后为长沙市副市长、人大副主任。1963届初128班毕业生龚光波，曾为空军大校、部队研究员，合著《中国谋略丛书》，对奇石收藏颇有研究与建树，转业后任武汉宏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65年高9班毕业生张自维，后为空军指挥学院教授，著名飞行控制专家;同班同学阳宪慧，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热工量测及自动控制专业，留校任教，后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过程控制工程专家，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工业控制计算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出版专著、编著300多万字;同班同学向采兰，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留校后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学系、微电子学研究所任教授，长期从事微电子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承担国家“七五”、“八五”、“九五”重点攻关项目，承担集成电路制造过程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的设计和推广应用工作。1994年《集成电路制造过程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被电子工业部授予科技进步二等奖。1966年高10班毕业生黄生训，湖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为湖南师大教授、物理系系主任、湖南省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委员会主任;同班同学鲁春初湖南师大数学系毕业，后任湖南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处长、软件学院党总支书记。1966年高11班毕业生向自治，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教育部机关工作，历任教育部教育管理局局长、行政司司长、中国教育服务中心董事长、中国华育发展公司总经理;同班同学樊学林，大学毕业后到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审计系任教，1991年取得“会计与投资数学上的重大成果”。据《经济评论》1991年第6期报道：樊学林、李安南合作经多年苦心研究，发明“L系数计算体系”，是“在会计与投资数学上的重大突破”，“至今尚未见到西方国家有比这更先进的计算方法”，武汉电视台10月26日晚间新闻对此作了报道。1972届高16排毕业生陈小鹰，后为新华社著名记者，其摄影作品获国家级奖励10余次，其中《我打下你三架》在国家美术馆展出。同班同学徐令生，后任广东省清远军分区大校。1974届高27班毕业生朱东屏，后成为留美博士，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协会会长，绵阳虹远芯片有限公司董事长，连获教育部“春晖计划奖”，入选教育部“百名优秀留学人员”。1976届高40班毕业生张大顺，后为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党委委员、副院长，是湖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常德市政府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中国化学协会会员，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课题6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13篇被SCI收录。

这一支系的校友中，尤为突出的是1956年初88班毕业生朱作言，1973届高17班毕业生龚建民，1973届高21班毕业生李中原，1977届高43班毕业生陈新。

朱作言，细胞及发育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41年出生于湖南澧县，1956年澧县第二初级中学第88班毕业，考入湖南师大附中。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80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1980～1983年分别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伦敦皇家肿瘤研究所和美国波士敦遗传研究所进修，1988～1991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任教授、研究员，1991～1994年在英国阿伯丁大学任高级讲师、博士生导师，1995～1999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7年被授予英国阿伯丁大学科学博士荣誉学位。现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科学通报》执行主编，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会长。从2000年5月起被聘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20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朱作言长期从事鱼类基因工程、鲤类基因组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多项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成果，为鱼类基因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曾6次荣获国家和部级科技成果奖，共发表研究报告90多篇，其中3篇已成为转基因鱼领域公认的经典文献。

龚建民，男，汉族，1956年12月出生，湖南省澧县人。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72年元月进入高中学习，1974年元月高17班毕业。1974年12月参加工作，下放到澧县道河茶场当知青。1982年毕业于大连铁道学院，1982年至1996年在铁道部武昌车辆厂、澧县农机公司、县国土局、县经委和县政府工作。先后担任澧县国土局副局长、经委副主任，1994年12月任澧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96年10月至1998年1月任常德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1998年1月至2005年12月任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05年12月开始任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龚建明于2001年6月加入农工党，2001年9月至2006年任农工党常德市委主委，2002年6月当选为农工党湖南省委常委，2004年12月补选为农工党中央委员，2005年10月当选为农工党湖南省委副主委，2007年6月当选农工党湖南省委主委。2000年1月至2003年1月，任湖南省政协委员，2003年3月至今任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1月当选湖南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

李中原，1959年出生于湖南澧县，1973届高21班毕业。著名书画艺术家。现任深圳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1987年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选拔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工作，任美育室主任、湖南省高教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1996年4月调深圳大学工作。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和中国书协主办的“第八届全国书学讨论会”监审委员，第三届全国书画专业媒体书法家作品展暨理论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学者型艺术家，李中原以学养艺，诗、书、画、印全面发展，以实力和人品赢得世人称道。书风古雅朴茂，意趣盎然，富于书卷气;绘画以山水见长，老苍深秀，气格高古，饶有笔墨韵致;篆刻以汉印为宗，上溯甲骨，别具一格。近些年，其书画作品参展、获奖、发表、刊石、收藏计700余件次。《中国书法》、《文艺研究》等国家权威学术期刊曾作专题介绍。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为矗立在罗湖桥头的巨型纪念碑题写碑名、碑文，影响深远。著有《隶学概论》、《中国书法史》、《青少年书法入门——楷书新编》、《书用汉字字辨》、《李中原黄金分割习字丛帖·10册》等。先后在《中国书法》、《文艺研究》、《书法世界》、《书法通讯》、《书画艺术》、《深圳大学报》、《书法导报》、《书法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权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和CSSCI收录。其关于“黄金分割美学法则广泛存在于汉字各种字体(书体)内外结构的多种比例关系中”的科研成果，解决了书法教育“结构教学”中的重要技术难题。获国家6项专利。其艺术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的成就，被《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当代发明家辞典》、《中国历代书法家辞典》等20多部专业工具书收录。

陈新，1960年2月出生于湖南澧县。1977年高43班毕业，中共党员。现任广东工业大学校校长，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7月在湖南澧县澧澹乡知青队参加工作。1982年1月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获学士学位。1982年1月至1992年9月在中南林学院工作，其中1985年9月至1988年3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学习并获硕士学位。1988年7月晋升讲师，1992年6月晋升副教授。1992年9月至1995年3月在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学习并获博士学位。1995年3月起在广东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工作。1995年6月起在广东工业大学工作，历任机械电子工程一系计算机集成制造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主任、机械电子工程一系系主任、机电学院院长。1997年12月晋升教授，2000年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2001年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同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8月起任广东工业大学副校长。2010年10月起任广东工业大学校长。兼任广东省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专家组组长、全国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委员会理事等职务。是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重点培养对象、省“计算机集成制造(CIMS)”重点实验室主任、省级重点学科“机械电子工程”学科带头人。近年来主要从事计算机集成制造、网络化制造、微电子制造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10余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广东省重大专项与自然科学团队基金、广州市重大攻关等科研项目。获教育部、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各1项，厅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国家专利3项，国家软件著作权5项，出版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新学沿革之二：九澧组武女子学校——澧县一中

这条线索的基本走向，是九澧组武女子学校——湖南第二联合女子师范学校——湖南省九澧联立女子师范学校——九澧联立中学——澧江中学——澧县第一中学——澧县中学——澧县第一中学，时间段是1912年至1977年。

1912年秋，辛亥革命硝烟未散，常澧镇守使王子豳便将注意力转向教育，会商治下大庸、慈利、石门、临澧、安乡、澧县六县知名人士，创办九澧组武女子学校，并呈准备案，开澧水流域女子教育之先河。九澧组武女校以澧州城内旧参将署、文昌阁、薄公祠、护国寺、宾兴馆、同善社、龙王庙等处为基础，在城东奎星楼(又名遇仙楼、澧浦楼、澧县南楼)下东府堰(又名沧堰)即原参将署旧址(今城关中学)创建。

王子豳(1870～1920)，字正雅，慈利县溪口镇人。弱冠中举，先后任云南通判、宝宁知县、富州厅通判、直隶州知州、广南开化府知府、滇越边防统领、湘西镇守十营统领、湖南第四区守备队司令、常澧镇守使等职。辛亥革命中，王正雅是湖南出兵支援武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曾率“武字军”智取荆州，于1911年12月16日迫使清军投降，解除武昌上游威胁，使大局转危为安，为全国革命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赞其为“奋勇能战”的将领，澧州有“王统领打荆州”的故事流传。

任常澧镇守使(后改为澧州镇守使)期间，王正雅十分重视教育，亲自兼任澧县中学校监，又组织筹资创办九澧女校，自任校长。此外，还个人出资兴办澧县文学专修学校，仅一次扩建自修室七间，耗资就超过三千银元。每逢过年过节，王正雅都设宴招待学校教师，席间敬菜敬酒，执礼甚恭。他还经常深入教室、食堂、寝室和自修室了解情况，细听学生朗读课文，有时把学生叫到一边谈心得，谈得好就当面夸奖。他是前清秀才出身，国学功底深厚，往往能给予精当的点拨。一次他出席学生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演说词的结尾是：“我愿诸君，做生利之人，不做分利之人;做造福之人，不做享福之人!”他在澧州“任镇守使九年，敬教劝学，各众丰财。虽洪宪之祸，护法之争，湖南列县糜烂，而澧一隅安然”。(《慈利县志》)1920年7月，王正雅在湘西兵变中不幸遇害。孙中山获此消息，致电哀悼;澧城居民倾城而出，迎殡送殡;其遗体安葬在澧县大洼，直到“文革”前都有专人守墓。他遇害后九澧女校教师吴恭亨曾撰挽联：“战临安奇功，战荆州首功，谊忝同袍，突起异军曾助臂;非刺客暗杀，非临阵敌杀，衅由假道，死于乱卒太无名。”

女校兴办后，由于王正雅声望的影响，吸引了很多名师任教，也留下了不少由本校教师撰写的名联流传后世。其中，国学大师吴恭亨为学校题写的门联是：

广二南化;

开九澧先。

第二任校长田金楠(号东溪)亦为学校礼堂题联：

藉汗马闲身以建此堂，输入九澧文明，于无事时作事;

本睢麟精意而示之学，风行二南女子，庶有家者宜家。

又为学校澧浦楼题联：

大湖东西，澧浦与岳阳对峙;

小范忧乐，英雄要儿女平分。

九澧组武女子学校创立后，开头三年多的时间里由王正雅亲自兼任校长，处理校务。到1916年更名为湖南第二联合女子师范学校，并设立附属小学。其时王正雅政务渐忙，改任名誉校长，由田金楠(即田东溪)任校长。后来学校在1933年改名湖南省九澧联立女子师范学校，旋再更名为九澧联立女子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前后三易校名。其间1921年至1925年，澧州镇守使唐荣阳、贺龙先后兼任名誉校长，田金楠、杨子平、田祚兰、黄爱玲、熊悟工、裴晦甫等先后任校长。1927年后，校长由六县组成的校务理事会遴选，呈省教育厅圈委备案，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先后有刘善初、罗振声、杨体光、石宪玉、褚道谦、庞道桂迭任校长。学校下设教务、训导，事务三处，为行政管理机构。

1940年因日军入寇，学校奉令疏散，迁往慈利县三栋坪朱家大屋。1942年再迁至临澧花林坪史家大屋，1944年又迁至临澧燕窝杨宅，1945年迁回县城原址。学校“几经转徙，元气大伤”。1944年下学期，呈准改组为“湖南私立九澧联立中学”，原有女师第17～20班改名师范部，至1947年下学期，各班先后毕业，九澧女子师范学校宣告结束，学校成为完全中学，进行普通教育。

其时，学校占地60余亩，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有可供12个班620余名学生用的课桌椅、床铺寝室和食堂，有供54名教职员用的办公室和宿舍，有图书3700多册，报刊380多种，仪器3800多件。经费来源是每年由5县定额交款，不足部分由澧县包干。澧县学田局拨水田750多亩，旱地120多亩。加上其他5县陆续捐置，校产田地共达2100余亩(大部分为山地、湖田，外洲)，可年收稻谷2200石左右，皮棉70石左右。学生每人每学期缴纳学费50元，寄宿费40元，杂费80元，图书仪器费20元，卫生费50元，劳作材料费20元，同学会费10元，计法币270元，另俸谷1石。此外，对校舍修建，澧县教育部门还给予少量补助。学校设有校产管理经理处，负责经营管理上述各项收入及保障日常运转、学校修缮的支出。

这一阶段的学生来源，主要来自发起办校的六县及滨湖其他各县。湖北公安、松滋等县亦有少量学生报考，以澧县学生居多。因收取学费较高，学生中城市及世家出身的子女较多，总人数有限。1927年后，学校曾采用免收学膳书杂各费的劝学方式，入学人数有所增加。当时的免费，仅对本地学生免收学费和部分膳食、书籍、讲义费，外省外县学生费用全部自理。但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办学规模逐渐扩大。1929年至1944年，高峰时年招收女子初中班3个，常设师范班4个，小学班4个，总人数400左右。改为九澧联中后，年招收初、高中新生各100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九澧联中的办学亦未中断。但其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通过时任校长李旭的创造性工作，使学校获得巨大转机，并促成了新兴的澧县一中诞生。

1950年上学期，学校响应政府退租号召，学田的佃户们络绎不绝来到学校，学校大仓里的稻谷退得颗粒不剩。是年7月，原任校长杨宗南调离学校，政府委任年仅27岁的李旭接任校长。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富家子弟不敢读书，贫家子弟又无钱读书。故此下学期开学后，虽经多方劝学，学生人数仍然只有200多人，学费收入很少。而其时由于没有了长期支撑学校运转的学田租谷收入，学校一切开支包括教工伙食在内，全部要由学费收入维持，因此经费最多只能坚持三个月，学校面临巨大危机。

校长李旭向澧县人民政府请求补助，回答说“县立中学我们都难以维持，联中就无法援助了，你们到专署去申请。”再到专署教育科申请补助，科长不仅不支持，反而责问：“你没有能力，当什么校长的呢!”无奈之际，李旭要求辞去校长，但未获批准，只得回校继续想办法。左思右想，认为只有向垸乡的佃户求援，才是谋求解决学校困难的唯一选择，因为垸乡当时尚未进入土改。这一想法得到县长支持，政府开具介绍信，李旭亲自带领筹粮工作组到垸乡的原学田佃户中请求支持。垸乡农民认为纳粮办学是行善积德，慷慨相助。工作组不辞风雪，逐垸逐村逐户走访，历时20多天，收到稻谷3万多斤，学校渡过了难关。1951年上学期县长和副省长来校视察，认为李旭带领艰苦办校很有成绩，奖励给学校资金500元，在当时可购稻谷1万斤。1951年冬，垸乡仍未土改，学校再次向佃户求援，又收稻谷3万斤。此时学生增多，学费收入也相应增加，缺钱缺粮的矛盾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除了日常运转，还购进了一批新书，添置了简单的教学仪器，改善了教工生活，并给教工发放了为数很少的补贴。同时，学校从湖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和其他渠道聘进了10多名得力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学校出现可喜的局面。

办学经费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1951年下学期，由于澧县西北地区进行土改，农民送子女入学的热情空前高涨，学生人数猛增至600多人，校舍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起初，学校租借校园旁边吴家祠堂作为临时宿舍，破旧不堪而且阴暗潮湿。一天下午突然溜出一条大蛇，引起全校慌乱。九澧联中的原校舍，也多半是破旧的木板房，风雨袭来，摇摇欲坠。为解决校舍困难，李旭四处奔走，最后认为借用北门外天主教堂作为高中部校舍，形成“一校两立”的局面是为上策。经请示批准后，李旭与天主堂的芬兰主教反复交涉，历尽艰辛，耗时半年终于获得同意，师生“大喜若狂”。1952年上学期，学校派专人将教堂房屋改造成教学用房。9月初，高中部迁往天主堂办学，初中部仍留在原址。至此，校舍不足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其时，各地学校都百废待兴。常德专署教育科得知九澧联中经费、校舍得到改善，拥有了较好的办学条件，于是决定将原在临澧县办学的省立十四中高中部整体迁往澧县。1952年8月，省立十四中高中部与九澧联中高中部合并，成立澧江中学，同年11月更名湖南省澧县第一中学。

这期间，师生生活、工作条件都非常艰苦。1950年初至1952年8月李旭任校长期间，全校教师待遇为每人每月70斤大米(约合5元钱)，仅够吃饭而已。1950年下学期，师生同桌就餐。食堂设在一栋二层的旧木板楼下，上面为学生寝室。进餐时热气升腾，臭虫就从头顶的旧木板上一串一串掉下来，甚至落在菜碗里，但大家都若无其事，没有怨言。老年名师如曾湘彦、杨宗湜、胡定丕、彭朝宗等，也和青年人一样同艰共苦，尤其可敬。1951年底，学校有了较多的粮食，本应给教师增加待遇，可既要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又要花资金改造教堂，老师们为学校发展着想，宁愿不增加待遇，其公而忘私的风范令人感动。

尽管当时办学还没有完全走入正轨，但由于师生同舟共济，校风谨严，仍然实现了较高的办学质量。1950年到1952年，九澧联中学生高考无一人落榜，录取北大、哈大、武大、湖大、中大等名校的不乏其人。1952年下学期，学校共有初、高中20个班，师生员工1400余人，规模之大，为九澧之冠。但此时政府规定，中学校长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李旭不是党员，免去校长调往常德市一中任教，由省立十四中校长刘金波(地下党员)接任澧江中学校长。

整合后的澧县一中，集中了两所学校的优秀教师，师资力量大为加强。这一时期的教师，后来部分成为大学教授。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相对较好的办学条件，造就了新生的澧县一中首次辉煌——1952年招收的高中新生，在三年后的高考中取得十分优异的成绩。

1953年下学期，范群接任校长，学校步入正规办学的轨道。以教学工作为中心，制订了“深钻、细备、精讲、多练、细致、及时、耐心、热情”的十六字备教批辅基本要求，开展以“制定各科教学目标”，“运用模糊数学评课”，“师生共同备课”，“缩小台阶，减少分化”为课题的教研活动，并举行论文报告会。教学精耕细作，学风严谨务实。

1955年，澧县一中208名学生参加全国高考，升学率达96%，居全省之冠。于是学校声名鹊起，誉满三湘，省教育厅奖励教学仪器若干，并为日后晋升省重点中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时的教育教学情况，我曾在另一本书中做过描述：

2007年国庆长假前夕，1957届高中毕业的校友50年后回母校团聚，特地从常德请来了他们的老校长范群和数学老师徐行。范老88岁，徐老84岁，仍然思维敏捷，语言幽默。两位老人离开澧县一中已经差不多50年，分别在常德师专历史系主任、数学系主任岗位上退休，但他们谈起一中旧事，仍然如数家珍。

9月30日中午，学校宴请二老，请他们的老同事，我校退休老师戴寅生、李雪平先生和二老的学生、原常德师范学校校长赵昌协先生作陪。席间他们聊起往事，感人至深，振聋发聩。

范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校不管怎么变来变去，最根本的是要有一群好老师。在他们的交谈中我体会到，好老师不仅仅要业务水平高，更重要的是要用心教书，严谨治学。

徐老是赵昌协先生高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也是55届高6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们谈起当时的教学，很有特色。徐老说，55届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完全是正规教学，按正常的作息时间，从来没有加班加点。范老回忆，首先是有一批很好的老师，数学教研组的徐行、张宗霖、杨宗湜当时都很年轻，就已经成为数学教学的王牌。后来张、杨成为湖南师大的教授，徐行当了师专的系主任。物理教师彭朝宗、李传纯，语文教师李木清也很有名。数学是全校的王牌学科，被戏称为“数学地主”。数学组的老师不仅自己肯钻肯学，每周还为二中的数学老师开办一次讲座。二中一位读经济学专业的熊其淑老师跟班听了徐行老师三年课，也成为很有名的数学老师。说到数学老师的教学风格，赵昌协先生讲了一件趣事：当时数学课每节课开头5分钟都是测验，最后5分钟也是测验，时间一到学生立即停笔举起右手，哪怕一个字只写一半也如此，然后小组长从后面依次把测验卡收起来交老师批改，非常严格。一次徐行老师上课，开头5分钟测验卡收上来后就喊：“下课!”值日生懵住了，徐行老师又喊：“谁的值日生?”值日生站起来说：“徐老师您还没有上课呢!”徐行老师才恍然大悟，一拍脑门说：“昨晚内人生病，我搞糊涂了。对不起!”

1955届的学生也并非个个智力出众，有的学生读完高中连时钟都不会认，但老师对每个学生都耐心教育，因人而异进行指导。50多年后，范老和徐老对当时很多的学生的姓名、特点、课堂上有什么表现、上什么大学、有什么成就都清清楚楚。特别是他们讲到，凡考试得2分的试卷(当时按苏式5分制评分)，老师都要亲自交到学生手中，避免由其他学生传递而伤害这些学生的自尊心。学生吴子林、骆诗云智力平平，老师就指导他们分别报考了考古专业和图书馆专业。后来，吴子林当了西安兵马俑博物馆的馆长，骆诗云当了一个地区图书馆的馆长。

从几位老校友的闲聊中，我们肯定不可能获得当时办学的全部信息。但是仅两位80多岁高龄的老先生对50多年前的学生和教学活动的清晰记忆，就足以使我们汗颜。学生、教育、教学已经深深植入他们的头脑中，乃至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夫如是，如何不能创造出一流的教育教学质量!

用心教书，严谨治学，这是夺取1955届高考桂冠的秘诀!

1955年以后，学校乘势而上。1956年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党和国家对教育方针作了相应变革。1957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则进一步规定，“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根据这些精神和当时“大跃进”的趋势，1958年11月，学校实行厂校合并，成立澧县工学，但运行到年底即停止运行。

1959年，学校大力贯彻实施新的教育方针，着力化解政治运动对办学的冲击，保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当年，学校被评定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湖南省重点中学”。

1960年，澧县一中由县城天主堂迁往津市皇姑山下原省高级农校校址，办学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学校管理进一步规范。1962年国家困难时期刚过，立即着手整顿教学秩序，贯彻《教学大纲》，强调“双基”教学，大力纠正大跃进中“双高课”只顾数量，不问质量的倾向。1963年，学校派代表出席全国群英大会。同年，再一次被认定为全省20所重点中学之一。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学校一直坚持正规办学。

从民国元年(1912)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校开设的课程门类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但总体上体现了同时期世界中学教育的基本特征。1912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令》规定，中学开设修身、国文，外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含动物、植物、矿物、地质及生理卫生)、物理(三年级开设)、化学(四年级开设)、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计14个学科。1919年教育部通令“中学可酌情增减部定科目及时间”。1922年废除旧学制，中学分为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学制各为3年，高级中学又划分为普通科、农科、工科，商科、师范科、家事科。普通高中课程开设公民、体育、卫生、军训、国文、英文、算术、生物，化学、物理、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伦理、图画、音乐共计17门学科，课程设置分为分科必修，分科专修、纯粹选修三类。其中，公民课程中以“党义”为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学废除军训、公民、党义，增设政治课(含中国革命常识，毛泽东著作选读、时事政治及社会科学基础)，基本保留原有文化课。1951年，教育部颁发统一的中学教学计划，规定开设政治、语文、数学、自然、生物、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体育、音乐、图画、制图等14门课程。1953年，教育部颁发新的中学教学计划，将数学分为算术、代数、几何、三角4科;历史分为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地理分为自然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世界经济地理;政治分为中国革命常识、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共同纲领;生物分为植物、动物、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1956年，教育部再次调整中学教学计划，将语文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科;政治分为政治常识，社会科学常识、宪法;在初三增设工农业基础知识。1958年，汉语与文学合并为语文科，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生物等科也不再分成若干科授课。根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把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中学各年级增设劳动课，初中外语改为选修课。但是这种课程设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颠覆。

本来，1965年上学期，澧县文教科认真贯彻省教育厅颁发的《关于全日制中小学学生成绩考试、考查、评定及升级、留级问题暂行办法(草案)》，并决定在澧县一中、城关一完小办试点，以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到7月份，县里又在澧县一中举办全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教师短训班，以学习贯彻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精神，全县教育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但到9月份，常德专署社教总团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始进行为期10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此，政治运动冲击学校教育的现象拉开了序幕。

1966年5月，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学校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5月下旬至6月上旬社教运动结束阶段，全县教师分两批集中到一中学习，进行组织建设，搞“人人过关”，部分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6月中旬，学校社教工作组改为文化革命工作组，驻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发动学生检举揭发老师的问题，大字报铺天盖地，走廊里、教室内满墙都是，高三教学楼的楼梯口还扎有“鬼门关”，一名语文教师因受不起惊吓而自杀。当年高考被叫停。9月，学校“停课闹革命”，师生开始全国“大串连”、“踢开党委闹革命”，抢解放军和人武部的枪，大造“走资派”的反。

1967年3月，根据中央停止串连的指示，外出串连的师生陆续回校。5月，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66年所招新生回原毕业学校“复课闹革命”。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文攻武卫”，煽动武斗。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陷入“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8月13日，一中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总部”带着机枪等武器，到梦溪公社牛皮堰和“农民保守派”武斗，高50班学生、机枪射手向德佳不幸被农民军步枪点射致死。学生造反派斗不过农民保守派，把尸体抬回一中，向学校保守派出气，武装捆绑保守派教师龚光美、杜修源等，勒令其跪在向德佳坟前，用皮带毒打，鸣枪示威，狂喊杀人祭坟，讨还血债，场面恐怖至极。1968年5月，以一、二中学生为主体的澧县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9月，根据上级精神，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开展斗、批、改。10月，学校根据上级精神，决定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新生。

1969年2月，县革委会决定撤销县直各中学，成立澧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下设两个分校，一分校设在原二中，二分校设在原一中。共大一、二分校按指令从县办初中“老三届”( 即1966届、1967届、1968届)毕业生和社办农中至1969届的毕业生中，按推荐选拔的方式，各招收200名学生。上学期，遵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及“学军”的指示，中学由“三三”制改为“二二”制，学生建制编成连、排、班，其中的排相当于以前的班。学生在校的活动，包括学习、劳动和军训。12月，共大及其一、二分校建制又被撤销，恢复一、二中建制。当年初，大批骨干教师被遣散至边远地区劳动改造，被认为改造合格后可以就地任教，其中很多人至文革后期才重返一、二中讲台。

1970年上学期，仍按推荐与选拔形势招收高中新生，为春季始业。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较为正规的招生，原刘市区、梦溪区、垱市区学生统一归入二中，白衣区、红湖区、甘溪区、码头区学生归入一中，学生编制仍为连、排、班。1970年3月，根据《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试行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学校实行新的教学计划。12月，根据省革委关于一校办若干专业班的精神，澧县一中创办农业机械班(学期3个月)、赤脚医生班(学期6个月)、赤脚兽医班(学期3个月)和中学师资班(学期6个月)等4个专业班。1971年5月，学校传达中共中央批陈(伯达)整风文件精神。10月，开展批判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活动。1972年，学校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1973年元月，全县高中招生尝试恢复正常秩序，生源经推荐和审查后，由县里统一组织命题，分区设点，进行文化成绩考核。6月，将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1974年9月，学校传达国务院科教组南宁会议精神，进一步贯彻《五·七指示》，面向农业，服务农业，实行开门办学。

1975年3月，学校贯彻上级关于组织教师下乡下厂(场)劳动的意见，安排师生轮流下乡下厂(场)劳动。11月，县文教局就澧县一中津市校舍与湖南拖拉机制造厂签订等价转让协议书。澧县一中津市校舍改办成湖拖技校(后为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1976年9月，师生集会，深切悼念毛主席逝世。10月，集会庆祝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977年7月，澧县一中从津市迁回县城，与澧县二中合并，定名澧县中学。这是一、二中第三次合并。一中教师大部分回县，少部分留津市。下学期，高中招收新生开始进行文化考查，择优录取。12月，县文教局将澧县中学更名为澧县第一中学。国务院通知恢复大学中专招生考试制度，学校组织学生参加高考。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澧县一中办学的基本过程。总之，这一时期学校是比较混乱的。

一是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在“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期间，关键词是“闹”，上级没有规定教学计划，学校自行其是，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1970年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中小学教学时间计划表》，也是打破常规，规定每周政治课(包括“天天读”)增至8节，物理、化学合称工业基础，体育改为军体，音乐改为革命文艺。教学内容由教师自由裁量。数学课主要学习简易测量、机械制图;物理课主要学习“三机一泵”(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水泵);化学课主要学习农药、化肥;实验课则组织学生用校园内拐枣树的果子熬酒;英语课纯粹走过场，不教音标，学生读英语就在英文旁边用中文字注音，如“三克油”等。总之，各科基础知识教学受到严重冲击。其时各科教师出自责任心，自发编写了部分辅助教材。如语文教研组长邓学初老师先后编写了《写作知识》、《农村常用文写作》、《革命诗歌创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写作》、《心中红日永不落》等教材，向学生传授写作基础知识。

二是师生的角色定位被搞乱。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组织风起云涌，学生中先后建立起一中“红色造反军总部”、“红卫兵东方红总部”、二中“鲁迅战团”等组织，部分“四清”运动中挨整的青年教师亦组织起“澧县一中红核弹造反军总部”，开展大串连和一系列造反活动。此后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教师被当作“革命对象”，“牛鬼蛇神”，不少人被关进“牛棚”，全县有300多教师受到开除公职等错误处置，部分教师甚至被体罚致伤致残，其中有不少是一中的骨干教师。l971年，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两个估计”，即建国十七年“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之后，教师整体上被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一大批教师受到不应有的批斗。直到1975年，学校还在开展打“打土围子”活动，教师身心受到巨大摧残，很多教师无心无力从事教学活动。

三是学校的管理活动被搅乱。管理盲目屈从于政治运动，丧失了学校主动权，更谈不上按教育规律办学。比如1969年珍宝岛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此后直到1970年，一中学生很多时间都在挖防空洞，几乎把皇姑山的地下挖空了，每个学生两手血泡。1970年新县委成立召开庆祝大会，一、二中学生被要求列方队表演接受检阅，学校花大量时间组织学生进行齐步走、正步走训练。正式开会那天，师生凌晨五点起床，步行20多里路到县城参加活动，会后又步行返校。还有，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常用记录速度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最新文件，一旦接到通知，学生们往往马上组织收听、记录，然后连夜用毛笔誊写，辟成大字墙报，第二天还要组织宣传活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规章制度被视为“管、卡，压”而遭到批判，升、留级制度被取消，入学、休学、转学、复学、退学等制度形同虚设，学生学习期满就算毕业，对违章学生无所处置。

然而，由于学校有较好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办学也并非一无是处。笔者正是这期间从皇姑山下澧县一中毕业的学生，1970年初入学，1972年初毕业。当时所受的教育，仍成为我们一生的宝贵财富。高中阶段我们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老师言传身教树立楷模。我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杜修岳老师，文章、诗词、书法无一不精，后来成为省内有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书法家。他课堂教学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讲解丝丝入扣。特别是一手漂亮的粉笔字，令学生倾倒，很多学生竞相模仿。一次杜老师下课后不小心把自己创作的一本手抄诗集掉在教室里，被同学捡到传阅，那些飘逸灵动的旧体诗词和美轮美奂的钢笔书法，使同学们仰慕不已。学校党支部书记陈遵望作报告，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当时其他人讲话，多半是大话、套话甚至假话，但陈书记讲话亲切实在，深入浅出，丝丝入扣，两个小时不拿讲稿，底下鸦雀无声，令学生崇拜。

二是老师教学认真鼓励创新。数学科李德荣老师非常注重让学生主动学习，对每天的作业及时批改，上课时穿插点评，及时给予鼓励。一次数学考试，我自认为考得不好，错了两道大题，考完后在校道上闷闷不乐。不久有同学飞奔而来喊我：快!快!你的数学卷子贴出来了!我很恼怒：也就这一次考得不好，难道还要贴出来示众么?同学说：不是!100分!说你解题有创造性!我俩跑过去看，果然贴出来了，而且真是100分。因为一道几何题的证明，我用了老师没有讲过的方法，老师用很粗的红墨水笔在关键处画上着重号，并在旁边写了六个大字：“解题有创造性!”然后用一个长箭头指向卷头的100分。这个情景，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它激励我做事情尽量突破定势，努力寻找捷径。

三是老师注重实践激发兴趣。物理科杜修源老师讲课风趣，知识广博。一次他在大礼堂给全年级学生做物理讲座，边讲边演示，用无线电远程控制电灯开关，同学们看起来像演魔术，此后对物理学习的兴趣大增。化学科郭祖科老师文革初期挨整，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碰到天气变化就疼痛难忍。但他不仅坚持认真教学，而且课余时间还带领学生用拐枣熬酒做试验，有时通夜不睡觉。从他们身上，同学们既感受了科学的神奇，更感受到了老师人格的伟大。

四是通过“天天读”打下了较好的哲学基础。那时的“天天读”，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我们却受益匪浅。所谓“天天读”，就是每天第一节课读书，内容全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读了不少书，也背了不少书。“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每个同学都能背诵如流，部分同学还能全文背诵《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除了通读毛泽东选集，我们还读《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自然辨证法》、《资本论》等著作。通过读书，不仅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初步掌握了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如正确处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思想方法，在日后工作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五是锻炼了学生的自立自治能力。我们那一届学生，从进校就开始挖防空洞，饭吃不饱，劳动强度又大，在坚硬的黄土砾石上，一镐挖下去往往只出现一个小白点，开始真的很吃不消。但后来手上的茧子磨出来了，力气也增长了，就不那么可怕了。而且吃了这样的苦，以后再吃什么样的苦也不在话下了。同时，学校的很多活动，比如召开运动会、文艺汇演、出黑板报、出墙报、学校广播站的组稿和广播等，老师基本不管，全由学生干部主持。学校山坡上有大片果园，栽植桃树和梨树，水果成熟季节同学们24小时轮班巡逻守护，也由学生干部负责。如果有同学犯了错误，虽然学校没有严格的处罚制度，但学生干部要组织“帮教会”，发言者义正词严，挨批者痛哭流涕，歪风邪气不敢抬头。这样，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从1912年至1977年，学校这一分支也涌现了一些有名望的教师和校长。其中突出者，有吴恭亨、田金楠、周传德、杨载雄、向郁阶、胡定丕、杨宗湜、范群、徐行、陈锡纯、雍文化等。

吴恭亨(1857～1937)，字悔晦，号岩村，晚年字弹赦，又字岩生，湖南慈利象耳桥月亮岩人，清廪贡生，近代古文家、诗人，南社社员。“以游幕、教读为业，能诗文，工联语。”早年曾因唐才常案牵连被捕，系狱经年，后逃去。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湖南省特别议会议员。早年曾任澧州官立中学堂教员，1912年九澧女校初创时，受王正雅聘请担任历史教员，曾为学校题写著名楹联多幅。又曾任进步党慈利县主任干事、《慈利县志》总纂。吴恭亨所著《对联话》，上承梁章钜《楹联丛话》，保存了道光年间至民国初年不少名人的联作，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生平著作除《对联话》外，另有《悔晦堂对联》，还有诗集、文集、诗话、日记等收入其《悔晦堂丛书》。民国27年农历5月，吴恭亨病逝于常德寓所，终年81岁，葬于湖南慈利羊角山麓枣儿湾。吴恭亨自小喜爱对联，童年时即师从楹联大师朱恂叔先生。其《对联话》共十四卷，分为题署、庆贺、哀挽、杂缀、谐谑五类;其中题署四卷，庆贺一卷，哀挽五卷，杂缀三卷，谐谑一卷。共收录历代对联作者千余人，其中著名联家百余人。辑录历代对联佳作三千多幅，其中95%为清末至民国初期的作品，为中国楹联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吴恭亨不仅仅只是简单收录对联作品，还结合自已创作对联的经验，对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点，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他的创作思想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提倡创新，反对蹈袭雷同;二是强调楹联创作要“切题”;三是明确提出了写景“三原则”;四是重视联作的思想内容;五是崇尚自然，反对雕饰。

田金楠(1856～?)，土家族，字春庵，号东溪，湖南省慈利县甘堰乡东峪村人。清同治六年(1867)11岁时应县试获第一名，光绪二年(1876)20岁时入邑庠，为光绪岁贡。1916年继王正雅任九澧女校校长，有多幅学校楹联流传后世。历任湖南省特别议会议员，慈利教育会会长，慈利劝学所所长，慈利县文史馆馆长等职。在慈利县阳和乡渔浦村创建“渔浦书院”。后又任澧州中学堂校长，曾应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至长沙主持南学会。一生献身教育，著述颇丰，文誉斐然。刊印的著作有《半有堂文集》和《消寒唱酬集》等。辛亥革命后，田金楠曾题写楹联数幅，兹列举几例，以见其胸襟与文采。其一是为常澧镇守使授勋礼戏台题联：

世界田海惊心，萃稗史四千余年，儿女英雄演出黄帝魂，顿令旧案翻新案;

汉家旌旗在眼，看云台二十八将，公侯文武高陪紫微座，莫谓今人无古人。

其二是为阵亡将士追悼会题联：

贼氛甚噩，我武维扬，还九澧大好河山，民亦无恙，岁亦无恙;

马革何常，羊碑不朽，看诸君争光日月，生安足论，死安足论。

其三是为蒋翊武题挽联：

行列潜身，上将荣身，招讨杀身，命耶非欤?天胡为颠倒英雄若此;

武昌革命，洮阳亡命，麓山归命，死者已矣!人将奈飘摇民国如何?

周传德(1864～1935)，字敬六，号宣三，一号隐园，澧县澧阳镇人。光绪丁酉科拔贡，钦取八旗教习，候选知县。其父周炳著与石门黄碧川同为同治壬戌(1862)科举人，任贵州各县知县20余年，为官清廉，死后“兄弟两三人，素车还故乡”。周传德15岁时起随其父辗转于贵州各地，1886年被贵州提学使聘为“襄校试卷”。1897年秋闱中式拔贡，次年进京应试，支持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隐居澧州。先为澧兰书屋塾师，后任澧州中学堂主事(校长)。蒋翊武在澧兰书屋和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深受其严谨学风和维新思想的影响。1906年至1907年任西路师范历史教授。后游历粤东，至广州被聘为两广方言学堂地理教员。1912年应王正雅聘请，为九澧女校教员。1914年应知事试，被安排到云南任职，1917年任云南都督唐继尧的秘书，起草讨段祺瑞檄文。结束宦游后，1929年重回九澧女校任教。1932年，自选诗作150题200余首，编为《劫余梦影诗稿》出版。今《历代名人咏长沙》收录其《长沙晚望》诗;云南华坪县将其两首五言律诗《仙人洞题壁》石刻列为景点文物。200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大型文献《清代稿钞本》中，收入周传德的《孏余文钞·时文》，刊于第一辑第四十册，该辑收入的湖南作者仅5人。周传德三度任学校教师、校长，累计时间10多年，为学校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935年10月病逝，享年72岁。

杨载雄(1881～1952)，又名杨怀斌，字璘轩，1881年4月出生于澧县澧阳镇东门外。其父曾登武举，武事为其家传。杨载雄少时，“好驰马试剑，不事章句，乡里有不平事，雄奋然为之争，已故人多敬之”。曾拜师于澧州名士周梦龄，熟读《草庐经略》及《洴澼百金方》等兵书。周梦龄称赞他：“志在尚武，喜读兵书，非凡品也，将来必有大用。”杨载雄与蒋翊武从小为同窗好友，1898年曾一同到临澧县梅溪桥拜名士蒋作霖为师，结识同学徐鹤野、林修梅、林伯渠等人，开始接触维新思想。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19岁的杨载雄加入湘军劲字营北上抗敌。后改投湖北新军，与蒋翊武同队。1911年1月文学社在武昌成立，蒋翊武任社长，杨载雄任本部参谋，共谋革命。当年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建立同盟，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复基、杨载雄任军事筹备员。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杨载雄参加会攻清督署、藩署战斗。在起义后的武昌保卫战中，受总司令蒋翊武指挥，与张廷辅“分驻扼守，顶住了清军的正面攻势，致武昌城转危为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授予杨载雄陆军少将军衔，并授“陆军三等龙虎章少将”横扁牌一块，编入北伐第一军，任黄陂、孝感镇守使。

1913年，杨载雄因不满袁世凯倒行逆施及省府一班投机宵小之做派，辞职回乡。1915年至1924年，在澧州中学任国术、语文教师。他将多安桥北侧旧居改建成“拾园”，并自撰门联：“残局如此谁收拾，老傍青门学灌园”。其时，杨载雄仍关心时事，深感壮志未酬，经常集会于拾园，与辛亥革命功勋龚霞初、社会名流黄贞元、夏国瑞、岳景飞等谈论国事，兴办教育，以报效国家。1924年冬，川军司令熊克武率军假道湖南北伐。1925年春，时任川军师长的贺龙任命杨载雄为建国联军川军补充团团长，负责训练新兵骨干，接着带兵北伐，取得多次胜利。北伐成功后，1927年受国民政府派遣，杨载雄曾赴沈阳劝张学良易帜。

1927年底，因不满蒋介石叛变革命，杨载雄又重归故里，在九澧女师任教员至1936年。1937年至1939年任澧县国术馆馆长。1940年开始，在家中设立私塾，从事教育工作直到解放。此间，常与号称“澧州十二老”的一班文友诗酒唱和，针砭时弊。著有《陆军上将蒋翊武事略》。据当年同乡黄大禹回忆，1950年12月初，黄请杨载雄为“集民花行”题联，杨一挥而就：“集思广益，充足国民经济;民主富饶，方得社会太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曾亲笔写信邀请杨载雄等辛亥革命有功之臣到北京去开会、居住，杨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而未能成行。杨载雄一生正直清廉，忧国忧民，为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先后在县立中学、九澧女师从教近20年，也为澧县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1952年春，杨载雄在澧县逝世。

向郁阶(1890～1979)，名德棣，别名灌叟，澧县刘家河老岗村人。1905年进入官立中学堂附设小学就读，后升入中学。19l4年澧州中学毕业后，考入省立政法专科学校。1918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专业。毕业后回国在北京朝阳大学、民国大学任教。四年后又留学英、法两国，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31年回国。

回国后，相继在省立高级工业和农业等专业学校任教。曾担任兑泽、妙高峰、楚怡等多所学校董事，帮各校争取拨款、筹募援助、劝聘名师，兴学办校不遗余力，不计名利。曾任湖南省教育公有林委员会主任委员，前往江苏学习考察。回省后，选定常德北门外白云山等地建立教育公有林，种植桐油、核桃、杉树，补充教育经费之不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全国抗敌后援总会湖南分会主任委员，台儿庄大捷后率湖南代表团赴前线慰劳，不惜躬冒矢石，救护伤员。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经省政府指派会同教育界知名人士前往南岳筹办农、工、商三所专科学校，建成开学后在省立商专任教。

1940年暑假向郁阶回到澧县。后因长沙沦陷，商专迁转外地，他滞留在家乡。期间经推举筹办明道中学，开学后不久澧县沦陷，逃乱到大庸。稍后，九澧联中董事会推举他出任九澧联中校长。战乱中，学校由石门迁慈利染河，然而在向郁阶的主持下，“当时学生有千余人，教师都是九澧各县名人，此一学年学生得益实多”。1945年日本投降后，向郁阶应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邀请，赴兰州大学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1948年受湖南大学聘请返湘任教，任省克强学院教务长。是年为省立南岳中正图书馆一次性捐献累代所藏善本图书4万册。后调中南财经学院任系主任，兼编译室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1959年退休后定居长沙。晚年关心时事，保护文物，研究金石书画，一度受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一生敦品励学，作风正派，清廉自持，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克勤克俭。遇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便留家食宿，解囊相助。

湖南和平解放后，向郁阶为表爱国之心，送独子向多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将几十年积累珍藏的二十四史及其他图书20多箱无偿捐赠给湖南省图书馆。1979年8月4日病逝，享年90岁。追悼会上，教育界同仁曾作挽联：“治家循谨，留有遗规传后代;爱国忠诚，长将夙愿励同仁。”

胡定丕(1904～1957)，临澧县官亭乡团山村人。幼年入私塾就读，后考入澧县县立中学(旧制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大学毕业后受聘于湘西某师范学校任校长两年半，后受长沙兑泽中学聘请，任兑泽中学教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西迁至慈利，再迁至大庸，胡定丕与全校师生共赴国难，同艰茹苦，惨淡耕耘。抗战胜利后，受家乡聘请，任九澧联中教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九澧联中改为澧县一中，他仍任教务主任，并兼任工会主席。其间，一直担任生物教学，与辛树帜、辛业文并称为湖南三大生物学家。1955年，省教育厅抽调他去湖南师范学院任教。两年后因患鼻咽癌英年早逝，享年53岁。

胡定丕毕生从教，埋头教案，呕心沥血做学问。他引导学生追求真理，破除迷信，讲授的知识实实在在，既无碎言废语，又不偏离主题。他将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和精髓归纳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用进废退”等六大话题，联系实际深刻而又生动地向学生讲解。他经常采撷生活中的实例来说明生物学概念，在浅显的叙述中阐发深奥的道理。几十年过去后，他所传授的知识、论述的科学原理，弟子们仍记忆犹新。他还精心制作各种标本，如野鸡、锦鸡、其他各种鸟类和小动物，都栩栩如生，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宗湜(生卒年不详)，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岳云中学调入九澧联中任数学教师。岳云中学的数学教学当时在全省非常有名，而杨老师在岳云时就深受学生爱戴。他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学识渊博，教法精当，上下课绝对守时，从来不说废话。讲课时“多半句便啰嗦，少半句就不懂”，而且讲解丝丝入扣，恰到好处。每学期终了，他要求学生必须将全学期数学练习装订成册，每人厚厚一大本。1953年澧县一中高1班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沈绪榜后来说，高中阶段的学习中，数学老师杨宗湜对他的影响最深。因此，他报考大学时，就选择了数学专业，被武汉大学数学系录取。上大学时，杨老师还亲自送他上赴长沙的轮船。杨宗湜老师终身从教，后来调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范群(1920～2009)，湖南省常德县人，1944年7月毕业于湖南安化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先后到汉寿私立沧浪中学、湖南省立第四中学、衡山私立祖安中学、桃源县立初级中学任教。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常德市立女子中学教导主任、校长，常德市立中学代理校长，常德市文教局副局长，石门县第十四区副区长，石门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

1953年8月至1958年9月，范群先后担任澧县一中校长、党支部书记。他身先士卒，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和教风学风建设，开创性地建立一系列学校规章制度，领导打造了学校第一个鼎盛时期，1955年高考获全省第一名。

但在1958年反右斗争中，范群被错划为右派，先后在澧县铁厂、羊耳山煤矿、新生工厂及澧县盐井石膏矿劳动教养。1962年解除劳教后，在澧县新华书店当营业员。前后蒙冤21年，直到1979年3月才平反昭雪，被安排到常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在常德师专工作期间，他相继担任了学校教务科长、史地科党支部书记、历史科党支部书记、副处级调研员。1986年2月，经中共常德地委组织部批准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2009年因病逝世，享年90岁。

范群坎坷一生，但他信念坚定，忠诚教育事业的初衷不改。一生顾全大局，勇挑重担，吃苦耐劳，做好份内事，乐做份外事。他扶掖后进，关爱后生，甘作他人梯，乐当铺路石。在80多岁高龄时，他还两次回到曾经呕心沥血的澧县一中，和昔日学子共叙友情，对今天师生谆谆诱导，表现了一个仁厚长者、谦谦君子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怀。

徐行，湖南常德人，1923年出生，1947年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数学系，留在附中任教。1948年调常德市白云中学任教，次年被任命为代校长，并出席常德市人民代表会议。1952年调入澧县一中，至1958年春奉调参加常德师范专科学校筹建。后任常德师专数学科主任，学校工会主席、首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常德地区数学学会理事长，省数学学会常务理事，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在常德师专数学科工作至1989年退休。

在澧县一中工作时，徐行老师曾担任1955届两个班(本届共五个班)三年的数学课程和一个班的班主任。本届学生高考成绩名列全省前茅，且数学成绩独占鳌头。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先后被评为地区优秀教师、先进党员，先进科技工作者，被省总工会授予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称号，被湖南省政府记三等功。

1980年受省教育厅委托，他主持组织全省师专数学科主任会议，负责拟定全省三年制数学专业教学计划方案。1981年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师范专科学校教学工作会议，担任数学专业小组副组长，分工负责制定三年制师专数学学科教学计划，经审定后在全国施行。1987年中共常德地委、常德行署聘他为地区经济技术顾问团顾问。出版过《自然科学概要》(主编、北京宇航出版社出版)和《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及其应用》(独编、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

陈锡纯(1929～2001)，原名陈烈，笔名愚匠，湖南益阳人。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人民解放突击队中队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澧县一中、常德市一中、常德卫校、常德师范学校任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等职。1990年离休。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常德市老干部书画诗词协会副会长，中国常德诗墙修建委员会委员兼镌刻艺术总监(此诗墙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诗词作品入编《中华诗词学会名人辞典》，篆刻作品入编《中国老年书法大辞典》。著名学者羊春秋赞其“金石书法，卓然名家。活似脱兔，灿若明霞。刻石一方，白璧无瑕。”有书法篆刻诗词作品集《愚匠鸿爪》传世(2003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958年至1965年底，陈锡纯先后任澧县一中校长、党支部书记。他非常注重又红又专、德才兼备。每天上午第一、二节课是自己政治学习的时间，雷打不动，即使上级领导机关来人，也要学完后才予以接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陈锡纯接受新教师不仅要审查政治面貌，还要专门考察业务水平，审阅教学论文。1963年为培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他亲自到男生寝室与学生同住一星期，调查了解学生的思想、生活情况。对班主任撰写的经验总结，他亲自修改，然后印发向全校推广。他提出并培养了“勤学、苦练、深思、好问”的学风。陈锡纯工作上严肃认真，生活上却随和、活泼。在教师食堂就餐，每次进餐厅都大声说“老师们好”，非常热情。他爱好音乐，担任学校教工合唱团的指挥。因此，尽管当时他年仅30多岁，却很受人尊敬。

晚年，陈锡纯任常德诗墙镌刻组组长、镌刻总监，历时十余载。2001年常德诗墙即将落成时，72岁的陈锡纯进入病危状态。老人从昏迷状态中一苏醒，就艰难地说:“带我到诗墙，最后看一眼!”临终前，他含着泪对亲人说:“我内疚啊，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如果说有，那就是常德诗墙。”调离澧县一中后，陈锡纯对他曾经呕心沥血的这方热土一直梦牵魂萦。弥留之际，还不忘嘱咐妻子李希成女士，给学校和他当年的同事赠送遗著《愚匠鸿爪》。这本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作品集，是他留给学校永恒的纪念。

雍文化，湖北公安人，1939年出生，1964年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至澧县一中任教，先后任澧县一中教师、澧县广播局编辑、澧县文教局教学调研员。1978年，雍文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吴世昌、乔象钟先生，专攻唐宋诗词。1981年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历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学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1982年发表论文《谗书——一部抗争和愤激之作》。1983年校辑出版《罗隐集》。著有古典文学论文《李白·道教思想·盛唐气象》、《罗隐诗歌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评论《仍然需要提倡革命主义》、《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念》、《人性原色的析光》;旧体诗词《潇湘云水楼诗词》集。退休后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雍文华在澧县一中任教期间，治学严谨，字、词、句教学特别落实。讲课形象生动，讲到会心处，神采飞扬，声情并茂，深受学生喜戴。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九澧联中开办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校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担任学者、专家、教授、企业家、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和其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者，人数众多。

如九澧联中1946年高3班毕业生张维民，后任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49年高6班毕业生孙盛湘，后为中南大学资源开发系露天开采研究室教授，其研究成果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950年高8班毕业生周道鸾，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生导师。同班同学宋长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通信总站正师职主任。1951年高9班毕业生娄桂泉，后任武汉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所所长，2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51年高10班毕业生郑宣沐，后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总编，一生从事语言研究工作，不仅独立完成了《古今成语词典》(中华书局出版)，还参与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多部词典的编写工作。1952年九澧联中初1班毕业生李丽声，后为高级工程师，其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澧县一中1953届高1班毕业生皮明智，后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发表《E～n中几何元素的方向数矩阵》、《多维空间计算机绘图的数学模型》等多篇有影响的论文。1954届高3班毕业生张青萍，后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超声医学影像方面成就卓著，多次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同班同学李天松，后为武汉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深受学生爱戴。1954年高4班毕业生李明烟，后为中国港湾建设总公司设计技术部副主任，在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港口建设BOT方式及操作规范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班同学王作宏，后任湖南省煤矿机械厂高级工程师，其科研产品获国家优秀新产品金龙奖。1955届高5班毕业生黄明昌，后为中国石油天燃气总公司四川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其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获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奖。同班同学陈通鑫，后任北京教育学院数学系系主任。1955届高6班毕业生高仍清，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著名飞行动力专家。同班同学辛继敏，曾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508所总工程师。1955届高7班毕业生陈敦荃，后任外交学院教授，对外交语言研究有很深造诣。同班同学辛业全，后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主持“旱地合理施用化肥的增产效果”、“水土流失区旱地合理深施肥料的增产效益”等重大课题研究，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二、三等奖。1955届高9班毕业生祝楚恒，后为航天工业总公司著名导弹专家。同班同学文启凯，后为新疆农业大学教授，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55年初9班毕业生周乃富，后为山西长治某企业高级工程师，其科研成果2项获省级科技进步奖。1956届高10班毕业生李春初，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口海岸研究所所长，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五、六届学科评审组成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班同学邹大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后任河北师大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心理学、教育与心理统计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参编、主编论著18部，包括《中国心理学史》、《心理学大词典》等经典高校教材和工具书，发表论文55篇，上世纪80年代初还与潘菽、高觉敷教授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心理学史”新兴学科，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史的空白。同班同学段友芦，后为国际知名的高分子科学家、欧美大化学公司聚氨酯顾问，11次获国内外发明、技术成果奖。同班同学胡佑增，后任太原重型机械学院教授，著述甚丰并多次获奖。同班同学向远寅，后为新疆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多次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1956年高11班毕业生邵士祥，后为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工程师，中国宇航学会发射试验专业委员会专家。同班同学何民才，后为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在无线电电子学、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技术等研究领域成绩卓著。同班同学徐明友，后为南京理工大学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飞行力学理论及飞行器总体优化设计，出版著作4部总计300万字，发表论文80多篇，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7项，其中5项经部级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弹箭飞行动力学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1957年高13班毕业生罗德良，后任桂林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同班同学万贤国，后任湖南省农科院研究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曾向江泽民等领导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1957届高15班毕业生肖超然，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党史专家。同班同学陈章玖，后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其研究成果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1958届高16班毕业生洪丕基，后为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冶金研究室副主任、综合四处副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58年高19班毕业生傅绍农，后为空军大校、空军某医院院长，获军队4项科技进步奖。同班同学李显泉，后任冶金部安全环保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其研究成果获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全国第三届发明展览金奖。1959年高20班毕业生余忠，后任湘潭表面技术研究所教授级高工，国家有特殊贡献专家，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两次获国际发明奖。1959届高22班毕业生罗宏福，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部长。同班同学洪振声，后任湘潭大学教授、研究室主任，其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同班同学陈长春，后任湘潭师范学院地理系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员，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59届高23班毕业生石家金，后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处长、新闻出版署调研员、中国辞书学会理事。同班同学周运喜，后任海军工程大学教授，其科研成果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励。同班同学刘朝银，后任湖北钟祥某保密铸造厂高级工程师，其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9项奖励。

1960届高27班毕业生马锦郁，后任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首席专家。1961届高31班毕业生谭徽松，后为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台长兼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2届高33班毕业生王永仲，后为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特殊贡献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2次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1962届高35班毕业生邬家邦，后任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系教授，是国内唯一的多年致力于世界数学著名难题“3N+1”研究的专家。1962届高37班毕业生胡忠文，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1963届高40班毕业生刘超班，后任江汉大学教授，学语文报社社长、总编辑，著述甚丰并获奖。1964届高44班毕业生汤世国，后任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科学研究管理、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企业经济等领域研究很有造诣。1964届高45班毕业生施金炎，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研究员，曾编写《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主编《洞庭史鉴——洞庭湖区域发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1965届高47班毕业生杨坤涛，后任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1966年高48班毕业生陈克涛，中学期间任学生会主席，后任军政大学教授，高级政工师，北京华谊总公司总经理。1967届高53班毕业生谢肇荣，后任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67年高55班毕业生向显锡，后任高级政工师，湖南电视节目中心、湖南金蜂音像出版发行总公司党委书记，著述甚丰并多次获国家奖励。1967年初44班毕业生孙维忠，后任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8年初47班毕业生唐敦孝，后任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政委。1968届高59班毕业生严钦泉，后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水稻育种专家，其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1970年就读于澧县一中赤脚医生班的李永国，后为湘雅医学院外科学教授，普腹外科主任医师，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湘雅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湖南旺旺医院院长，中南大学普通外科学、生命伦理学、医院管理学3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1971届高6排毕业生陈昌元，后为常德卫校副校长，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教授、医学学科带头人。1971届高8排毕业生秦祖兴，后任解放军某部正师职干部，获大校军衔，曾任联合国派遣的中国驻柬埔寨维和大队政委。同班同学余章贵，后任澧县艳电管理局局长，使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每年上缴利税过千万元，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同班同学王习年，后任湖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经济处(台商投诉协调处)处长、副巡视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1971届高9排毕业生韩绍昌，后任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高校科研及科技产业协会副理事长，湖南大学科技处处长、校长助理。同班同学吕其明，后任五凌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五凌力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1973届高11班毕业生郭先春，后任解放军二炮装备部驻重庆地区军代局副政委。同班同学周绍贵，后任中国航空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605所)人力资源部部长。1973届高14班毕业生肖朝进，后任政协常德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1973届高15班毕业生何训班，后任国家工商总局外资局局长、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局长。1974届高19班毕业生向才昂，后任邵阳市市委常委、秘书长，省粮食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74届高23班毕业生李炎溪，后任中央组织部巡视员、研究室(政策法规局)副主任、副局长。1975届高29班毕业生王学智，后任深圳市博泰生物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聚集了国内外一流的生物治疗等方面的专家，创办了世界生物技术领域的前沿高新技术企业。1975届高34班毕业生宋先平，后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总监，兼风险管理部总经理。1976届高38班毕业生刘清君，后任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人大常委、民革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

由于手头资料不全，以上介绍的仅是杰出校友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澧县一中校友中，有沈绪榜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雷志栋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彰嘉、彭宏松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分别介绍于下：

沈绪榜，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技术专家，中国箭载嵌入式计算机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从事航天箭载计算机及其国产芯片的设计工作，在箭载计算机芯片国产化及促进航天微电子技术发展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曾完成了采用双极小规模、PMOS中规模、NMOS大规模以及CMOS超大规模等国产芯片集成电路的四种箭载计算机第一台的设计。曾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现主持箭载RISC微处理器与MPP微处理器等预研工作。

沈绪榜1933年1月10日出生于临澧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母都是文盲，寄希望于独生儿子，在他很小时父亲就送他到较远的地方去上小学。1949年初中毕业后考入省立14中高中部。高中期间因经济困难，先后辍学两个学期。1952年省立十四中与九澧联中合并后，他随学校迁转到澧县一中读书，1953年在高1班毕业。在学习上，沈绪榜受数学名师杨宗湜影响，报考大学时选择了数学专业，被武汉大学数学系录取。

在大学里，沈绪榜被老师们看好，一年级担任了团支部组织委员，还被提名报考留苏生，只因体检未通过，没有参加考试。二年级时成为数学系学生会主席。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始研制电子计算机。沈绪榜被选派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机专业班，学习计算机知识。在北京大学的一年，是沈绪榜求知的关键一年。计算机是当时一门崭新的高新科学技术，处于开创时期，这使他萌发了探索新领域的强烈追求。同时，北大良好的学风，使他受到了独立思考、自主解决问题氛围的熏陶。

1957年10月北大毕业之后，沈绪榜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从事数字计算机的设计工作，所领导很重视他。1959年他考取了留苏博士研究生，后因中苏关系恶化，学完俄语后仍回所工作，参加我国首批通用电子管计算机与晶体管计算机的逻辑设计。当年9月1日，中国科学院按照1965年3月25日周总理领导的中央专委下达的研制箭载数字计算机的任务，组织微电子与计算机两方面的专业人才，成立了156工程处，专门从事箭载用的微电子元器件及其嵌入式计算机的研制工作。沈绪榜任箭载数字计算机设计组组长，负责这种专用计算机的方案、逻辑设计等工作。

1969年，为解决箭载计算机的小型化与可靠性等难题，沈绪榜从体系结构上提出了独创的增量计算机方案，1971年首次试验就取得了成功。为了解决固体导弹要求箭载计算机体积更小的要求，他又提出了两种独创的PMOS中规模集成电路，采用数字积分机体系结构，去掉了体积过大的磁心存储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任务的小型化难题。工作中，他在注重独创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研究国外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新路，洋为中用。1974年他提出研制16位微处理器，并于1977年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16位专用微计算机，促进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80年代初，他系统地研究了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并结合国内应用需要，研制了数字信号处理专用的阵列乘法器等四种大规模集成电路。

沈绪榜从1982年开始培养芯片设计研究生，担任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邮电学院等高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培养出硕士生30余人，博士生15人。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变为强国，没有自主的芯片技术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非常重视开展国产芯片的研制以及培养芯片设计人才的工作。为了促进国产芯片计算机的发展，80年代后期他开始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设计》等5部专著达200多万字。1986年，他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沈绪榜于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1997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雷志栋，澧县澧阳镇人，1938年出生，1955年澧县一中高8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1960年清华大学水利系河川枢纽与水工建筑物专业本科毕业，1965年清华大学水资源利用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水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8)，农田水利与水资源工程教研组主任，水利系系主任，清华大学水利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土木水利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七届和第八届理事、第九届副理事长。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主任。

雷志栋50年来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勇于创新。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工作，参与讲授“水资源概论”、“水资源利用”、“土壤物理”及“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SPAC)”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重视教书育人，身体力行，对学生循循善诱、从严要求。1988年出版我国第一部《土壤水动力学》专著(第一作者)，对推动国内土壤水分研究的进展、在较短时间内达到国外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著作影响深远，至今仍是全国该领域研究生的重要参考教材。已培养博士生20多名，硕士生多名。

自1979年始，雷志栋承担和参加国家攻关、973、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重点项目20余项。在全国灌溉面积超过500万亩的6个特大型灌区中，在位列第三至第六的河套灌区、叶尔羌灌区、位山灌区、青铜峡灌区进行过现场监测试验、灌区节水改造规划、用水管理、灌溉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应用“四水转化”概念，从土壤饱和——非饱和流理论出发，结合华北地区的观测试验，研究地下水评价的主要参数;首次论证了地下水深埋下入渗补給的存在及其补给系数，提出了新的潜水蒸发公式，从理论和试验上对给水度概念给出了正确的解释，对灌区地下水资源评价与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自1991年至今，20多年长期坚持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实践和工作，研究提出绿洲四水转化模型和绿洲耗水分析的组合方法。总结提出了干旱区绿洲以耗水为中心、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的水资源配置思路和方法，具有创新性和重要的应用价值。参与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4项：其一为《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任综合组成员，“土地荒漠化与水土资源利用”课题副组长，“水资源重大工程布局”课题专家组成员(1999～2002);其二为《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开发战略研究》项目(2006～2007)，任“水利工程布局”课题组长，项目立项前预研究调查组组长;其三为《新疆可持续发展中有关水资源的战略研究》项目(2007～2009)，任“自然生态保护”课题组组长，项目综合报告主要撰写人之一;其四为《浙江省沿海及海岛综合开发战略研究》项目(2009～2011)，任“水利工程布局”课题组长，项目立项前预研究调查组成员。通过这些项目，为中国工程院开展战略咨询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同时为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部级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项;主编专著1部、参编2部，发表论文150余篇。

雷志栋的名言是：最美的人生是什么?是不懈地追求，为了祖国美好的未来;是一生的付出，为人民所认同和赞许。为此，就要长期积累，艰苦奋斗，发扬团队精神。大道通远天，举步有艰难!羞煞风和雨，我自不后还!

陈彰嘉(1937～2009)，澧县中武乡人，1958年澧县一中高19班毕业，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后任湖南省第七政协副主席，第八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1961年12月到澧县县委办工作。196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起先后任刘市区副区长、县革委办副主任、界岭公社党委书记、区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83年6月任常德地委书记。1988年5月任常德市委书记。1990年9月任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90年12月任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农经委党组副书记、书记。1993年3月任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农经委主任、党组书记。1994年4月任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5年1月任湖南省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1996年2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秘书长。1999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至2004年10月退休。因病医治无效，2009年10月7日在长沙逝世，享年72岁。

陈彰嘉一贯尊师重教。不管担任何种领导职务，对教育总是特别关心。

任澧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他经常考察学校。1983年元月到一中颜次竹老师家做客，发现颜老师一家六口住房仅20多平方米，心头很不是滋味。回县委机关当即召开会议，决定把准备修建干部宿舍的10万元钱拨给一中修教师宿舍。他说：人家工作三四十年的老教师，住那样差的房子，造孽哩!

到地委工作后的第二年，他即主持召开由县市委书记、副县市长参加的教育工作专题会议。会前，他先后三次召开地委会进行研究，还自己动手写报告，亲自选定会议现场，又专门到澧县、石门的不少学校做调查。会议期间，他自始至终当主持人，并就发展初中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办学体制、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说：“现在群众有吃有穿有钱用，最关切的事就是送子女读书。你不满足他们的愿望，就要脱离群众。现在我们每年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才百分之四十几，近百分之六十小学毕业就失了学，以至出现了‘老子读书，儿子打流’的怪现象。这种情况不迅速改变，我们就欠了群众的账，将铸成历史大错!”他特别强调要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尊重教师不是一句空话。政治待遇当然要讲，但最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利益上体现。”会后，地委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革教育工作的决定》，有力促进了全地区教育工作。

在去世的前一年，重病缠身的陈彰嘉还趁病情稍有缓解之际，组织全班同学聚会，回母校看望老师，并在醴陵瓷厂为母校特制一对价值10多万元的花瓶，上面有他代表全班同学拟定的颂词：“母校教诲终身受益，师生情谊无比纯真”。

彭宏松，澧县永丰乡人，1946年出生，1965年澧县一中高47班毕业。后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他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炮兵工程学院(1993年改为南京理工大学)特种化工系炸药专业学习。毕业后被安排到江西某农场劳动一年，1970年8月分配到江西某机械厂工作。197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毕业。曾任江西省万载县副县长。1983年6月任江西省新余市委副书记，1989年5月任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副书记;1990年6月任江西省九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1990年8月任江西省九江市委副书记、市长;1992年3月任江西省九江市委书记、市长;1992年8月任江西省九江市委书记。1995年4月任江西省委政法委书记，1995年8月任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1998年9月任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2001年10月任江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02年9月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2003年1月任江西省委副书记;2006年12月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07年1月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2007年6月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2008年2月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新学沿革之三：国立十一中——澧县一中

这条线索的基本走向，是国立第十一中学——省立第十四中学——澧江中学——澧县第一中学。时间段是1939年至1952年。

国立第十一中学于1939年9月创办，初时校址在武冈县竹篙塘。学校内设中学、师范、职业三部。1940年中学部被分为高中、初一、初二等三个部。1941年划出师范、职业二部另办。其职业部后发展为湖南省立第十职业学校、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袁隆平执教之所)。1944年9月后，日寇进犯，国立十一中校址先后迁往溆浦县龙潭、辰溪、松溪口、潭湾等地。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7月改归省办，称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旋将初中部迁至岳阳县城，后与岳郡联中、岳郡联师合并为新湖南建设中学;高中部则在时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辛树帜、湘西建设促进会监事长张炯、理事长王育瑛等人共同争取下迁至临澧，改名湖南省立第十四中学。其时，临澧县立中学让出校址办省立十四中，自身迁往临澧文庙一侧。1949年9月，临澧县立中学并入省立十四中。1952年8月，省立十四中高中部奉令迁往澧县，与九澧联中合并，更名为澧江中学，旋即更名澧县第一中学，校址在澧城北门外天主堂，是为九澧地区第一所完全中学。原省立十四中校长刘金波改任新的澧江中学、澧县一中校长。

省立十四中虽然开办时间较短，但办得很有成效。澧县一中退休教师邓学初为当时的学生，晚年邓老师对自己读高中的情况仍记忆犹新：

我在湖南省私立翊武中学的好学友袁声恩同学邀我赴临澧县报考湖南省立第十四中学。1950年1月某日，我们欣然前往，赶到十四中校园一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考生挤满了校园，真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据说有三四百人，真是热闹非凡。我俩连忙报考应试，生怕失掉良好的学习机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考生慕名赶考呢?

一是省立中学名气大。当时，常德地区的省立中学只有两所，一所是沅水流域的湖南省立第四中学，校址在常德北门玛瑙巷，它是今常德市一中的前身;另一所就是澧水流域的省立十四中，校址在临澧县城八方楼处，它是今澧县一中的主要前身。

二是俞劲校长、辛树帜名誉校长名气大。辛树帜当时是生物学博士，他发现了两种无名新生物，被命名为树帜鸟、树帜草，在学生中的形象十分高大。

三是学校名师多、老教师多。如张大贤、张忠灵等。

四是学杂费很少，大约只有私立翊武中学的三分之一。我读私立翊武中学初中时，每学期要缴50担谷、13担木柴、两斤油，非一般农民家庭所能承受。因此，人们很向往收费低廉的省立中学。我本来已考取常德河洑的私立文岚中学，当得知十四中春季招生时，便毅然重新报考了。好友袁声恩已在私立翊武中学读了一年高中，也要重新报考十四中，考试信息就是他告诉我的。由此可知当时十四中的名气有多大，吸引力有多大。报考人数出奇的多，而录取人数却出奇的少，仅区区30名。我和袁声恩均录取其中，真是喜出望外。读名牌高中，学费又轻，离家又近，仅40华里，比120多华里的文岚中学近多了，而且有袁声恩这个老同学、同乡作伴，是长远的同路人，好高兴。

录取为什么这样少，仅仅一个小班呢?我事后推测，一是教室少而小，最大的教室也只能容纳约50人，最小的仅能容30人。高11班、12班都是这样小的教室，收多了装不下。二是老师少，约20多人，集体开餐全校老师仅有两圆桌，开大会就围着教导处的一张长方桌而坐，可见人数很少。三是秋季还要招生，校舍教室均有限，春季不能招得太多。

这是解放后省立十四中首次春季招生。

1950年春招的学生编为高12班。沈绪榜院士本应是高12班的学生，和我关系很好。我当时写字不成一条线，他很诚恳地建议我把字写好。我虚心接受他的好意，专门买了一个无线格的白字本练习写字，终于写成一条线了。不知什么原因，他却成了澧县一中高一班的学生，是休学了，还是落榜了，没有向他打听过。

……

省立十四中的教导主任是张大贤老师，他在老师中的威信很高，老师很崇拜他，说他主持会议抓得紧，总结发言很有水平，温文尔雅，有条不紊，颇得要领。他是著名的语文教师，语文教得好，后晋升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还出版过语文专著。夏一尘老师当高12班班主任，教数学，他学识好，教学有方，和蔼可亲，我很喜欢他教的数学，特别是平面几何。他也很有原则性。我任班主席时，有一次他认为我犯了错误，严肃地批评了我。万汇川老师教中国革命史，内容新鲜，条理清晰，颇有说服力。

学校的一切我都感到新鲜，求知欲旺盛，上进心强烈，与同学们的关系处理得好。1950年5月，经高10班的同乡学友周昌安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过一学期的努力，第二学期便获得了优异的成绩，被评为优秀学生，当上了班主席。

高二年级，李慕清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他穿着朴素，一套老兰布的棉衣棉裤，像个老土改干部，他也确实搞过土改工作。他思想豁达，性格开朗，经常笑容满面，淡泊名利。他讲语文课，放得开，收得拢，内容丰富，善于启发，颇有深度，就是他使我爱上了语文。他一直教到我们毕业，高考时语文成了我的第一志愿。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到南县拜望过他。他对我和敬炳安、余本生合编的《中学作文手册》赞赏备至，仍不忘鼓励我这个老学生。

张忠灵老师教数学，教学严谨，计划性强，课堂安排得分秒不差，很有水平。他语言干净利落，颇有学者风度，经常教示范课，很受教师推崇。但他喜欢在课堂上讲风凉话，讽刺挖苦差学生，扼杀了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此，我很反感，便不想在数学上多花精力。

马志峰老师，采用直接教法讲英语，气氛浓烈，教得活泼，学得有趣。他课堂上讲英语，在操场上打球也清一色讲英语，给父母写信，也英汉夹杂，如ma•ther fa•ther敬禀者，男在校中读Book……很是得意。这种教学环境对学英语很有帮助。

李传纯老师，能把很深奥的物理知识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又很尊重学生的人格，从不挖苦学生，使我爱上了物理。高考时，物理专业是我的第二志愿。考上中文系后，参加工作后，我仍对物理很感兴趣，退休后还学习科普写作，补购精读了很多物理科普书。优秀教师对学生的好影响，是终生起作用的啊!

戴寅生老师，教地理。他当时很年轻，刚20多岁，但地图画得又快又好，很有美感。地理课照图讲，形象生动;按图记，印象深刻，令人久久难忘。他是我仍然健在的唯一授课老师，我对他很尊敬。他交我办的一些文字作业，我很及时地保质保量地完成。

省立十四中的校风是严谨的，教师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学校很注重自己的声誉，学校办得很有名望，很受九澧及湘西学子的欢迎。省立十四中的学风也很开放，很活泼，语文、英语的早读，从不拘泥于课堂。早操后，学生们便拿着书在操场上，在树丛中，在清晨的阳光照射下，边漫步，边朗读，专心致志，非常投入。琅琅书声，充满校园，蔚为壮观。这对学生的生理、心理都是较好的锻炼和培养。

……

1952年上期，校长刘金波(接俞劲校长任职，地下党员。一中2002年百年校庆时，他因病未莅临，不久即传来病逝的噩耗)告诉高12班，国家急需人才，决定提前一期毕业，参加全国高校的夏季招生统考。如不提前一期毕业，将要后延至1953年夏季才能参加全国高考，要推迟一年，于国于校于己均不好。他说，你们已列入了国家的培训计划。大家很受感动，很受鼓舞。因此，我在省立十四中只读了两年半，这对我这样的大龄学生是很有利的，为我争取了一年的宝贵时间。时间有利，学识则欠缺，要和应届的高11班及全国的应届生竞考是不利的。为了弥补这个提前班的共同缺陷，常德地区决定全区的提前毕业生在统考前集中在省立四中补习了一个月，有效地提升了高考水平。考前填报专业志愿，我的第一志愿为语文，第二志愿为物理，学校志愿为武汉大学、中华大学。当时的想法是，趁读书的机会过一下出省的瘾，到外省闯荡闯荡。到武汉读书，既达到了出省的目的，又离家不太远，两全其美。统考时，为AB密封卷，感到很新鲜，又有些担心，怕为别人答题。考后，自我感觉良好。第一，没有吃零分的科。当时规定，吃了零分，就没有录取的希望了。我估计，英语、数学两门弱科，五六十分是有的(满分100分)。第二，作文题是《新人新事》，我取材十四中的传达室龚光乾同志，写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搞好本职工作的可贵精神。选择工友的先进事迹作为题材，在当时的确是新人新事，我估计应该得到好评。此人后来提升为学校总务主任，印证了我学生时代对他的观察是准确的。录取名单统一公布在《新湖南报》上，我和袁声恩都榜上有名。当我们赶到临澧县城，买到报纸，看到我录取到武汉的中华大学中文系时，不知有多高兴啦!当我回家向父亲报告录取消息时，他一向严肃的面孔突然绽开了笑容，因为我是家中的第一位大学生了，这也是他苦心栽培、辛苦劳动的结果。我家祖祖辈辈没有读书人。祖父识字不多，仅能阅读《三国演义》一类的闲书，父亲也只读过二年私塾，仅能记帐。而我这个家中的长子竟然成了大学生，他当然很高兴啦。我的家乡，不仅解放初期大学生很少，即使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大学生也不多呀!可惜的是，登载录取名单的《新湖南报》没有保存下来，少了一份历史资料。

高12班提前毕业后，省立十四中便于1952年8月搬迁到澧县，与九澧联中合并，成为澧县一中的主体部分。我们高12班是省立十四中的最后一批毕业生。当时的高中毕业生，虽然供不应求，但还是有个别考生落榜，不知是成绩问题，还是家庭出身问题。

从邓老师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省立十四中一幅幅非常美妙的图景，令今天的学生也会心向往之。为什么学校能办到这个水平?有两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是争取把国立十一中高中部搬迁到临澧的辛树帜，另一个是校长俞劲。

俞劲(1895-1969)，号慎初，湖南临澧县人。1916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理化部就读，后成为五四运动的关键人物。当时的社会背景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而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俞劲和部分北大学生获此消息，紧急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其时，俞劲作为热血青年，密切关注时局，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示威游行，俞劲和匡日休、夏秀峰、易克嶷、熊梦飞始终走在最前列。学生们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队伍游行至曹宅，发生了五四运动中的标志性事件“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有目击者称，俞劲正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人。

1946年至1951年，俞劲任省立十四中校长。他当时已是省内有名的化学专家、教育家，曾任明德中学校长，在当地也是受人尊敬的社会名流。他眼界开阔，治校严谨。学生评价他“睹尊颜，是一位憨厚的长者”，“衣着朴素，貌不惊人，和蔼可亲”，“很谦虚，行事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讲话”，“少有领导气势，却有学者风度”，“师生很尊重他，在社会上也很有名气”。1951年，他以化学专家身份受辛树帜邀请，去西北农学院任教授。

省立十四中在临澧办学7年，共培养毕业生462人，其中大多数都升入高一级学校，成为各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中仅进入首都北京工作的就达30人，任高校教师的达45人。如1948届高3班毕业生肖宗荣，后任常德地区行署副专员。同班同学徐润泽，后为中南大学著名粉末冶金专家、教授，曾编译出版《英俄汉综合粉末冶金词汇》。1950届高5班毕业生徐炳和，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文专业，后任《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编辑。1950届高6班毕业生戴述雨，后任湘潭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湖南省《资本论》研究会和《国际共运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同班同学徐曙光，后任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其研究成果获国家发明奖。同班同学皮纯初，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监察学会理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东亚行政法学会理事。同班同学徐炳忠，后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同班同学于沙，后任《湘江文艺》编辑，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1950届高9班毕业生伍杰，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研究员，《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续修四库全书》工委会副主任，《中国图书评论》编委会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书评学会会长，出版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近20部。同班同学孟凡中，后任中国矿冶研究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其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51届高10班毕业生裴先登，后为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导师，我国计算机外部设备领域知名专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同班同学陈克炯，后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左传》语言研究专家、《汉语大字典》编委。1952届高11班毕业生李丰茂，后任常德地区行署副专员、常德市人大副主任。同班同学明白君，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教学疑难问题讲解》(天津人民出版社)、《西方哲理名言大观》(安徽人民出版社)等专著。同班同学易善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52届高12班毕业生肖汉森，后为华中师大教授、学报主编、湖北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第一副会长、著名编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