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我们曾经介绍过澧州是一片钟灵毓秀的文化沃土。在这片文化沃土上，几千年来堆积了丰厚的文化遗存。这其中既有古澧州本土人文精神的原始积淀，具有湖湘文化的典型特征，又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融入了多彩多姿的外来文化元素。这些文化遗存涵养着澧州人的人格特征，成为澧县一中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背景。

底色——澧州本土人文精神

谈到人文精神，人们往往感到虚无飘渺，不知从何下手。这就像老子说的：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道德经》第十四章)

老子在这里讲的是“道”，实际上是最高层面的文化。它表现了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也许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前面没有头，后面没有尾，但却切切实实地存在。对此，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洛威尔(A.Lawrence Lowell)也有过类似的感叹：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在文字范围内表述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

那么，我们对澧州本土人文精神的探寻是否就束手无策呢?也不尽然。人文精神，总是可以通过“人”来表现，而人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直观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以为大凡某一地区的人文精神，至少会在三个方面有所表现，这三个方面是典型人物、宗教意蕴和民间传说。下面我们就从这些方面对澧州本土人文精神做一粗线条的分析。

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澧州这块土地，在唐代以前是较为封闭的。自唐代李元则等王公贵族先后主政澧州之后，外来文化元素才开始逐渐向这里渗透。因此，唐以前的澧州本土文化，可以看做是澧州人文精神的底色，也是澧县一中人文精神的底色。

这一时期澧州人推崇的典型人物，主要代表者有屈原、宋玉、申鸣、车胤和李群玉。而且对这些人物的推崇，也各有其侧重点。

屈原(约前340—前278)，本姓芈(mǐ)，名平，原为其字，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于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但尽管身处逆境，他爱国忧民的痴心不改，悲叹“举世皆浊兮我独清，众人皆醉兮我独醒”，“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楚国为秦所破后，投汨罗江殉国。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遭流放时曾长期活动在澧水流域，在楚辞的《湘君》、《湘夫人》中留下“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等诗句。屈原的精神、人格对澧州人影响至深。澧县一中校友、著名学者王东京在为《湖湘四典》所作的序中说：

湖湘文化发轫于先秦楚文化，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三闾大夫屈原。屈夫子流放湖湘十余年，心怀“美政”理想，哀民生多艰，困苦卓绝，上下求索。其“流风所被，化及千年”，使湖湘文化“尽洗蛮风，登诸华琰”。当国家山河破碎之际，屈原怀沙沉江，生作人杰，死为鬼雄。时至今日，湖湘大地四处可见屈子祠，“楚人悲屈原，千载犹未歇”。

而且，屈原不仅为澧人所敬重，游历或路过澧州的迁客骚人也对他尊崇有加。如唐代皇甫冉咏澧诗中有“屈宋乡山古，荆衡烟雨深”;宋代寇准过澧水诗中有“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恨莫收”;欧阳修咏澧诗中有“宿莽湘累怨，幽兰楚俗谣”(湘累指屈原);苏轼赠澧州人苏坚的词中有“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明代周叙咏澧诗中有“欲寻渔父沧浪处，几度问山山不言”;汤显祖咏澧诗中有“汉西门上月华流，澧浦湘君玉佩游”;清代林则徐咏澧诗中亦有“滴露已纫骚客佩，干云合拟大夫身”(屈原《离骚》中有“纫秋兰以为佩”句)。

宋玉(前301～前240)，又名子渊，战国时鄢(今襄樊宜城)人，相传为屈原的学生。他出身低微，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曾为楚顷襄王小臣。好辞赋，为战国后期著名辞赋作家，与唐勒、景差齐名。其流传的作品有《九辨》、《招魂》、《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荡气回肠”等成语典故皆因他而来。宋玉晚年，和屈原一样遭到放逐，流落在澧州浴溪河南岸(今湖南临澧)直至去世。他在忧国忧民中穷困潦倒，但仍然坚守信念：“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

宋玉去世后，澧州流传许多关于他的轶事，表明了州人对他的推崇。相传宋玉死后三日，其弟子和乡人抬棺下葬，途中，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抬棺者避雨而返时，却见原停棺处变成一个大坟堆。于是“菩萨天怜埋宋玉，忠魂永傍道水茔”的故事便遐迩传开。后墓碑历久剥蚀，人们误认为“宋王墓”，当地又流传一首《黄花鱼儿歌》：“年年四月菜花黄，黄花鱼儿朝宋王。花开鱼儿来，花谢鱼儿去，只道朝宋王，谁知朝宋玉”。至唐文宗时期，澧洲诗人李群玉经潜心考证后倡议：“雨蚀玉文旁没点，至今错认宋王坟。吾辈若不重修，后世将无所考矣!”于是州牧与乡贤群起捐资重修宋玉墓，并建庙以祀。

澧人对宋玉的推崇，不仅仅在于他的才华与坚贞，还在于他的机智与狡黠。楚国大夫登徒子曾在楚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宋玉这个人长相英俊，口才又好，又很好色，大王不要让他出入后宫。楚王以此质问宋玉，宋玉答辩说，容貌好是天生的，口才好是老师教的，至于好色，绝无此事。并对登徒子反唇相讥：天下美女，没有谁比得上楚国女子;楚国美女，没有谁超过我家乡的美女;我家乡最美丽的姑娘就数我家东邻女。这位东邻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登徒子好色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美女，趴在墙头窥视了我三年，我至今仍然没有答应和她交往。登徒子呢?他的妻子蓬头垢面，招风耳，翻嘴唇，暴牙齿，又驼又瘸，还患有疥疾和痔疮。就这样一个丑女，登徒子却与她生了五个孩子。请大王明察，究竟谁是好色之徒?楚王以为宋玉讲得有理，就放过了他。

由于宋玉师承屈原，后世澧人多以屈宋并称。如李瀚昌的《澧阳书院学约》中就有“澧故屈宋游眺地，子弟美秀而文”之说，黄碧川题澧阳书院联有“故老说宋玉屈原，自六经以来，骚坛嗣响”，镌刻于九澧女校澧浦楼的一幅楹联，更是对屈宋之风极力推崇：

屈子不作，宋玉云亡，浩浩登楼人，高风谁嗣昔贤迹;

彭山控前，岷江带后，泱泱大国楚，兹郡实称天下雄。

申鸣(?～479)，澧州人，春秋时期楚惠王的丞相。他所传下来“讨贼酬忠，杀身全孝”的故事，突出表现了古代澧州人的忠直与刚烈，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两全”的典范。今临澧合口镇遗有申鸣墓。明《澧纪·耆旧一》载：

申鸣：楚申叔时之族也。家澧。楚王欲授之相，鸣辞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何辞为?”鸣对曰：“舍父之孝子，为王之忠臣，何也?”父曰：“有禄於国，立义於庭，吾无忧矣!”鸣遂入朝，王授之位。居三年，白公胜为乱，杀子期、子西。鸣将往死之。父止之曰：“弃父而死，可乎?”鸣曰：“仕者，禄归於亲，身归於君。今既事君，得不死其难乎?”遂辞而往，以兵围之。白公语石乞曰：“申鸣孝，往劫其父，鸣必从。”白公劫其父，告鸣曰：“子与吾，楚其分之。子不与吾，父其死矣。”鸣流涕曰：“故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闻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吾已不得为父之孝子矣!独不能为君之忠臣乎?”援桴鼓之，白公奔，缢其父，亦死。王赏之百金。鸣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难，非忠也。定君之国，杀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遂自杀。

这段话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申鸣在楚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楚王想让他当丞相，但他为孝敬父亲没有接受，后来在父亲的敦促下才入朝任职。三年后，叛臣白胜作乱，杀死了朝廷两位大臣。申鸣冒死领兵去围剿叛军，白胜挟持他的父亲，对他威胁利诱：你和我合作，我将楚国的江山分一半给你;你不和我合作，就杀死你的父亲。申鸣痛哭说：过去我是父亲的孝子，今天我是国家的忠臣!坚决地剿灭了叛军，自己的父亲也被杀死。胜利后，楚王要奖赏他黄金百两。申鸣说：拿国家的俸禄，不能解国家之危难，是不忠;解了国家危难，杀死自己父亲，是不孝。忠孝不可两全。于是自杀以全孝。这就是“讨贼酬忠，杀身全孝”的故事。

关于古澧州人忠直刚烈，崇尚“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还有两个与申鸣同时的人也值得一提。其一是白善，澧州人，系造反者白胜的族亲，与白胜关系非常要好。白善自幼习武，英勇善战，因屡立战功而升为楚国将军。白胜反叛时，曾请白善出手相助。白善认为这是对国家不忠，坚决不答应。但又觉得不帮助朋友是不义。在二难选择之中，他弃官还乡，当农民“灌园”终了一生。其二是石乞，是白胜属下的谋士，为白胜造反举事立下大功。后来战争失利，白胜败逃进入深山后自杀，石乞被俘。楚王威逼石乞交出白胜的尸首，对他严刑拷问，并设下滚油锅相胁迫。石乞平静地说：“事成为卿，不成而烹，固其职也。”从容跳入油锅而死，到底也没有讲出白胜尸首的隐藏之所。由此可见，尽管“主义”不同，主子不同，然既已经承诺，就要坚守，哪怕家破人亡、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说是愚忠也罢，说是血性也罢，在澧州人眼里这样才是堂堂正正的人。

下面要谈的是车胤。关于车胤的情况，在讲车渚书院时已有简述。这里介绍明代《澧纪》中对车胤的较为详细的记载。古人行文崇尚简约，大凡方志上能留个名字者，皆有不朽之业绩，能够长篇大论立传的非大圣大贤不可。但《澧纪》中介绍车胤的篇幅确实够长的：

车胤：字武子，南平人。曾祖浚，吴会稽太守。父育，为南平太守王胡之主簿。王胡之避司马无忌之难，置郡澧阴。胤十馀岁，随父任。胡之每出，尝於篱中见胤，异之。谓胤父曰：“此儿当大兴卿门”。后游集，恒命之及，使专学。胤拳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夜以继日焉。及长，风姿美劭，机悟敏速，甚有乡曲之誉。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以辨论理义深重之，引为主簿。稍迁别驾征西长史，遂显於朝廷。时惟胤与吴隐之，以寒素博学知名於世。又善於赏会，当时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曰“无车公不乐”。谢安游集，辄开筵待之。宁康初，以胤为中书侍郎、关内侯。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侍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东亭诸人，期共游集，乃请早给。累迁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胤议，朝臣见皇太子，宜朱构帻，阖朝同拜。其后年，议郊庙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难详，且乐主於和，礼主於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模范，而不弘本顺时乎?九服咸宁，四野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时从其议。迁骠骑长史、太常，进爵临湘侯，以疾去职。太元己丑，为护军将军。时王国宝谄於会稽王道子，讽八坐磐，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当阳升成王之地，相臣在位，岂得为周公乎?望实二三，并不宜尔，必大忤上意。乃称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为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辞疾不拜，加辅国将军，丹阳尹。诏诛仆射王国宝、将军王绪。国宝惧，不知所为。绪曰：不如杀胤，以除时望，挟君相以举事。宝然之。及胤至，不敢害，反问计於胤。胤曰：昔桓公围晋阳，弥时乃克。今朝廷遣军，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国宝遂上疏，解职待罪。四年庚子，迁吏部尚书。时世子元显骄恣。胤请道子禁抑。显问父曰：“车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曰：“尔欲幽我，不令与朝士语耶。”元显恨之，出语其属曰：“车胤间我父子。”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伤之。

这段文字详细介绍并简要评价了车胤的一生，没有必要一一解释，但取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加以阐述。

其一，囊萤夜读。千百年来，这个故事随着《三字经》走进千家万户，流传国内国外。人们不禁要问：自古以来刻苦读书的人不少，为什么偏偏把车胤的故事拿出来讲?个中的原因，我以为一是车胤刻苦求学的事迹的确非常典型;二是他学习成才后做出了很好的业绩。没有后一点，再刻苦的典型恐怕也早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你看车胤学成后有哪些表现?首先是“风姿美劭，机悟敏速，甚有乡曲之誉”，人长得英俊潇洒，学问和悟性又好，言谈机敏幽默，在当地有很好的名望。紧接着是做官后很快“显於朝廷”，“以寒素博学知名於世”。然而尽管车胤做过很大的官，记载中并没有怎么具体宣扬其“丰功伟绩”，而是着重介绍其人格魅力和在朝廷的影响。比如举行盛大的社交聚会，“无车公不乐”;谢安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了不得的大人物，摆庆功宴时车胤不到不准开席;晋孝武帝讲《孝经》，车胤和丹阳尹王混一道负责“摘句”，相当于给皇帝编教材;朝廷讨论修建祖庙明堂这样的大事，久议不决，最后由车胤一槌定音;在朝中权臣之间的倾轧之中，王国宝等人本来是想加害于车胤，但车胤到场后不仅不敢加害，反而向他讨主意。凡此种种，说明当时车胤在中央政府里是非常风光、举足轻重的。但是这种影响力并非来自他的地位和权力，而是来自他的人格魅力。

其二，触忤道子。触忤，即冒犯。道子，即司马道子这个人。司马道子是东晋皇族，孝武帝司马曜的同母弟弟，当过会稽王，权倾朝野。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是一个更加厉害的人物，16岁就担任侍中、征讨都督，“有明帝神武之风”，是一个连父亲的权都敢夺的人。“四年庚子”，即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车胤67岁左右，任吏部尚书;司马道子36岁，任侍中、太傅;司马元显虽年仅18岁，但已当了中书令、尚书令。元显骄矜放纵，“搜括不已，富过帝室”，朝中大臣不敢怒也不敢言。因当时孝武帝司马曜已死，少年皇帝司马德宗即位不久，朝中大权实际掌控在司马道子父子手中。面对这种局面，老臣车胤怎么办呢?如果为了保全自己，他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少可以辞官归隐颐养天年。但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对吏部尚书职位的负责，他没有回避矛盾，而是挺身而出告诫司马道子，要求他对司马元显加以“禁抑”，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车胤人格魅力中更为亮丽的一面。

车胤是土生土长的澧州人，他的事迹在澧州民间广为传播，世世代代为澧人所景仰。除陶澍给澧阳书院题写的楹联中赞扬“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吴恭亨题九澧女校澧浦楼的楹联亦特别提到车胤：

九澧此楼，点缀以洗墨池、囊萤台，更一部弦颂声，大庇有万千间广厦;

四郊多垒，经过了龙蛇战、虫沙劫，剩再来笠屐影，快登看八百里洞庭。

下面再谈李群玉。和车胤一样，《澧纪》中对他也有不同凡响的长篇记载：

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无仕宦意。杜牧之游澧，劝之应举，一上而止。大中甲戌，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休，以诗论荐。群玉至京师，上书曰：

臣宗绪凋沦，丘壑贱品。幽沉江介，分托渔樵。伏遇运属升平，率土欢泰。沐雨露膏育之化，在薰风长养之中。愿同率舞之诚，远逐越裳之贡。顷以鼓腹熏华之代，怡情林阜之隈，涵泳皇风。殆忘仕进，以至年逾不惑，疴恙暴侵，但虑寒饿江湖之滨，与枯鱼涸鳞为伍，瞑目黄泉，虚谢文明。是以徒步负琴，远至辇下，谨捧所业歌行古体、七言今体、五言今体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伏以卿云在天，草木五色;广野之气，烛为祥烟;熙熙含生，尽跻寿域;白日亭午，物无斜阴。方今风后提衡，庶尹咸协。诸言语侍从之列，皆严徐班马之伦。凡在墨客诗人，咏歌声明文物不暇，何议讽刺兴于笔端。臣所贡前件歌诗，以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浦，荡思摇情。芜纇之余，过于讽野。天文不到，徒窥星汉之高;沧海攸归，岂阻潢淤之陋。然则爨桐不爆，俄成曲突之烟;埋剑无光，永作幽泉之铁。巴濮下调，尘触天听;蝼蚁之微，伏待刑戮。

延英殿宣口敕曰：卿所进歌诗，异常高雅，朕己遍览。今有少锦彩器物赐卿，宜领取。夏热，卿比平安好。

于是，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令狐绹、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铉状曰：群玉苦心歌篇，屏迹林壑。佳句流传于众口，芳声藉甚于一时。守道安贫，远绝名利。当文明之盛代，宜备搜罗;俾典校於瀛洲，伫光志业。臣等今日延英已面陈奏状，奉圣旨令典一文学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弘文馆校书郎，未审可否?

制曰：李群玉放怀丘壑 ，吟咏性情。孤云无心，浮磬有韵。吐妍词于丽则，动清律於风骚。冥鸿不归，羽翰自逸。雾豹远迹，文采益奇。信不试而愈精，能久幽而独乐。念其求志可以言诗，用是系维，俾之刊校。可授弘文馆校书郎。

未几，以乞假归，遂不复起。著有《文山诗集》。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李群玉向皇帝献诗并被授予弘文馆校书郎官职的过程。其中，完整收录了李群玉的《进诗表》、令狐绹和崔铉的奏状以及皇帝的诏书，而对其人生阅历、创作业绩等仅稍有提及。尽管如此，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发现李群玉的鲜明个性：

其一，李群玉确实才华横溢。一篇300字的进诗表，把自己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写作风格，作品内容，进诗期望等表述得清清楚楚，而且不卑不亢，进退有度。文字清新古朴，飘逸灵动，琅琅上口，足见其“诗笔妍丽，才力遒健”，令人不忍卒读。朝臣的奏章和皇帝的诏书虽然精彩，但和李群玉的进诗表放在一起，也黯然失色。

其二，李群玉确为性情中人。先是，年轻的李群玉在诗友杜牧的反复劝说下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没有考中，但“一上而止”，从此对科举不感兴趣。到“大中甲戌”，即公元854年，已经年逾不惑的李群玉受到宰相裴休等人赏识，极力推荐他向皇帝献诗，以求谋个一官半职，免得终老泉林。献诗后果然如愿以偿，但“未几，以乞假归，遂不复起”。实际上，李群玉在弘文馆校书郎的位置上仅仅呆了三年，就又去寻找他自由自在的创作生活，浪迹天涯。

李群玉自称“宗师屈宋”，亦曾力倡重修宋玉墓，其创作风格也继承了屈原的浪漫豪放和宋玉的诙谐狡黠。他“乞假”离开京畿后，曾游历洞庭湖北岸的二妃庙，并赋《黄陵庙》诗一首(黄陵庙即二妃庙)：

小姑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

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

风回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鹃。

犹似含颦望巡狩，九嶷如黛隔湘川。

奇怪的是，写完该诗的当晚，就有娥皇、女英前来托梦，“承君佳句”，“愿相从也”。这当然是作者的浪漫遐思。但李群玉竟然从此郁郁于怀，以至“岁余而终”，真是追随屈宋的痴心不改。

然而澧州民间所流传的，更多的却是李群玉机智诙谐的应对故事，如民间故事中有《李群玉太阳雨下对塾师》：

相传李群玉从澧北梦溪把一位故知、老塾师邀来水竹居一同住下，两人迷恋于下棋斗局，一时只知此间乐，不思田间游了。

一天，他俩忽然发现有一些绵绵柔柔的轻絮，飘上棋盘，粘上衣襟，才猛然觉察到，春光正在他们的指尖下流逝。俩人便拆去棋局，出去踏春。

刚一出门，塾师便口吟一联：“杨花乱落，眼花错认雪花飞。”将眼前的情景巧妙地用三“花”摇曳多姿地表现出来，文思不浅。李群玉见怪不惊，随口以他心爱的竹子相对：“竹影徐摇，心影误疑云影过。”塾师拍手叫好。

两人边谈边走，出竹林，过小桥，踏上了田间小路。忽然空中落下雨点，金晃晃的阳光，把雨丝照映得晶莹闪亮。他俩信步走到塘边一棵大枫树下，观看满世界由银丝编织的太阳雨，兴味大增。塾师又脱口说出上联：“云出无心犹作雨。”李群玉指着莲塘的荷花说：“花开有意不能言。”

太阳雨在水面上敲打，惊动了水底的鱼儿，以为天空降下了什么美食，浮上来轻灵地穿游于莲叶的浓荫下。俩人看着看着，塾师灵机一动，又出一上联：“陂塘莲叶田田，鱼戏莲叶南莲叶北。”李群玉放眼四顾，捕捉太阳雨下的题材。当看到烟雨蒙蒙，阳光熠熠，太阳雨下的仙眠州，象一幅水墨画卷，李群玉会心一笑说出：“晴雨画桥处处，人在画桥西画桥东。”塾师笑嘻嘻地抹着胡子说：“有诗有画，有情有景，可谓妙作。”

在澧州人心目中，李群玉是才学、智慧、高洁的象征。如田东溪题九澧女师澄观亭的对联为：

平分澧浦兰荃秀;

近忆诗人水竹居。

陈逢元题李群玉故居文山书院的对联为：

牛伏起何时?好取汉书常挂角;

萤飞依故址，遥同车渚自流光。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屈原、宋玉、申鸣、车胤、李群玉这几位澧州先贤的主要精神特质。正因为有了这些特质，他们世世代代受到澧州人推崇，其人格特征成为古澧州人文精神的缩影。

接下来，我们还要从宗教意蕴考察一下澧州人传统的精神世界。

澧州佛教发轫于西晋，兴盛于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诗《江南春》中有这样的描绘：“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们怀疑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当时澧州的风景。因为杜牧的堂兄、驸马杜悰任澧州刺史时，杜牧曾于公元827年左右到澧州探亲，并与李群玉、李宣古漫游沅澧，诗酒唱和，结为至交。有人考证，杜牧描写“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著名诗篇《山行》，也是写于澧州。因杜牧一生没有到过长沙，游历澧州则证据确凿，而地处“涔阳古道”边的澧县如东乡，古今地名都叫枫林，而且是因树而得名。当然，仅仅因为杜牧到过澧州就说《江南春》写澧州恐怕还是牵强。但还有另外一点：当时澧州的寺庙的确很多。晚唐时期，澧州境内佛寺有近百座，其中名气大者20余座，而龙潭寺、药山寺、钦山寺则是天下闻名的道场，禅宗“五家七宗”的三大宗派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皆发源于此。鉴真和尚从澧州钦山寺东渡日本，成为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始祖。上世纪80年代前期，曾有80多人的日本佛教“寻根参拜团”先后四次来到澧州钦山寺、药山寺顶礼寻根，朝谒祖庭，尽管当时这两座寺庙已经破败不堪。此外，道教在澧州也早有传播，中国道教72福地中，澧州就有两处。

我们无意在宗教的发展与传播中游弋，因为学校教育向来是回避宗教的。我们所关注的，是“宗教意蕴”，即宗教对澧州民间思想观念的影响，其中主要是佛教的影响。唐代以后在澧地传播的佛教，主要是“顿悟”派创始人六祖惠能开创的南宗一脉。这是打破神秘感、回到人世间的中国化佛教，它强调人人都有佛性，处处可以悟道，事事可以修行，时时可以成佛。因此，从那时起佛门所传播的思想不再是佛门弟子的专利，它更多地成为一种哲学思想在民间传播，并往往通过佛教故事(公案)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澧州作为故事传播的，主要是在这里发生的一些佛教公案。有些公案传播得很广，如“周金刚焚经”等就成为禅宗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易中天先生讲《禅宗的境界》，其中就讲到这个公案，只是他未提及此事就发生在今天的澧阳镇。

下面我们撷取几则典型的澧州佛教故事，直观地看一看禅宗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

但尽凡心

龙潭崇信出家前，在天皇道悟的禅寺旁卖烧饼，道悟禅师从寺中空出一间小屋给他住。为了感恩，崇信每天都送十个烧饼给道悟禅师，禅师收下后每次都会还他一个，还说：“这是我给你庇荫你的子孙。”

终于有一天，崇信忍不住问道悟禅师这是为什么?禅师反问他：“你能给我烧饼，我就不能还你吗?”接着又说“一生十，十生百，乃至生百千万，诸法皆从一而生。”崇信顿悟“一生万法，万法归一”，于是出家拜道悟为师。

然而数年后，崇信却感到未入其门。他只是每天天亮了就起床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天黑了便倒头而眠，师父从未指导他任何修行法门和心要。一天他终于又忍不住问师父：“我跟随您这么久了，为什么您一直不肯指示我禅法心要?”没想到道悟禅师竟然回答：“我每天都在指示你禅法心要，怎么没有?”“您哪里指示了?”“你端茶给我，我就接;送饭给我，我就吃;向我叩首，我就点头;哪一样不是在指示你?”

崇信仍不明白，道悟又说：“何必想东想西!开悟是直接的，若要思考，必有偏差。”道悟的这番话总算让崇信解悟，进而又问：“如何保持?”道悟禅师回答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得到法要后的崇信，后来转往澧阳龙潭结庵说法，成为德山宣鉴的师父。

道悟给崇信的开释，从禅心的角度是“一叶一菩提”;在世俗的立场则可理解为，哪怕是一点很小的善行，只要坚持去做，也会得到荫及子孙的福报。这与儒家“不以善小而不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且他们认为，人生的真谛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就蕴含在平时的扫地抹桌、洗衣做饭等日常生活中，“但尽凡心”，只要自己在这些平凡的琐事中用心体悟就可以了。

点哪个心

德山宣鉴俗姓周，生于四川，年少出家，修习北禅。他把一部《金刚经》倒背如流，并撰写了一百二十卷的《金刚经》注解，到处讲学，川人尊其为“周金刚”。他也自认为很有学问，对六祖惠能所提倡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禅教很反感，于是某年夏天挑着自己注解的一担《金刚经•青龙疏钞》，前往南方向南宗挑战。

宣鉴一路来到澧阳镇，感到肚子饿了，便向路边一位老太婆买点心。老太婆见他满头大汗，好奇地问：“挑的什么?”宣鉴得意地说：“我注解《金刚经》的《青龙疏钞》。”老太婆一听便说：“既然如此，我有一问。你若答得出，施舍点心;若答不出，请到别处去卖。”宣鉴认为这还不容易，爽快迎战。老太婆说：“《金刚经》有句经文：‘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知道上座要点哪个心?”宣鉴被问得哑口无言，愣在原地。他晓得遇上高人，更觉此地藏龙卧虎，慌忙合十顶礼，打听近处可有佛寺。老太婆向龙潭寺方向一指。

于是宣鉴放弃了继续南下的打算，寻访龙潭禅师去了。

这个故事所揭示的是，读死书再多再熟也没有用。熟读经典向外探求，不如自我修炼向内探求，自己悟出的道才是真正的道。这位宣鉴和尚去寻访的禅师，就是惠能六祖的五世传人龙潭崇信。宣鉴得崇信指引，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一把火烧了自己花半辈子心血撰写的金刚经注解。后来澧州龙潭寺有“周金刚焚经台”流传，本书第一章澧州外八景的“龙寺晓钟”就是记载此事。

荣枯由性

一天药山惟俨禅师在树底下打坐，他的两位弟子云岩昙晟和道吾圆智也随师父一起打坐。惟俨禅师忽然指着邻近的两棵树说：“这棵树长得多么茂盛，可是另一棵树却干枯了。”转而问两位弟子：“荣的好，还是枯的好?”

圆智不假思索地回答：“荣的好!”昙晟却回答：“枯的好!”这时候，正好有位来寺里挂单的高姓沙弥走过来，药山禅师又用同样的问题问他，高沙弥说：“枯的由它枯，荣的任它荣。”惟俨禅师对他们三人的回答没有异议。

同样一个问题，却有三种截然不同的回答。说荣的好，反映道吾圆智性格热忱、进取、奋发有为;说枯的好，反映云岩昙晟个性淡泊、寂静;说枯的由它枯，荣的任它荣，则反映高沙弥个性恬淡圆活、顺应自然。宋代草堂禅师曾根据这一则公案写了一首偈：“云岩寂寂无窠臼，灿烂宗风是道吾;深信高禅知此意，闲行闲坐任荣枯。”此偈揭示虽然他们三人修道的方法各具特色，但荣枯一如，不能说孰优孰劣，更不应厚此薄彼。

这里所表现的禅心，是承认差异，允许差异。尽管每个人的出身不同，性格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但都应该彼此尊重，相互包容，达到调和与平衡的境界。这与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致的。

鳌山悟道

鳌山在澧州“涔阳古道”的清化驿附近。唐咸通年间的一个冬天，德山宣鉴的两位高徒岩头全豁和雪峰义存行脚至鳌山，为雪所阻。数日内，岩头全豁每天蒙头大睡，而雪峰义存则坚持日夜坐禅。

义存对全豁的表现甚为不满，一天将全豁从睡梦中叫醒并抱怨：“我这辈子真倒霉，前向与文邃行脚，处处被他拖累。现在和你行脚，你却只顾睡觉。”这文邃也是宣鉴和尚的徒弟，后来住持澧州钦山寺。

岩头全豁原以为有什么大事，却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和他一起打坐，气不打一处来，喝道：“睡觉去!你每天坐禅，就像七村里的土地菩萨，像你这种作为，日后只会做做样子，魅惑人家单纯男女罢了。”

义存很难受，指着胸口诚恳地说：“我这里总不踏实，不敢怠慢啊!”

全豁听义存出语痛切，也不睡了。他心里很佩服这位师弟，知道刚才说话有些唐突，便以不无歉意的口吻说：“我是说你日后要去孤峰顶上盘草结庵，弘扬大教的，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义存不仅没得到宽慰，反而更觉难受：“我心里实在不踏实啊!”

“既然如此，不妨把你心里想法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全豁翻身起床。

义存谈起自己从师参修的种种经历：“我初投盐官寺，从齐安禅师讲解的色空义理得到入门。”

“三十年前事，不要再提起。”岩头全豁说。

“之后我读了洞山良价的《过水偈》：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

岩头全豁说：“洞山说得有理，但这是他的理解。只听他的诗偈，也不能彻底自救啊。”

雪峰义存接着说：“后来我又问德山师傅：依从超越宗乘派别进行修持，学人能有进步吗?德山朝我劈头一棒，并且厉声说：道什么!我挨了这一棒，如水桶脱底一般。”

全豁听到这里，像德山师傅一样，大声呵斥：“你没听说，从人家的大门进入的人，找不到自家的珍宝?”

“那以后我该怎么办?”

“以后想要播扬大教，必须一一从自家心中流出。那样的话，就可以和我一样盖天盖地了!”岩头全豁回答。

经过师兄三次点化，雪峰义存豁然大悟，疑念顿消。兴奋中，他站起来朝岩头全豁行礼：“师兄，今日才真正是鳌山悟道!”

这个故事本身就充满哲理。追求真理的人，如果只是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生吞活剥，食古不化，没有变成自己内心的体验，那么不管跟了多少好老师，读了多少好书籍，也是毫无意义的。

澧州大地上诞生的这些佛教故事，今天在海内外仍然有较大影响。比如尽管龙潭寺今天已“大隐于市”，在澧阳镇仅存一个地名，但2003年韩国作家崔仁浩出版的长篇小说《商道》中，对“龙潭和尚”点化一输再输的周金刚、周金刚修炼成威力无比的“德山棒”等佛理禅机及其对当今社会生活的启示，作了大篇幅的介绍，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该书成为商海大腕们争相求读的热销书。作者和读者都认为，澧州龙潭寺蕴藏着“参悟商业最高境界的诣趣诣旨”，深研龙潭禅理，可以启迪商道、商术乃至人生之道。

无独有偶。2005年浙江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唐诗曰‘一叶落而天下知秋’，宋诗云‘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叶飘落而知秋，一叶勃发而见春’;寻常事物往往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无限往往收藏在有限中，请以‘一枝一叶一世界’为话题，自拟标题写一篇八百字的文章”。考场上不少考生感到难以下笔，下场后找到答案提示，才恍然大悟。原来此题的禅机，深藏在禅宗史上一桩著名公案——“龙潭公案”中。阅卷的专家、教授们指出，“如以澧州龙潭公案去理解这个题旨，一枝一叶至少可以窥探到的是你我的世界、心物的世界、有无的世界，甚至是整个宇宙本身。”

关于宗教意蕴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在澧州人文精神底色分析的最后部分，我们还要简要谈一谈民间传说。澧州民间传说丰富多彩，细细地说，可以编一本厚厚的书。在这里，我们也只能以“一叶知秋，一叶见春”的方法做一粗略介绍。

澧州民间传说中所表现的人文精神，也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征。其主要之点，我以为是坚韧执着、浪漫灵秀、诙谐狡黠三个方面。

坚韧执着的代表是孟姜女。孟姜女在澧州是一个介于历史与神话之间的人物，或者说二者兼而有之。说是历史人物，因为清代曾有人专门编撰过一部《孟姜山志》，其主体部分是记述孟姜女，该书前几年经校注后重新出版;说是神话人物，因为孟姜女的事迹在民间已经完全被神化。

孟姜女出生在澧州嘉山，刚结婚丈夫范喜郎就被秦始皇抓去修筑长城，并累死在工地。她站在嘉山顶上日日盼望丈夫归来。在望夫的过程中，竹叶挡住了孟姜女的视线，她便用绣花针将竹叶刺成一丝一丝的让它们垂下来，后来就有了一种叶如丝、杆如竹的特殊竹子——“孟姜竹”;孟姜女恨秦始皇，遇嘉山顶上一块人形石头，越看越像秦始皇，就天天用手指掐它，最终石头上布满指甲印，称为“恨石”;孟姜女天天望夫，感动神仙，送来一块女娲补天时遗下的石头，让孟姜女能够从石头上看到范喜郎的身影(可能是电视机的前身)，这块石头被称为“镜石”。后来孟姜女从镜石上发现范喜郎的死讯，不顾一切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滴血认骨，把故事推向高潮。

今天澧州仍保留了一种风俗，家里老人去世后晚上要“打丧鼓”，打丧鼓的最后一晚凌晨，有一个固定的程序是“送哥郎”，这送哥郎也有固定不变的内容——唱《孟姜女送夫》(十里送夫)。往往是唱的人如泣如诉，听的人泪眼婆娑。“十里送夫”的唱词是：

送夫一里出山冲，难舍难分珠泪涌。

只望夫妻同到老，竹子开花一场空!

 

送夫二里柳树林，水中鸳鸯颈傍颈。

鸳鸯至死身相伴，奴与范郎两离分。

 

送夫三里桃花店，北风吹来妹打颤。

脱下衣衫递范郎，好在路上挡风寒。

 

送夫四里到池塘，池塘一对好鸳鸯。

鸳鸯难舍池中水，妹子难舍范喜郎。

 

送夫五里柑子山，摘个柑子十二瓣。

郎吃六瓣瓣瓣苦，奴吃六瓣瓣瓣酸。

 

送夫六里到桥头，小河流水慢悠悠，

桥下有水日夜流，你我夫妻不长久!

 

送夫七里放牛岗，放牛岗上好凄惶。

路边牧童莫笑我，前世烧了断头香。

 

送夫八里到小溪，水中鱼儿相嘻戏。

摆头摇尾紧相随，奴与范郎两分离。

 

送夫九里到庙堂，二人挽手来烧香，

烧香不求富和贵，只求范郎早还乡。

 

送夫十里到长亭，长城路远道难行，

只怪昏君施暴政，恩爱夫妻两下分!

孟姜女的故事在澧州流传了两千多年，其中除了坚韧与执着，也充满了浪漫与灵气，尽管这些故事本身是凄婉的。前面已经提到，当孟姜女忧伤至极时，神仙送来了可以遥视范喜郎身形的“电视机”——镜石。要知道这个传说在很远的古代就已产生，可见澧州人的幻想多么有预见性。另外关于孟姜女还有不少浪漫故事，如孟姜女寻夫东渡洞庭时所乘坐的一个脚盆(洗澡盆)，后来化为嘉山脚下的“孟姜垸”，她的一只绣花鞋化为垸中的一个小湖;在洞庭湖救过孟姜女的命、因孟姜女滴血酬谢而变成红嘴红鳍的一种鲫鱼，被命名为“孟姜鲫”;孟姜女坐脚盆渡洞庭湖过程中，一条鲶鱼精想加害于她，嘉山顶上的白龙出手相救，将鲶鱼精摔到澧水北岸几十里远的地方，又用龙尾扫下半个嘉山将其镇住，这半座山就是今天安乡县的黄山头，而被龙尾扫过的嘉山临江一面现在仍像刀削一样整齐，等等。

除了孟姜女，澧州流传的其他浪漫故事还有很多，几乎每个地名都会有一个浪漫故事。如方石坪乡的双泉村有两眼清澈见底的泉水，就是当初二郎神与大郎神斗法，用刀柄在地上戳出来的;太青乡境内的太子山，是很久以前两位仙人为救水灾抬过来的，半山腰的一对洞，就是当初插杠子的眼;小渡口乡和九垸乡各有一个地名分别叫猫儿湾、鲢鱼头，两地隔哑河相望，传说猫儿湾有一只天帝派来的神猫，专门控制对面的鲢鱼精，不让它在哑河里兴风作浪;闸口乡境内的天供山，原先天生有一个可装一升米的碓臼，其中的米取之不尽，穷人可以天天来这里舀米回家，但只能吃不能攒，后来一位石匠想把碓臼凿大，让它多出些米，结果就一粒米也没有了，可见人不能过于贪心。

传说人物中表现澧州人灵秀的，除了已经讲过的李群玉，还有明代的戴君恩(戴都爷)和清代的郭春山等。现将戴君恩和郭春山的故事各介绍一则：

南岳问难

有一次，郭春山和临澧才子马鹏飞一同到南岳游玩。

南岳大庙的东边有一家学馆，郭春山一进门便问一个学生：“你们的先生呢?”那个学生摇头斜眼，暗示上面坐的那个老头子就是。

这时那老先生头也不抬口出一联：“何须挑水江中卖。”郭春山假装没听见，弯腰看另一个学生写字。马鹏飞见事不妙，立即走到老先生面前对上一句：“特地移花岭上栽。”老先生抬头问：“你是谁?”马说：“我是书童，那位才是先生。”

老先生见书童都这么有才，何况先生?忙不迭下位迎接，临别时还送给他们一些钱。

后来郭、马二人上了南岳祝融峰，马鹏飞嘲笑郭春山空有其名，钱应该归他得。郭说：“我是故意让你对的。你若不信出题比试，答不上，算我输了，把钱全部给你。”马答应了，脱口便说：“破浪乘长风，洞庭九跌。”郭随口便答：“登高来绝顶，衡岳一低。”

马鹏飞只得服输，不敢再在郭春山面前卖弄学问了。

五百年前刺史家

明朝万历四十年，戴都爷考中了进士。主考官周延儒格外器重他，请他单独到府中赴宴。周大人亲自给都爷斟酒，边斟边说：“席上无佳肴，唯有淡酒当茶，淡茶作汤，淡汤泡饭。饭只管吃饱。”

都爷知道大人是在考他的才学，朝身前身后看了一眼，随口答道：“园中多秀色，但见香风带露，香露含花，香花传情。情早已灌醉。”

周大人心里一惊，暗暗赞叹：“果然好才学!”又送上一联：“相公出口成章。岂知宋延清渡汉江不敢问来人?”

这是一出绝联。宋延清，唐朝大诗人，《渡汉江》是他的一首诗，诗的尾句是“不敢问来人”。诗人的姓名、诗的题目、诗的尾句连在一起，而且诗人的姓还是一个朝代名。

都爷对唐诗早已了然于胸，很快就接出了下联：“大人启齿即碑。可闻元微之行古宫闲坐说玄宗?”

周大人听后，佩服这一联对得天衣无缝。元徽之，也是唐代诗人，他有一首诗《古行宫》，尾句是“闲坐说玄宗”。而且，元也是一个朝代名。

周大人将戴都爷引为知己。离开时，送给都爷一件礼物，用红布包着，并叮嘱他明日回家探望父母。都爷回去打开礼物，发现又是一出上联：“八千里外金陵客”;都爷提笔续出下联：“五百年前刺史家”。后来，这幅对联成为澧州戴氏祠堂的家联。

下面再看民间传说中诙谐与狡黠的一面。这一方面流传的故事特别多，代表人物有李博龙、李精明等，也只能取其中几则管中窥豹。

曹丕与张飞斗智

相传三国时期的一天，曹丕与父王曹操在军营中议事。只听曹操说道：“我们魏国，虽然兵多将广，但象蜀营中张飞那样文武兼备的将才不多。我国若有几个象张飞的将才，曹家何愁不能一统天下!”

曹丕听了忙说：“父王为何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想那张飞不过是一介武夫，冲锋陷阵倒还可以，要讲文韬武略他还不行呢!”

曹操说道：“我错了?张将军当年一声吼断当阳桥，这是他粗的地方!以后他巧破西瓜案，这不是他细的地方吗?张将军粗中有细，细中显精，我儿比得上他吗?”

曹丕接着说道：“父王夸张飞太过，儿有些不服，请父王明日邀请张将军当场与儿比试文才，决一高下，望父王应允!”

曹操说道：“要与张将军比试文才，我料我儿输定了!”但还是答应了曹丕的要求。

张飞收到曹丕的书信，不禁火冒三丈：“曹丕小儿欺人太甚，明知我张飞肚子里墨水不多，却偏要与老子比他娘的什么文。军师!要说比武，他曹家一窝来 俺都不怕，要比这娘的什么文，俺倒是有点儿——”

孔明先生把羽毛扇摇了两摇，说：“张将军，我算定这场比试，曹丕必输。将军大胆去吧，本军师置办酒席，等将军得胜归来，为你庆功!”

张飞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还是如约来到了比试地点，这时只见曹丕双手一拱，“张将军，请多赐教!”

“曹丕小儿，你甭客气，你有什么文，就统统拿出来，待俺张爷教训教训你!”张飞心里虽有些发慌，但嘴上倒还镇静。

“那我就献丑了。”曹丕说完，双手前伸，比划出一个大圆圈来。

张飞一看想道：“这小子哑巴了，和老子打起哑谜怎么的?你这样指手划脚叫比文吗?发疯了。你这一比不就是个圆粑粑吗?”他也不说话，伸出三个手指头，向曹丕晃了晃。

曹丕心里一愣，连忙收回双手，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向张飞一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张飞心想，你这小子今天专门来孝敬老子的是吗?你这一比我吃得下吗?他连忙摇摇头，用手在胯下拍了几下。

曹丕见了，顿时脸色苍白，扭转马头，回去了。张飞见了大声说道：“曹小儿，你还没有动文怎么就跑了?”

曹丕回到营中，见父王曹操说道：“父王言之有理，张飞真是将才。开始儿以双手划圈，表示大汉江山已归我曹家一统。张将军回我一笑，伸出三根手指，表示当今天下乃三足鼎立。我又用两个手指比划出一个八字，显示我曹家有八十万大军，兵多将广。谁知张将军连连摇头，在胯下拍了几拍。父王，他没有把我们曹家放在胯下。”

张飞回到营中，军师忙问他道：“将军胜了没有?”

张飞答道：“胜个屁，那小子不屑与俺说话，打了几个手势走了。好在这小子孝心不错!”

孔明又问道：“张将军，曹丕打了些什么手势，你又是怎样对答的?”

张飞说：“小龟儿子先用双手比了这么大一个粑粑，我一看这么大，忙向他伸出三指，一餐只能吃三个;他连忙用双指一伸要我吃八个，我忙在胯上拍了拍，耙粑太大，吃八个奈不何!”

孔明一听，不禁哈哈大笑：“张将军，好一个‘三足鼎立，不在胯下’!将军比胜了。来，喝酒，为你庆功!”

这个故事显然是杜撰的，意在调侃曹丕。文名卓著、当过皇帝的曹丕，在澧州人嘴里却成了一个小丑;而张飞则憨态可掬，因为他曾经驻守澧州，深受澧人喜爱。故事中的情节，令人忍俊不禁。

下面再看一个李博龙的故事。李博龙是澧东人，晚清秀才，才思敏捷，但不想做官，而喜欢帮穷苦人打抱不平。按澧州方言，他是一个“确才”(指喜欢用诙谐语言或行为捉弄人的人)。据说他有一次去朋友家赴宴，要穿过一条流水的小河。看看四周没人，便脱下长裤，一手举着长裤，一手搂起长衫淌水过河。走到河中间，脚一滑手一松，手中的长裤掉进河里流走了。这可怎么办?总不能不穿裤子去赴宴呀。他东瞧瞧西望望，发现岸边一户人家门口晒得有长裤，急忙跑上去收一条穿在身上。但不等他穿好，这家主妇出来看见了，大喊有人偷东西!四周一下子围拢来不少人。李博龙说：“谁偷东西?”那妇女说：“你偷我家的裤子，我亲眼看见的，就穿在你的身上!”“我没有偷他家的裤子，不信你们看，我身上穿了几条裤子!莫不成我堂堂李博龙还不穿裤子出来?”众人一看他真的只穿一条裤子，又有人认识李博龙，便反过来纷纷谴责那妇女。那妇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不过第二天，李博龙亲自去他家送还裤子，并赔礼道歉。民间所传李博龙的幽默故事，大抵如此。这里要介绍的是他一则才思敏捷的故事：

李博龙随口题二联

有一年八月收割后，新河口搭草台唱花鼓戏。

李博龙路过这里，在茶馆歇脚喝茶。有几个老人见是博龙到此，便要求他为新河口码头题副对联。

博龙点头答应，呷了一口茶道：“东西两岸新河口;南北对门共和街。”

大家听后一想，这幅对联把松滋河东西两岸的新河口码头和河西岸的共和垸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个个都称赞不已。

消息很快传到戏场，正在打闹台的戏班子老板马上赶到茶馆，一是请李博龙去看戏，同时央求他为戏台作副对联以凑声誉。

博龙随口便道：“莫东吵西闹。”来人没听明白，以为博龙是讨厌他多话讲，继续央求道：“博爹，请您老帮个忙……”。还没等这人讲完，博龙接道：“听南腔北调。”

那人还是没有明白，以为博龙不肯写。旁边有人提醒道：“博爹已经把对联给你做出来了，还啰嗦什么呀?”来人愣了一下，才恍然大悟。

澧州民间传说中还有一个精怪似的人物叫李精明，他嫉恶如仇又古怪精灵，有点像新疆民间故事中的阿凡提。这里也讲一个李精明的故事：

三天长出条尾巴来

当地有一个贪婪的财主，为富不仁，老百姓都很痛恨他。李精明想找机会捉弄他一下。

一天，李精明对财主说：“你能摸县太爷的屁股么?”

“你敢不敢摸?”财主反问他。

“我不光敢摸，还敢打呢!”李精明说。

“真的?”

“当然。”

“那我看你去打!”

“不!我们要打赌，我才去打。”

“赌多少?”

“赌二百两银子。”

“如果你输了呢?”财主料定李精明没有银子。

“我输了，给你做十五年长工，不要工钱。”

“好!一言为定。”财主满口应承了。

第二天，李精明找到县官，对他说：“县太爷!我看你三天之内要长出一条尾巴来!”

县官当然不信，两人便赌下一百两银子的输赢。李精明还提出个条件，就是要那个财主来做见证，还要把屁股拍三下。县官想赢钱，便也答应了。

三天后，财主和李精明一同来到县衙。县官自从打赌以后，一直摸着自己的屁股，当然没有长出尾巴。这时见李精明他们来了，便很快脱下裤子，李精明看了看，顺手在县官的屁股上拍了三下。

财主输了，只得乖乖地把二百两银子交给李精明。县官“嘿嘿”一笑：“想不到你也有输的时候。”李精明把剩下的一百两银子晃了晃，说：“不输哪有这一百两银子呢?”

李精明把一百两银子分给他的穷朋友，大家好不快活。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本土澧州人骨子里是野性、自由的。他们大多向往恬淡、和谐、自在、富有情趣的田园牧歌式生活，而较少追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从车胤以人格魅力立身显世，到李群玉“十年侣龟鱼，垂头在沅湘”，再到李博龙不事官场游走民间，都显现了这种人格特质。因为没有过高的人生追求，澧州人的心理负担相对比较轻，因而有了浪漫、诙谐的心理空间，能够显示出更多的灵气，也比较有幽默感。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一旦应承或认准了某件事，也是要坚持到底的。屈原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申鸣讨贼酬忠杀身全孝，石乞成则为卿败则为烹，孟姜女划穿恨石千里寻夫，车胤囊萤照书夜以继日，都反映了这种精神。至今澧县民间仍流传一句形容当地人个性的俗语，叫“烧三日不滚，滚三日不冷”(“滚”在澧州方言中表示沸腾)，大约也是形容这种人格特征的。因此，在澧州本土人文精神中，既有悠游泉林又有敢于负责，既有浪漫灵秀又有坚韧执着，既有重情重义又有忠直刚烈。从总体上看，这些良好特质几千年来促进了澧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澧州本土人文精神在大气、进取、包容等方面则稍显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卓越人才的产生。

范仲淹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澧州人文精神的底色，以下几节将转而分析外来文化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与改造。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范仲淹。

关于范仲淹与澧县一中的关系，在讲书院发展时有过较多阐述。本节着重谈他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

范仲淹是宋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和《三朝名臣言行录》，都纪录了范仲淹很多高尚的言行，称他为“天地间第一等人物”。元好问的《范文正公画像赞》则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毫无疑问，范仲淹是一位伟人，其人格精神至今仍然光照华夏。他在《岳阳楼记》中有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综观范仲淹一生，在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上级的关系时，如果涉及到原则问题，他始终坚持不迎合、不屈服、不阿谀、自尊自强、无私无畏，有一种思想解放，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他虽四起四落，但九死不悔，上下求索。这是我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从屈原、司马迁、韩愈，直到现代的鲁迅、马寅初等，一脉相承。而范仲淹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时代际遇，这种独立人格精神又反映得更为强烈。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还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国先贤历来倡导的最高执政境界。从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魏征的“居安思危”;再到今天周恩来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朱镕基的“义无反顾，死而后己”，先忧后乐的思想一脉相承。一句政治格言能经千年而不衰，并历久弥新，并不断被后人赋予新的含义，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除了人格魅力和执政理念，范仲淹还留下另一份宝贵遗产，即写了一篇美文。《岳阳楼记》短短368个字，浓缩了他的政治主张和人生经历，解答了一个永恒的难题，即应该怎样做人、做官、做文，创造了一篇千古绝唱。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能干事又能传道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范仲淹，还有一个是曾国藩。而曾国藩著述虽丰，传道也多，却没有像范仲淹这样得文学之美，文章之魂。美学大师黑格尔曾这样描绘天才：“一般来说有这种才能的人一遇到心中有什么观念，有什么在感发他，鼓动他，他就会马上把它化为一个形象，一幅素描，一曲乐调或一首诗。”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心中的观念化为了一篇文章，一篇极富民族色彩的传统文字。由于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的完美结合，这篇文章历经六代(南宋、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世(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义形态)而不衰，为建国以来历年教材所必选。这是一个奇迹。

这样一位伟人曾经在澧县一中这块土地上留下足迹，而且他的高风遗行在这所学校传承了800年，是澧县一中学子的荣幸。

然而还有更值得欣慰的一面——范仲淹之所以伟大，与他在澧州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甚至他一生中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可在澧州找到原型。这种观点，并非我们有意杜撰，它早已出现在明代李如圭的《重修溪东书院记》中：

窃惟君子达之所施，即穷之所养。况德慧术知不出于安乐，而增益不能每由于拂乱者乎。今观公幼罹孤苦，寄泊安乡，身虽置于忧患之中，心则运于高明之表。而乃遐想澧浦，留情游息，岂无所见而然哉!意必以澧之多贤，有所取以成德也。故讨贼酬忠，杀身全孝，则自楚申鸣取之。他日安抚西夏，迎母复姓之类于此乎?胚胎矣，沅芷澧兰，思未敢言，则自楚屈原取之。他日衰绖上书，饶州谢表之类于此乎?权舆矣，囊萤照书，触忤道子，则自晋车武子取之。他日作粥断齑，语诋夷简之类不根抵于是乎?放怀丘壑，吟咏性情，则自唐李文山取之。他日茅山游赏，牡丹题咏之类不观感于斯乎?至于扩一乡之善以盖乎天下之大，循有恒之路以底乎圣贤之归，此又进为之所必至者，孰谓公所施之者大，不自所养中来耶?又不自澧而养耶?

读完李如圭的记，我们的第一感受是他把范仲淹的精神人格本土化了。因为“澧之多贤，有所取以成德”，范仲淹在这里学习收获颇多，其精神人格很多是继承了澧州先贤的品质。因此，他是从澧州这块文化沃土上生长起来的一棵参天大树。这决非空隙来风，李如圭列举了四个方面的事例加以印证。这些事例包含八个故事，都是范仲淹伟大人格的具体体现。

事例之一：范仲淹安抚西夏、迎母复姓的事迹，来自于申鸣的讨贼酬忠、杀身全孝。

申鸣“讨贼酬忠，杀身全孝”的故事，我们在前一节已经介绍，那是非常典型而且很走极端的，其核心精神是忠与孝。忠与孝相互关联，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今天也是如此。只不过今天的“忠”，大多表现为下级对上级负责，成员对单位负责。反过来说，一个对父母不孝的人，决不可能对上级和单位负责，更不可能为国家尽忠，因此今天很多企业主张“招贤才于孝子之门”。在范仲淹身上，忠和孝的精神是表现得非常充分并且贯彻始终的。其中最典型的故事，就是安抚西夏和迎母复姓。

安抚西夏，指范仲淹平定西夏叛乱捍卫国家统一的故事。

公元1308年，居住在甘、凉一带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起兵造反。宋廷由于30多年无战事，边防不修，守将范雍无能，致使延州北部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占领。危急关头，朝廷派夏竦做陕西前线主帅，派韩琦和范仲淹任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在此之前，52岁的范仲淹是一位全职的文官，从未领过兵。但他身系国家安危，毅然走马上任。一到陕西，他就亲临前线踏勘，分析失败原因。起初，夏竦和韩琦不听范仲淹意见，强行出兵，结果大败而归。

范仲淹实施积极的战略防御。首先，对军队中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在当地居民中招募民兵，进行严格训练，同时改变原有的临敌战术。其次，在交战地带构筑堡寨，步步为营。第三，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实行怀柔政策，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待到时机成熟，范仲淹密令长子范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一举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则随即跟进，以很快的速度筑起一座新城——大顺城，构成了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自此，西夏军中私相戒议：“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称知州为老子，小范即范仲淹，大范则指范雍。

镇守边关期间，范仲淹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尽管年事已高，满头白发，仍然经常亲临前线踏勘。54岁时他在大顺城写下著名词章《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宋夏双方重新达成和议，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范仲淹安抚西夏的事迹，受到澧州人广泛称颂。除了吴嗣富在他的赋中赞扬范公“统制极边鄙，至今想见霜威”，“犹是书生，竞同一韩之伟望”，田东溪在题范文正公读书台的对联中亦突出这一点：“胸富甲兵，小范军中，与韩琦同使西人破胆;代留弦诵，高台城曲，记李泌亦曾南岳读书。”

迎母复姓，指范仲淹科考成功后恢复范姓、迎母归养的故事。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生前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是一个掌管文书信札等工作的小官。范仲淹两岁那年，范墉不幸病逝，范母谢氏扶丈夫灵柩，自徐州归至姑苏为夫守丧，却受到范姓族人排挤，最终被迫带着4岁的范仲淹，改嫁平江府(今苏州)推官朱文翰。从此，范仲淹改姓朱，名说。后“朱(文翰)宰澧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即朱文翰出任安乡县令，范仲淹随母亲偕同前往，并在兴国观读书。

范仲淹20岁以前，并不知道自己本来姓范。一次和朱姓兄弟发生纷争，他才偶然知道朱文翰是继父，于是愤然外出求学。宋人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按《家录》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氏兄弟不乐，曰：‘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曰：‘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由此可见，范仲淹对母亲改嫁一事是很忌讳的，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无可厚非。

但是，范仲淹对母亲依然十分孝顺。他离家出走时，母亲曾派人追赶，“谢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语之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范仲淹说明原因，许下十年内进士及第迎母归养的诺言。

此后，范仲淹以超越常人的毅力刻苦攻读，终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秋和八年(1015)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29岁时在集庆军节度推官任上，克服族人的重重阻拦，并奏请皇帝批准，才恢复范姓，并把母亲接到身边奉养。

事例之二：范仲淹衰绖上书、饶州谢表的事迹，来自于屈原的沅芷澧兰、思未敢言。

屈原的沅芷澧兰、思未敢言，这里代指他的不朽作品《离骚》。作品所表达的，是屈原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范仲淹后来的衰绖上书、饶州谢表，也表现了这样的精神。

衰绖上书，指范仲淹冒死上书吁请太后还政的故事。

衰绖，指丧服，也指穿丧服。古人丧服胸前当心处缀有长六寸、宽四寸的麻布条，名衰;头上和腰间缠有散麻绳，名绖。衰绖上书，就是穿着丧服上书，喻指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实际上，范仲淹也没有真的穿着丧服上书，但冒死上书倒是有的。李如圭这么写，只是为了形象些。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为母亲服丧结束。经过宰相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帝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来说，这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却没有把这看做一个绝好的升官机遇，只是感到自己担当了更大的责任。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虽然当时仁宗皇帝已经20岁，但朝中军政大权仍掌控在刘太后手中，而此时刘太后已60多岁。而且听说这年冬至日，太后还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

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于是他上疏批评这一计划。范仲淹的奏疏，使宰相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往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一带)任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过了三年刘太后去世了，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加无所畏惧了。

饶州谢表，指范仲淹贬知饶州勤政爱民的故事。

景祐三年(1036)左右，范仲淹二次遭贬后因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他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此时，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他绘制了一张“百官图”上呈仁宗，并指着图中开列的官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但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27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自尊。吕夷简借此中伤，范仲淹被剥夺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

这是范仲淹第三次遭贬，到都门外送行的亲朋寥寥无几。但正直的官员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听罢大笑：“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饶州，须经十几个州，但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接待范仲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都不放在心上，并写诗说：“三出专城(地方长官称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胜禅师……世间荣辱何足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不久，他自己生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告诫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宋代官员新任职务，照例都要上谢表，以示对朝廷的忠诚。范仲淹在饶州上谢表时说：“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意思是说，当了地方长官，就要政简刑清，安邦利民;如在朝为官，则要竭尽忠直之节。这和他若干年后在《岳阳楼记》中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如出一辙。

事例之三：范仲淹作粥断齑、语诋夷简的事迹，来自于车胤的囊萤照书、触忤道子。

车胤囊萤照书、触忤道子的故事，前面也已经做过介绍，其核心是刻苦自励，不畏权贵。范仲淹作粥断齑、语诋夷简的事迹，与它们极其相似。

作粥断齑，指范仲淹在南都学舍刻苦求学的故事。

范仲淹从朱家出走后，径往南都学舍(即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省商丘)发愤读书，生活极其艰苦。“扫一室，昼夜讲诵。继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益刻苦。”“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宋真宗到应天府朝拜圣祖殿，府城万人倾巷，人人企望一睹圣颜。只有范仲淹留在学舍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见皇帝，他自信地回答说：“异日见之未晚。”

以上是史料中的记载。传说中范仲淹“断齑画粥”的故事，则更为形象：

范仲淹在寺庙读书期间，将自己关在屋内，足不出户，手不释卷，读书通宵达旦。他生活十分艰苦，每天晚上用糙米煮好一盆稀饭，等第二天早晨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块，早上吃二块，晚上再吃二块，没有菜，就切一些腌菜下饭。生活如此艰苦，但他毫无怨言，专心于自己的读书学习。

后来，范仲淹的一个同学看到他生活如此艰苦仍好学不辍，就回家告诉了自己的父亲。这位父亲听说后，为范仲淹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也很同情他的处境，于是吩咐家人做了一些鱼肉等好吃的东西，叫儿子带给他。那个同学将做好的饭菜送给范仲淹，并说：“这是我父亲叫我送给你的，赶快趁热吃吧!”

范仲淹回答说：“不。我怎么能够接受你的东西呢?还是带回去吧。”那个同学以为范仲淹不好意思接受而推辞，连忙放下东西，就回家去了。

过了几天，那个同学又来到范仲淹的住所，发现上次给他送的饭菜丝毫未动，已经变坏了。他责备范仲淹说：“看!叫你吃你不吃，东西都变坏了。你为什么不吃呢?”

范仲淹回答说：“并不是我不想吃，只是我已经过惯了艰苦的生活，如果吃了这些美味佳肴，以后再过这种艰苦的生活就不习惯了，所以我就没有吃。感谢你父亲的一片好意。”

那个同学回家后，将范仲淹的话如实告诉了父亲。他父亲夸奖说：“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呀!”

范仲淹正是凭着“断齑画粥”的苦读劲头，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在南都读书期间，范仲淹曾写下《睢阳学舍抒怀》一诗，记录那段弦歌不辍的苦乐年华：“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这首诗一方面抒发自己在他乡寄读的飘零之感，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不甘沉沦、积极进取的坚定信念。此外，当时应天府万人空巷看皇帝，范仲淹却不为所动的学习定力，也成为历代士子学习的楷模。

语诋夷简，则指范仲淹多次和宰相吕夷简斗争的经历。

实在地说，吕夷简并非一个坏蛋。史称他为宋代著名政治家，曾辅佐年幼的仁宗，在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当时北宋国内国外诸多矛盾，保证了北宋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为宋代名相之一。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吕夷简也有自己的弱点，主要是在国事处理上对辽夏让步太多，岁输银两、锦帛数量过大，加重了国内的财政负担;在人格上心胸比较狭窄，对反对他的人不够宽容，这些人物常常被他贬往远方，如孔道辅、范仲淹等。因此欧阳修批评他“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范仲淹则认为吕夷简是天下第一号“小人”，应该对国家的一切内忧外患负责。然而实际上，吕夷简夹在年幼懦弱的仁宗和刚愎自用的刘太后之间十多年，处事举步两难，无法有所作为，也不易被时人所理解。范仲淹与吕夷简的矛盾，更多是属于政见不合。尽管范公出道时，吕夷简已经位高权重，但他不畏权贵，曾与吕氏有过多次斗争，直到针锋相对，势不两立。

不过范、吕虽然政治上势不两立，却没有影响个人之间的感情，正所谓惺惺相惜。吕夷简一直认为范仲淹是个人才，所以在范仲淹被贬几年以后，又举荐他出任重要官职。范仲淹对吕夷简个人也没有耿耿于怀，安抚西夏赴任前还专程登门拜见吕相，不过这时吕已奄奄一息。后范公在边关闻讯吕氏病故，迅即撰文悲悼：“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范仲淹晚年，还极力向朝廷推荐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吕公著后来亦成为宋朝名相。

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恩恩怨怨，后来也引发了他对庆历新政的反思。晚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汉代的李膺，就是因为处世黑白太明，尽管一身洁清，千古不昧，却遭禁锢戮辱，引起邪正相激的内耗，以致汉室速亡。前些年几位君子同道感遇激发，高议直指，不恤怨谤，召来群起而毁之的结果。我今天懂得，若与国同忧，就不要专尚名节，因个人意气误了邦国大事。”他进一步总结立朝处事的要诀：“身安而国家可保，岂待厚于己也。”

事例之四：范仲淹茅山游赏、牡丹题咏的事迹，来自于李群玉的放怀丘壑、吟咏性情。

李群玉的事迹自不待说。他的特点，是不愿当官，潇洒自在，主张怡情养性，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为乐。按现在的观点，李群玉政治上有点不求上进，在积极入世这一点上和范仲淹有很大不同。但就文学角度而言，他们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李群玉生在范公之前，范又在李的家乡读过书，学习了李群玉的长处，因此李如圭认为李群玉也是范仲淹的师傅。

当然，范仲淹是比李群玉有名得多的文学大家，现在还有大量他的作品流传，包括诗311首、词五首、赋38篇。范仲淹的散文、诗、词、赋均有名篇受到历代赞誉。其词虽存世仅寥寥五首，但意境宏阔，气象雄奇，风格清新刚劲，可谓开宋代豪放词之先河。毛泽东很喜欢范仲淹的词，称其豪放与婉约兼而有之。

在范仲淹如此庞大的作品库中，为什么李如圭单单提出了茅山游赏、牡丹题咏呢?我们以为，这主要是赞赏其中所表现的范公恬淡包容、随遇而安的品质，而且这种品质和李群玉非常相似。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左右，范仲淹从饶州调为润州知州。途中经过江苏境内的道教名山——茅山，特地进山游赏，并在游历过程中赋诗二首：

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

丹阳太守意何如，先谒茅卿始下车。

展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

偶寻灵草逢芝圃，欲叩真关借玉书。

不更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山居。

 

赠茅山张道者

有客平生爱白云，无端年老尚红尘。

只应金简名犹在，得见仙岩种玉人。

从他的诗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气息：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特别是三次遭贬斥，范仲淹身心已经非常疲惫。本来早年就曾梦想如“闲云野鹤”的他，多么向往从此“收心奉道”，隐身山居。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就是茅山游赏。

至于牡丹题咏，则是指范仲淹于天禧五年(1021)在泰州海陵西溪镇任仓监官时，曾写过一首诗《西溪见牡丹》的故事。其诗为：

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

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这首诗也是范仲淹洒脱人格的写照。要知道，当时他的处境是很不顺的。27岁才考中进士，出道已是相对较晚。而且一般而言，进士出身好歹也要安排个七品知县，他却只弄了个广德军的司理参军，从九品，相当于现在的副股级。5年后的这个仓监官，也大约就是个科级干部。落在别人头上，或许早就怨天尤人、混世度日了。但范仲淹丝毫没有这种情绪，见了西溪的牡丹，就像见了皇家上林苑的牡丹一样，“相看如故人”，因为他坚信“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

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时的范仲淹虽然官小位卑，仍然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当地海堤年久失修，遇上风暴海潮，盐场和农田民宅常被淹没，人民流离失所。范公见到这种情形，痛心疾首。他自己官小，意见无法“直达天听”，就反复争取通过上司上书朝廷，痛陈利害，建议重修海堤。这项浩大的工程得到朝廷批准后，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堤治堰工程。经过艰苦的努力，一条绵延数百里的长堤终于建成，流亡的灾民得以重返家园。至今，这条海堤仍然存在，而且被命名“范公堤”。范仲淹在为民造福的同时，也充分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受到百姓爱戴和上级赏识，为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当然，范仲淹的感人事迹远不止这些。而且，即使上面几点真的取之于澧州，他也有自己伟大的贡献——“扩一乡之善以盖乎天下之大，循有恒之路以底乎圣贤之归，此又进为之所必至”。也就是说，范仲淹把澧州人的这些美好品德推广到天下，并且身体力行一以贯之，最终达到崇高的境界。

由于范仲淹精神人格在澧州本土化，它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愈益加深。前面已经介绍过，澧阳书院以来流传的陶澍、黄碧川、李瀚昌、吴恭亨、田金楠、唐荣阳等人的作品中，都曾极力推崇范仲淹。此外，其他澧州知名人士和游历澧州的文人雅士、蹇臣迁客，也留下过许多纪念和颂扬范仲淹的作品。如明代毛伯温有诗云“窗含兰渚月，帘动墨池云”。张士宦有诗云“洗墨池头波纹开，香通芹藻水滢洄”。清代韩崶有诗云“读书十年为世用，济世有道宁荒芜。先忧后乐志天下，岂必弄墨衫袖乌”。杨瑛有诗云“盈盈绿水映青渠，草圣何年此结庐……松煤香满临池日，石液花生过雨余。千载风流谁可续?王家门第已萧疏”。 陈凤梧有诗云“一代藏修真得地，百年山水共争光。先忧后乐明公志，仰止平生未可忘”。湖南学正谢阶树亦有诗云“何事有池方洗墨，斯时无地可囊萤”。民国时期学校食堂有一幅对联：“今试思世变何如哉，横流沧海，频起大风波，河山带砺是谁家?愿诸生尝胆卧薪，每饭不忘天下事;士多为境遇所累耳，咬得菜根，才算奇男子，将相王侯宁有种?看前哲断齑画粥，读书全靠秀才时。”屡丰亭也有一幅对联：“把酒话桑麻，占雨课晴，此间自有田家乐;删诗慨禾黍，伤今吊古，吾辈当先天下忧。”等等。通过这些作品，范仲淹志存天下，刻苦自励，先忧后乐，勤奋务实的精神在澧州广为传播，熏染了一代又一代澧州学子。

陶澍对澧阳书院学风的影响

对澧县一中办学影响很大的另外一个人是陶澍，他开创了经世致用的学风。

陶澍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卓有成就的改革家，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是一位标志着封闭的、封建的古老中国走向开放、走向近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湖湘经世学派的创始人。陶澍逝世于1839年，此间人们关注的焦点，是鸦片战争。因此“就知名度而言，陶澍当然不及林则徐，就对晚清政治生活的影响而言，陶澍绝不在林则徐之下。遗憾的是，陶澍其人在当代史著中长期湮没无闻。”

今天我们谈陶澍对澧县一中的贡献，亦即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但综观陶澍一生，也不能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他去世后魏源为他撰写的《行状》中，甚至没有提及任澧阳书院主讲一节。然而这也许是在陶澍一生的业绩中，教育所占的比重太小。实际上，只要翻开陶澍的著述和有关文献，就能发现他是十分重视教育、具有丰富的教育思想的。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在学术上、教育上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许多教育思想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陶澍自幼受家风熏陶，勤恳朴实，聪颖好学，在乡里素有神童之称。八岁开始，他与父亲陶必铨同窗就读于岳麓书院，但比其父的成绩还要好。受岳麓风气影响，“为学以程朱为宗，好谈义理，但又注重经世，深受当时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喜爱”。 步入仕途后，他不仅为官清廉，勇于任事，锐意改革，政绩卓著，而且一生手不释卷，文学造诣很深，魏源称其“为翰林能诗，为御使能言”。2009年岳麓书社出版的《陶澍全集》，收入其奏疏1173篇、文章485篇、诗歌1592首，专书(著)3种，共编为8册，近300万字。

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怎么会来到地处偏僻的澧阳书院当老师呢?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对澧州人来说，那就是天赐良机。

在澧州流传的说法是：1805年春天，26岁的陶澍以监察御史身份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这种敢于摸老虎屁股的行为，轰动朝野，引起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员一片恐慌。恰在这时，传来了陶父去世的噩耗。我国封建制度规定：父母丧，子女要守孝三年，其间不得做官，不得婚娶，不得赴宴，也不得应考。所以在父亲去世后，陶澍不得不离职守孝。据说这时嘉庆皇帝对陶澍很赏识，想要依靠他的刚直敢言以整肃弊政，欲以“夺情”之例变通陶的出阙，至少要“减时早返”。但结果，在很微妙的朝议中，陶澍被真正开阙，而且实际上还延长了时限，直到1808年夏天才应诏复职。正是在这段守孝期间，陶澍应澧州学正之邀，来澧阳书院“执主讲席”。

陶澍执教澧阳书院三年，在教育教学上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其一，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在人格魅力上，他知识渊博，视野开阔，令学生们非常佩服。在教学上，他不仅要求学生完成规定的学业，更注重引导其涉猎时政、经济等社会问题，强调对典籍要透彻理解，融会贯通，把书读活。特别是他以自己几年京官生活所思考的朝政、吏治及国家发展趋势为内容的讲座，不仅深得自己的学生喜爱，而且引来州城大小官员及儒绅旁听，使澧阳书院名声大振。

其二，带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一次有位老儒提出，《尚书•禹贡》中的“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难以理解，请求解答。陶澍因此组织学生讨论，说这是澧水、澧州的实际问题，应当弄明白。于是他带领学生赴安乡，泛洞庭，走淞滋，查枝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论文。不仅布置学生写，他自己也写了一篇《荆州江沱九江说》，解决了澧水、洞庭湖、枝江、九江的历史变迁问题。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区域地理学术作品。还有一次，一位姓皮的学生家族修谱，要求写序，而该生写不出来。陶澍以为，读书人应掌握这类写作的基本功，于是组织全班同学试写，自己也写了一篇《<澧阳皮氏族谱>序》作示范。从这短短几百字的文章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姓氏的演变史，还能了解“百姓”为何意、皮氏之源由。

其三，通过唱赋活动陶冶学生情操。陶澍在讲学的三年中，每年都组织两次针对澧州名胜或不同地形地貌的游览唱赋活动，要求学生们即兴为文抒志，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并辑录成册，相互传诵切磋。这些诗文习作可惜已经散佚，但陶澍自己的示范之作，还有20余首诗、3篇文章和两幅对联流传下来。他北上复职离开澧阳书院前夕，还给弟子们临别赠诗，情真意切：

戊辰闰五月杪将自澧州归里留别书院诸子时将北上

又挂轻帆澧水阳，非关弹铗促归装。

怀中旧握黄金管，天上仍瞻白玉堂。

手撷丛兰真馥郁，心悲宰木已青苍①。

君亲恩厚无由报，忍说江湖不庙廊。

斑骓一曲唱离歌，双泪盈盈眼欲波。

判去情怀同缱绻，从来道义重渐摩。

江山弗忘偕游契，风雨当如远别何!

漫道数年林下卧，家园日少此间多。

欲别依依话更绵，抗颜经席已三年。

树人如木吾何敢?梦笔生花古有然。

但使在熔金可炼，应知垂溜石能穿。

榜楹数语同须记，珍重风流绍昔贤②。

如火安榴两度新，深杯暂对好花辰。

雀风连日驱初暑，鸿雪他时证夙因。

剩有关河牵客梦，最怜朋友若家人。

青云指点高登路，软绣香街共踏春。

作者自注：①先人服阕，将近一年。②去岁题讲堂两楹云：“台接囊萤，似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盖书院本范文正公读书遗址，而武子则州人也，今有囊萤台。

陶澍的教育思想，求学期间即以初步形成，在澧阳书院执教期间进一步明晰，此后伴随他从政一生。其要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兴国之道，育人为本

陶澍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从中兴走向没落的时代，社会积弊丛生，“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心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面对这种现象，陶澍痛心疾首，并认为根源在于教育。要改革振兴，着力点也在教育。他在《山西晋阳书院告示》里针砭时弊：“经史古文，束之高阁;腐烂时艺，传为鸿秘。根柢既薄，转眼就荒，理之不明，文于何有?抑或侥幸弋获，遽已自满;偶尔蹭蹬，辄使堕颓。以夤缘为捷径，不惮失身;见商贾之居赢，遂思徙业。”然后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今日之士子，即异日之官吏。当其为士，尚不能耐苦，又安望身处脂膏，能廉于守?当其为士，尚不肯究心，又安望躬膺繁剧，能勤于职?不廉、不勤，则吏治坏而害归于民。然则学术之得失，所系重矣。”在这里，他严肃批判了当时士子中学风虚浮、投机取巧、人格缺失等现象，并把学风和官风联系起来，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其中“读书做官”的传统思想不值得提倡，但我们也不能跨越时代而苛求于前人。

正因为认识到对于治理国家而言，“学术之得失，所系重矣”，所以陶澍每到一地，都首先倡导兴办教育。他在《重修金沙书院碑记》里说：“书院之废兴，人才之聚散因之，即一方之风化系焉。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谓能化民成俗，而于劝学造士之道，每兢兢藉为先务。”不仅如此，陶澍在教育上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余维书院之设，非徒以为名而已。在乎守土者时与邑人士相见，劝之以孝、弟、忠、信，迪之以礼、乐、诗、书，经明行修，日新月盛，比户有弦歌之美，青衿无佻达之讥，斯风化成，而治绩茂焉”。这里，陶澍把办书院、兴教育的目标描绘为“经明行修，日新月盛，比户有弦歌之美，青衿无佻达之讥”，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境界!而且，陶澍不仅是兴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办教育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一生中，除担任澧阳书院主讲外，当政后还于道光初年在南京(江宁)建惜阴书院、道光八年在上海建震川书院、道光十七年在海州建敦善书院。

陶澍的重视教育，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人才的重视与渴求，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与左宗棠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36年，59岁的陶澍已是名满天下的两江总督，而24岁的左宗棠还是醴陵渌江书院一名默默无闻的主讲。适逢陶澍巡阅江西，请假回安化故里省墓，途经醴陵。醴陵县令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请左宗棠写了几幅门联，其中之一是：“春殿语从容，廿年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写的是1835年道光皇帝召见陶澍时，询及陶澍家事，知其家乡江中有石如印，特为题赠“印心石屋”匾额的故事;下联则引用东晋陶侃曾督八州军务的典故，表达了对陶澍的颂扬和企仰之情。陶澍见后，大为赏识。知道是左宗棠所撰，“因嘱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次年左宗棠第三次入京会试落第，归途中特绕道南京谒见陶澍。“陶留住署中，每日令幕友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然后出见左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将来勋业当在我之上。”经过这样进一步的考察，陶澍对左宗棠更为器重，认为其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当面聘左的大女儿给自己的儿子陶桄为妻。不久，陶澍去世，其仅存的儿子陶桄年方7岁，左宗棠赴安化小淹的陶澍家中，设馆教授陶桄，并帮助料理陶澍家事。左在陶家先后8年，将陶桄教育成人，自己也在陶家丰富的藏书中广搜博览，学业精进，为日后宏图大业进一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陶澍十分重视人才，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能吏、学者，成就了林则徐、魏源、贺长龄、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等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英杰。故在论及晚清人才时，张佩伦称陶澍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

(二)教育之途，强师为要

陶澍十分重视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的作用。他在《送顾南雅侍读督学云南序》中说：“学臣之任犹是也。去取无方，教导无法，则人才日詘。异日任之以事而不胜，处之以位而不称。……此生民之大命，而有国之通患也。明其为患，而学臣之任不独重于考官也，乃直先于督抚矣。”在这里，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教育官员任用不当，教育办得不好，将导致人才日渐缺乏，到时候国家就没有能够胜任管理的人才，这关系到百姓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因此，教育官员的责任不仅重于考官，甚至重于督抚等封疆大吏。

清朝官学的教师称“教习”，原有专门的教习考试选拔制度。但到嘉庆十七年(1812)，朝廷取消了教习考试制度，而改为在乡试、会试落榜的考生中录用教习。陶澍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不利于形成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也不利于保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于嘉庆二十年(1815)上呈《请复考试教习旧例折子》，深入分析了教习于落卷挑取的种种弊端，要求恢复教习考试制度，受到嘉庆皇帝重视。

陶澍始终是把培养士子和化民成俗、治事安民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十分强调教师的德行。他主讲澧阳书院时期，有一位同事叫戴柏亭，字锡嘉。这位老先生德高望重，陶澍与他成为忘年之交，北上复职后还曾专门写诗为戴贺寿，诗中写道：“柏亭如古柏，轮囷无俗妍。铁干蟠老气，骨节撑风烟。……乡评有月旦，此老众口贤。自我来澧水，三载交忘年。”表明之所以与戴老先生交厚，是因为戴是一位众人赞扬、很有风骨的贤者。陶澍还特别强调育人者首先要修身养性，廉洁自守，认为“条分虽众，考课维严。玉苟含瑕，无取流辉之远;水非见石，终存纳垢之嫌。为端其本，莫重于廉。……必秉范于岩岩，乃呈躬于蹇蹇。如屋之有极，极正而宇始无偏;如席之有方，方定而隅斯可反。如木之有干，干固而柯叶必荣;如水之有源，源清而支流自远。”廉洁为本，是陶澍一生育人、识人、用人的重要准则之一，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清朝268年统治中最有名的清官，受到百姓爱戴。当他巡视南漕事竣，“回京复命，江南百姓攀辕洒泪”;当他离开川东时，郡中父老随行相送十余里，有诗“来何暮，去何速，何时重来蜀民福”，以表依依惜别之情。

(三)学问之的，经世为重

陶澍作为湖湘经世学派创始人之一，对学术要经世致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32岁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时，在《<庚午科四川乡试录>序》中就明确提出考生答题要“言为有物，学为有用”。

他对当时学界食古不化，墨守成规的现象予以了严厉的批判：“夫无师之学，昔人所讥。……后儒作疏，亦墨守传注，唯恐逾越;苟有歧趋，胥加驳难。自世流少见多怪，中实空枵，徒恃私智，妄生荆棘。或偶逢半解，如获珠船。而此达彼窒，失诸目睫，转欲凌篾故训，高自标置，终堕昏蒙，人复掎其后。呜呼!”(《<蛾术编>序》)由此可见，陶澍提倡要敢于兴“无师之学”，不要“墨守传注”，这就是当时的创新教育。

陶澍在人才培养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盖天生之才，常有所限制，难而得兼。古之君子，第勉其资之所可及，而不强以力之所不胜。故就其偏至之途，以求造乎其极，而已足矣，不必以兼擅为贤也。”(《<弹峰诗文集>序》)用今天的话来说，人的天生禀赋是有差异的，全才是很少的。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要扬其长，避其短，让他们在长的方面登峰造极，而不要“以兼擅为贤”，求全责备。我们今天讲开发多元智能，“张扬个性”、“让每一个学生得到与其个性相适应的最大发展”，也是这个意思。

陶澍曾经亲自为钟山书院、尊经书院的课艺写序。课艺，相当于今天的教学大纲、课程表。陶澍在其序中明确提出了课艺开设的宗旨：“至其文之高下，则随时地为转移，要惟以实而不以华，为能垂世而可久焉……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则一无所有。以中无所有之人，即幸邀有司一日之职，责其实用，难矣哉!”“其所望于诸生，岂惟是能为制举之文，遂诩然自足哉?亦将厉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也……将他日通经致用之学，其端即于今课艺卜之，岂可以制举之文而少之哉?”前者强调要有实学、实行、实用，不然，就像个五石大的葫芦，样子吓人而中间一无所有，不能胜任实职。后者强调要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不能仅仅满足于考试的高分。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陶澍不仅是这些观点的倡导者，而且是实践的楷模。他堪称有清一代的大学问家，经史百家无所不通，对天文、地理、数学、音律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同时，他又是一位能力卓著、敢于任事、勇于改革的实践者。史称其“负经世志，尤遽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察访利病”。他所著的《蜀輶日记》，就是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时对四川和沿路各省的考察，对道路、山川、河流、地形、地势都有记载和自己的分析，而这些著述都在他从政中得到了实际的运用。

(四)办学之旨，教化为先

我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源于“政教合一，官师一体”，其基本的教育目的，是“化民成俗”，“修己治人”。西汉刘向《说文指武》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文治武功，都是为了教化人民。陶澍继承了这种基本的教育价值观，他指出“惟古者建学，如百工之居肆，相与致道，非以为梯荣之具也”。就是说不能把办学作为向上爬的阶梯，而是要“厚培其学，修废举坠，鼓舞士气勿衰。入是学者，春秋释菜之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以奋然而兴矣”。在他一生的各个阶段，多次强调教育要“彰尊经之化”、“为天下国家”、“佐学校、广教泽”、“有勇知方”、“兴起人之志气，使奋然有见贤思齐之意”。这些，反映了陶澍在办学上明确的价值取向。

对于士子个人的修为，陶澍强调要把品德放在第一位。他在《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告示》中说：“为学必须植品。士为四民之首，本极尊贵。然或士名而有商贾行，士名而有工匠气，已属自趋卑下;甚至钻营结纳，作弊行私，干公事而贼乡里，为士类所不齿者，其始皆由于不知立品也。夫虚骄之气，流为诈伪，故品不可以不真。放旷之余，渐成佻达，故品不可以不正。极而言之，如挟兔册以猎功名，剿陈文以掩耳目，皆品之不高者。故曰：行己有耻，可以为士。能知耻，始能植品。”这里，撇开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消极思想不谈，他强调士(学生)在人格上不能随波逐流，“自趋卑下”;不能“钻营结纳，作弊行私，干公事而贼乡里”;要戒除“诈伪”、“佻达”;坚决反对“挟兔册以猎功名，剿陈文以掩耳目”，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他倡导士子的品德要“真”、“正”、“高”，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猎取功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

(五)读书之法，进退为宜

陶澍是提倡学术要经世致用的学者，但同时主张其前提是把书读好，即所谓“为文宜先宗经”。他自己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是严谨治学的典范。史料对他如何读书学习的情况着墨不多，但仍可见到其独到的学习方法。

陶澍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有进有退，如山之峙，如川之流。他曾与友人张宝荣同游采石矶洗月轩，张生向他请教读书之法，他说：“夫月随波上下，冉冉腾腾，天空气爽，万里一碧，此目中之月，人人有之。若乃濯水壶，流玉液，炯灵台兮四照，证慧业于前身，吾心有月，非探根蹑窟者不能知其妙也。故夫自朔至望，三五而盈，日新又新，如盘之浴，此进者机也，澡身之君子以之。自望至晦，三五而缩，知白守黑，如关之扃，此退者密也，洗心之君子以之。惟君子能以退为进，故虚受而明自生;能以进为退，故守约而照不疲。山之峙也，川之流也，形上形下，无非是者。洗月之义，非读书之法乎?”他以自然界的月圆月缺来比喻读书方法，指出读书要做到“澡身”与“洗心”相结合，既要有“日新又新”的进取态度，又要有“知白守黑”的深入思考。

同时，陶澍强调读书要“守居敬持志、循序渐进之法”。这既是对士子的要求，也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他自幼勤奋好学，在岳麓书院读书时，认真研究经史百家，还多次到衡阳王船山旧居，且对王非常崇敬，深得湖湘文化精髓。进京为官后，仍然虚怀若谷，坚毅向上，曾师事大学问家纪晓岚，组织“消寒诗社”，广泛结交京中士子文人，从中原文化汲取营养。其后在江南为官19年，又广交江南文人、学者，对江浙文化亦有深入了解。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思想开放、见识深刻，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问家。

陶澍还主张学习要联系实际，写作要有感而发。他在谈论作诗时说：“情动于中而有言，是故诗以言其情也……彼其情在乎是，即言在乎是;情之所不在，不强为也。后世之为诗者，吾惑焉。鉥心肾、镂肝肺以搜之，穷日夜、限晷刻以迫之，废寝食、忘本业以耽之，是何以情之所感无已时?毋亦有可已而不已者乎?乎可已而不已，是直谓之为诗役。为诗役，是其诗非必情之所出，而志之所欲言也，役焉而已矣。” 在这里，他严厉批判了言不由衷的“命题作文”、“限时作文”，强调诗以言志，文由情出，这对我们今天的教学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六)求学之要，立志为首

陶澍认为，成大器必须立大志。他主讲澧阳书院时，引导生员关心国家大事，教育士子“似车武子方称学者”，“看范希文何等秀才”;为重庆彭水县摩云书院题联“化雨无私，忆往岁踏雪过来，曾话春风一席;摩云有志，愿诸生凌霄直上，毋忘灯火三更”，都是激励学生奋发向上。他在《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告示》中说：“为学必先立志。志者，气之帅。学问、事业，皆从此出。而尤以‘刻苦’二字，为入门着脚之方。若处不能究意于编摩，出安能尽心于职事?穷不能忘情于鲜美，达必至极欲于纷华。至于偶试高等，幸获高第，辄沾沾自诩，尤为所见之鄙，决非大器。须看王沂公状元试三场，而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公画粥以食，而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是何等气象!”他强调立志、刻苦，而且把读书与治事联系起来，指出在书院尚不能潜心读书，出社会怎么能克尽职守?作士子羡慕人家的华服美食，当了官必然腐败奢靡。他希望士子以王曾、范仲淹为榜样，树立远大志向，以天下为己任。

陶澍自己能够成为一代名臣，也在于他从少年时期起就胸怀大志。魏源评价他说“公少负经世志”，“浩歌山水间，语出惊人”。他视野开阔，见识大气，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例如在澧阳书院时期，他写了一首五古《汪容川司马泩邀游三凰山寻范文正公洗墨池遗迹》，其中写道：“麦风交野畦，花气盎城郭。四顾凌万出，千里如包络。览物兴既遥，怀贤意尤恪。永念画粥人，江湖廑忧乐。”其胸襟和气度，为常人所不及。

自陶澍在澧阳书院执教之后，书院注重实学、不尚空谈的学风进一步确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办学实践之中。陶澍的上述教育思想，也成为后世学校办学育人的重要精神食粮。

历代旅澧贬官对澧州学人人格的影响

对澧州人文精神影响较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旅澧贬官。这里所谓贬官，不是指贬降官职的行为，而是指遭受贬谪的官员。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历代很多贬官与澧州结下深厚渊源，其精神特质在澧州大地广为传播。

贬谪，是一个专用术语，指把有过错的官员降职并派往远离京城的地方。这些官员是不是真的有过错呢?不见得。但问题肯定是存在的——要么不合上意，要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又往往也转化为不合上意，于是就要遭贬。这是封建社会的用人制度特征。在民主社会，是只有“落选”而没有“遭贬”一说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没有过错，又为何不合上意呢?莫非上级(皇上)要有意把自己的事情搞坏?当然不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有可能出在这些官员的超前思维、独立意识，也有可能是与上级的“个性抵触”——我知道你说得对，但就是不喜欢你那副德行，去你的吧——下级如果给上级留下了这种印象，又不是时局紧张到非用你不可，那就合该你倒霉了。

有了超前思维，独立意识，历经坎坷又不甘沉沦，于是就产生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有人称之为“贬官文化”。最早揭示贬官文化现象的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认为，这种在逆境中生发出来的思想文化，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源头活水。

澧州这块土地，两千多年来承载了许许多多的贬官。屈原、宋玉自不待说，范仲淹也是在逆境中奋斗成长。又因澧州城地处贯通南北的古驿道边，从京城贬往南方的官员，一般都要在州城换马留宿。他们在此作短暂停留，或流连山水以排解心情，或凭吊先贤以抒发志怀。澧县一中校史碑廊镌刻的历代名人咏澧诗词中，张九龄、张署、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寇准、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晁补之、赵彥若、王阳明、林则徐等16人都是曾经遭贬的著名官员，他们的咏澧诗，也大多为谪居之时所作。

他们的诗词中表现了什么精神呢?这里选取几个代表来说一说。

先说张九龄。张九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宰相，唐代著名贤相。史称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因李林甫谗害、触怒玄宗而被罢相，贬为荆州长史，此时他已年届六旬。张九龄24岁考中进士，随即入朝做官，30多年宦海浮沉，并未磨掉他的棱角，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不减。在《赠澧阳韦明府》的诗中，他写道：

君有百炼刃，堪断七重犀。

谁开太阿匣?持割武城鸡。

竟与尚书佩，遥应天子提。

何时遇操宰，当使玉如泥!

澧阳韦明府，即当时的澧阳县令韦某。张九龄的诗与其是说勉励韦某，毋宁说是勉励自己。尽管他终于没有能够再回到朝中，而是在两年后病逝于家乡韶关。

再说张署和韩愈。张署，河涧人，曾因刚直敢言、为民请命而三次遭贬谪，公元813年任澧州刺史。他和韩愈是一对好朋友，两人志趣相投。贞元十九年 (803)前后，张、韩同在朝中任御史。是年冬，关中地区旱灾严重，他们联合上疏直谏，请求为灾区宽免租税。但其意见得罪了权臣，因而同时被远贬南方，韩愈被贬为广东连州阳山县令，张署被贬为湖南郴州临武县令。永贞元年(805)春，顺宗即位后大赦天下，韩、张被召至郴州待命，有望回京复职。然湖南观察使杨凭从中作梗，赦令迟迟没有下达。此时，张署写了一首诗《赠韩退之》：

九嶷峰畔二江前，恋阙思乡日抵年。

白简趋朝曾并命，苍梧左宦一联翩。

鲛人远泛渔舟水，鵩鸟闲飞露里天。

涣汗几时流率土，扁舟西下共归田。

韩愈回赠了三首诗给他，题为《题张十一旅舍三咏》，其中之一为《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

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

韩退之，即韩愈;张十一，即张署。张署的意思，我们两人一同为民请命，一同被贬到遥远的南方，这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大不了回去耕田。韩愈呢，他比张署更为洒脱：你看现在石榴花开了，火红的花瓣一层一层落在长满青苔的地上，多么可爱呀!本来是遭贬后门庭冷落，没有车马往来喧哗，连地上都长满了青苔，但韩愈所看到的却只有石榴花的美丽。

然后说寇准。寇准是北宋时著名的政治家，曾封为莱国公，故又称寇莱公。他从小非常聪明，7岁时跟随父亲登华山，就赋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年仅19岁就考中进士，31岁时官至副宰相。他一生刚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宋史》对他有这样一段描写：“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他就是这样一个连皇帝衣服也敢拉扯，不达目的决不放手的人，所以宋太宗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寇准不仅刚直，而且才干过人，他最突出的业绩是促成订立“澶渊之盟”。《续资治通鉴》有一段精彩的记载：

时辽师深入，急书一夕五至，寇准不发，饮笑自如。明日，同列入闻，帝大骇，以问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耳。”因请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有难色，欲还内，准曰：“陛下一入则臣等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

这段文字记述的是，在宋廷与辽国的交战中，危急关头寇准“挟持”宋真宗御驾亲征，结果一战而胜，并且从根本上扭转了宋王朝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宋辽订立“澶渊之盟”，赢来两国边境的百年和平。然而寇准自己呢?他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不怕得罪人，自然也就得罪了不少人。早就对寇准心存怨恨的王钦若借机在皇帝面前挑拨，说订立城下之盟是可耻的行为，寇准挟持皇帝御驾亲征是拿皇上作赌注，而且是孤注一掷。此时宋真宗与寇准在某些政事处理上也意见不合，因此罢了寇准的宰相，贬他到陕州去做州官。

10多年后，寇准再次升为宰相。然他做事虽有一套，处理人际关系却很糟糕，特别是不懂得团结身边的人。当时他有两个副手，一个叫丁谓，本是寇准极力推荐上来的，可以算作他的门生。可寇准很不顾及已经位高权重的门生的面子。一次在宴会上，汤水弄脏了寇准的胡须，丁谓走过去慢慢替他将胡须擦拭干净。寇准不仅不领情，还嘲笑说：“参政乃国家大臣，怎么竟为长官擦胡须呢?”搞得丁谓很不爽，两人从此结下梁子。另一个副手叫曹利用，武将出身，寇准素来看不起他，办公会议上只要曹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寇准驳斥：“君武夫，岂解此大体邪?”搞得曹利用既没有地位又没有面子。于是，两个副手不仅不支持他的工作，还自然结成了反寇同盟。而此时，寇准又得罪了皇后一派，自己在一些事情上也处置不当，因此当宰相刚好一年，就又被罢免了。这一次，朝廷先是给了他一个太子太傅的虚衔和莱国公封号，没过几天就降职为太常卿、知相州，仅接着又贬为道州司马。这时寇准已年过六旬。也正是在这一次，他路过澧州，并在州城换马留宿。

被贬的寇准沿“涔阳古道”一路南下时，先在澧州南平驿公馆写下著名诗篇《南平驿》：

心随流水还乡国，身向青山上屈盘。

秋梦不成秋雨细，西风一夜客亭寒。

然后在过澧水时，又写下了另外一首诗《楚江有吊》：

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恨莫收。

深岸自随浮世变，遗魂不逐大江流。

霜凄极浦幽兰暮，波动寒沙宿雁愁。

月落烟沈无处泊，数声猿叫楚山秋。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到，一向自视甚高、雄心勃勃的寇准，此时也已领略到人生的秋风冷雨，预感到寒冬将至。但尽管如此，他仍然以千古不朽的屈原自喻，表白不管“深岸”(暗指朝堂上站立两厢的朝臣)怎样随浮世而变化，他也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人生准则，“遗魂不逐大江流”。

上述几位是从澧州路过或作短暂停留的贬官。还有一些则是被贬到澧州来做官，做了较长时间甚至终老于澧州的，他们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更大。这些人物中的突出者，有唐代的李邕、李泌，北宋的赵彦若，明代的俞荩等。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关于李邕。明代《澧纪》中关于李邕的记载如下：

澧州司马李邕：初刺陈州，张说忌其且相，会有发邕赃事者，下狱论死。许昌孔璋为邕上书，贬遵化尉。开元十六年，从中人杨思勖讨岭南獠贼，用功徙澧州司马。

这个记载虽只有寥寥数语，但李邕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新、旧《唐书》均有其传。可以说，他是一位旷代奇才，其特点是不随流俗，刚正直言，疾恶如仇且锋芒毕露。也正因为此，他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70岁时还冤死在奸相李林甫的杖下。李邕出生于公元678年，少年成名，20岁即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澧州司马、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

有一件事很能刻画李邕的特立独行。武则天长安四年，20岁的李邕因才名被荐为左拾遗。这时御史中丞宋璟在朝堂上弹劾张昌宗等以权谋私，武后不予理睬，李邕站在阶下大声说：“宋璟所说的是社稷大计，陛下应该听。”武后脸色这才有所缓和，同意宋璟所奏。李邕出去后，有人责备他：“你地位卑下，一旦忤旨，祸事难以预料。”李邕曰：“不这样，名声难以传闻。” 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敢于剑走偏锋的人。开元二年(714)，李邕本来在朝中任御史中丞，宰相姚崇嫌其“险躁”，贬他为韶州司马。开元六年(718)，李邕的几篇辞赋受到唐玄宗赏识，自认为要取代他素来瞧不起的张说当宰相，因而受到张说忌恨，借机将他“下狱论死”。得许昌儒生孔璋上书力争，才免去死罪，贬为钦州遵化尉，而孔璋也被流放岭南。开元十六年(728)，李邕随杨思勖平叛有功，“徙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735)年，出任括州刺史。不久，他又一次被诬枉，将要得罪下狱，幸好玄宗了解他，下令不准弹劾。后历任淄、滑二州刺史。天宝年间李邕进京述职，又遭权臣谗言，外任汲郡、北海郡太守。天宝七年(748)，素来忌恨李邕的宰相李林甫，借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案栽赃李邕，诏令将其“就郡杖杀”。

性格决定命运。本来，李邕的资质是很好的，起点也是很高的。但性格的不合流俗，致使他一生历尽凶险，在地方流寓了34年。他曾经写了一首诗《咏云》：“彩云惊岁晚，缭绕孤山头。散作五般色，凝为一段愁。影虽沉涧底，形在天际游。风动必飞去，不应长此留。”这可看做他一生的写照。李邕性格的清高与傲气，也反映在他与李白的交往之中。李白在开元八年(720)左右到渝州拜见李邕，但受到冷遇。愤激之余，李白写了一首诗《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此时的李白年轻气盛，通过这首诗劝告盛名之下的李邕，要以孔子为榜样，不要轻视年轻人。后来李邕知道了李白的才华，两人又成为忘年之交。

李邕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书法。他的书法从“二王”入手，能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古人有“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的说法。李后主亦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恰好道出李邕善学之处。《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魏晋以来，碑铭刻石，都用正书撰写，入唐以后，李邕改变用行书写碑。他的书法个性非常明显，字形左高右低，笔力舒展遒劲，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他提倡创新，继承和发扬古代书艺。曾说：“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苏轼、米芾都吸取了他的一些特点，元代的赵孟頫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的书法境界。其传世作品，有《叶有道先生碑》、《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将军李秀碑》等。他的书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8年7月，浙江省教育厅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写字课本就采用李邕的书法字体，作为浙江省义务教育教科书《写字》课本。

李邕任澧州司马近7年，此时他已年过五旬，基本上是隐居在龙潭寺，以应别人请求书写碑铭自娱。《新唐书·李邕传》称“邕之文，于碑颂是所长，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钜万计”大约也在这段时间。华容县世家胡氏家族就有李邕题写碑文的“汉逸士胡刚墓”的高碑，澧州龙潭寺亦因此珍藏了多幅“北海碑”刻。其中，如《晴热帖》：“三数日晴，顿热，若为自适也。仆少理，欲使小儿入京，当从澧州去，有书不?示之”;《谢恩慰谕表》：“臣出入岭南，自经一纪，自澧州司马加朝散大夫，兼此州牧，解青绶，垂彤盖，去瘴毒之艰，遂江山之性”等，都曾是澧州人喜爱的珍品。清康熙末年，广东香山县人刘鹤鸣在寓居澧城近30年后，写了一组《秋日澧州怀古》诗，其中有“碑版尚留北海恨，牙签如见邺侯装”，可见那时“北海碑板”犹存，可惜后来庙宇和碑刻尽毁。

由于李邕的缘故，澧州自宋代起就有著名书法刻本《澧阳帖》，是宋初皇家书帖《淳化阁贴》的重要支系。而且，“澧阳自较诸帖为多，又系石本”;“武陵以澧阳本重刻”(清·姚元之，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进士)。可见，《澧阳帖》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熏染了澧州人喜爱书法的风尚。

关于李泌。李泌是唐代大历年间的澧州刺史，明《澧纪》的记载为：

澧州剌史李泌：中肃宗朝，著克复两京功。代宗立，召至者再，为常衮所忌。会澧州阙，衮言南方凋瘵，请辍泌治之，且言使泌周知人间事，俟报政用之。大历十四年，授澧州剌史，兼澧、朗、峡团练使。治尚风猷，更筑新城。戎昱为颂曰：“上有清使君，下有清江流”。

李泌(722～789)，字长源，唐陕西京兆(今西安)人。历仕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官至宰相，封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他是南岳第钦赐的隐士。唐肃宗为他在南岳烟霞峰下兜率寺侧建房，名之为“端居室”，后人称之为“邺侯书院”，是中国书院史上最古老的一所书院。李泌在此过了12年(757～768)，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曾随玄和先生张太虚学习道教秘文，又与懒残和尚(明瓒禅师)等高僧交往甚深，著有《养和篇》和《明心论》。“尤工于诗”，“有文集二十卷”，还精于书法，至今福严寺侧石壁上，尚有石刻“极高明”三个大字，传为李泌手书，此处因名“高明台”。去世后赠太子太傅，其子李繁在南岳庙左侧建南岳书院。千百年来，李泌一直是南岳衡山的一位传奇人物，为儒家、佛家、道家所共同赞颂。

李泌家族世代重视读书。其父李承休藏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家里宁愿供给饮食。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泸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这里所说的邺侯是指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这里借阅。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前文刘鹤鸣诗“牙签如见邺侯装”，亦典出于此。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早慧异常。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七岁的李泌也召人宫中。据《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7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50多岁的张说，所以诗成之后，大家都祝贺玄宗得了奇童。玄宗亦大为高兴，说“是子精神，要大于身”，并赐予束帛，要求李父对其“善视养之”。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李泌都非常器重。7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17岁时，李泌写了一首诗《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由此可见，李泌在17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一生也的确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李泌：“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张九龄对李泌的点拨，或许影响了李泌的一生。他和李邕不同，每次都是自己掌握主动权，该仕则仕，该隐则隐，实践了道家的“无我”精神和儒家的“无可无不可”态度，充分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高超智慧。李泌一生中四次归隐，五次离京。如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他就一直呆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虽没有明确担任要职，却“权逾宰相”。正是李泌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权臣崔圆等猜忌。故收复京师后，李泌见平叛大局已定，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于是“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新唐书·李泌传》)。

以谦退的态度处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尚书·大禹谟》说：“满招损，谦受益。”《老子》第六十七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老子》第四十四章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谙这种处世之道。《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某次德宗要授予李泌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而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国家安定以后“还旧封”，别人都接受了，但是“泌不纳”(《新唐书·李泌传》)。李泌在名利面前保持一种谦让态度，是他处世精明的地方。所以，虽然他先后四次被排挤出朝廷，但又四次回到朝廷，且一次比一次更受重视。

李泌来澧州任职的时间在唐大历十二年(777)正月，这一年他已55岁，是第四次离开朝廷。此前，李泌在隐于衡山修道不久，肃宗驾崩，继位者是李泌当年特别加以保存的皇太子李豫，即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马上召李泌回京，先让他住在宫内蓬莱殿书阁，又赐他府第，令他不可素食，而且要娶妻吃肉。这些，李泌都一一照办了。但宰相元载非常忌妒李泌，一定要找机会将他外放。代宗便暗地里对李泌说，先生将就一点，外出走走也好，于是他第四次离开朝廷。没多久，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李泌还京，准备重用，又遭到权臣常衮排挤，于是出任澧州刺史兼澧朗峡团练使。

李泌在澧州政声很好，“治尚风猷”。当时旧州治破败不堪，李泌大手笔地在嘉山脚下更筑新城(今津市新州镇)。唐代诗人戎昱曾作《澧州新城颂》(并序)记载其事：

《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美贤人将帅折冲於未然也。自周建五长，秦制百郡，地非城不安，故分诸侯之符，美专城之称，尚矣!澧州荆之近庸，国之南屏，水陆吴楚，风俗夷獠，溪蛮好乱，相寇仍梗。澹津之墟尚在，天门之垒可辨。虑危杜渐，非贤孰能。古城之东垣，不盈百仞，地偏而僻署斜向，日正而阴阳气互。遂使灾燀屡降，水旱更作。乾元中盗不盈百，即州将失守，间岁微泸军溃，即郡人涂炭。向使崇堵可固，廪藏是蓄，何蕞尔之寇，得残生人乎!前年春，天子辍伊吕之佐而牧守澧，公行不加惧，布无恩之惠，人和乐而不使。公尝曰：“一日必葺其墙宇，而况於城池乎?”遂度木於山，浮木於水，选巧匠於退卒，就啬夫於庸保。人急於利，役无劳焉。因旧址而板筑云集，创新规而雉堞霞映，峭壁屹立，修廊虹亘，讼堂铃阁，从俭制焉。不三四旬，功乃就矣。倚连冈以起伏，面长江以演漾;登观则山川在目，雄镇则黔嬴可抗。澧人歌之曰：“可怜地上楼，百姓不知修。上有清使君，下有清江流。”虽臧质石城之谣，不是过也。耳目风化，得无颂乎!

欹危江城，榛芜上平。廨宇改卜，垣墉半倾。肇自二纪，凶渠再惊。廪不我食，人不我生。大贤为政，革故鼎新。畚走锸举，榱冲忽陈。俄耸雉堞，如驱鬼神。虽崇澧城，不劳澧人。南楼峨峨，下压澄清。画角晓吹，啼乌夜遇。浦珠自还，野童自歌。我公之祉，如山如河。

自公元777年春出任澧州刺史，到公元781年9月调任杭州刺史，李泌在澧州工作的时间不过四年多一点，但他对澧州人文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田东溪题文正书台对联中说“代留弦诵，高台城曲，记李泌亦曾南岳读书”，将他与范仲淹相提并论。

关于赵彦若。赵彦若是北宋人，明《澧纪》对他记载如下：

赵彦若：字元考，其先出魏悼王廷美。元丰壬戌(1082)，以谏官疏门下侍郎章惇无行，不报。明年坐侵越御史论事降官。哲宗立，与范祖禹、黄庭坚等修《神宗实录》，直书王安石之过，以明先帝之圣。历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绍圣改元，安石婿蔡卞疏言《实录》不根。诏以卞与同修国史。修撰彦若等坐抵诬，彦若安置澧州。绍圣丙子(1096)冬，范纯仁疏曰：陛下以蔡确之故，尚轸圣念。今彦若已死贬所，将不止蔡确，其为忠直。所褒如此。

赵彦若(1033-1095)，北宋史学家，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廷美第八代孙，出生在山东青州临淄。其父赵师民“学问精博”，“志尚清远”，举进士第，曾任青州教授、国子监直讲、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因此赵彦若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先后担任秘阁校勘、集贤校理、淄州通判、国史编修官、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兼刑部侍郎、翰林学士。他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是担任史官，即任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也正因为编史争端而获罪，1094年贬为安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澧州，且到澧州的第二年即去世，年63岁。

赵彦若为什么会因编史而获罪呢?主要是缘于王安石变法前后的政治斗争。简单地说，当时改革派和保守派分为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改革派一方，以王安石、蔡确、蔡京、蔡卞、章惇为代表，其中王安石、蔡确、章惇都任过宰相;保守派一方，以司马光、吕公著为代表，赵彦若、范祖禹、黄庭坚、苏轼等均属保守派的得力干将。前述“元丰壬戌，以谏官疏门下侍郎章惇无行不报”，即谏议大夫赵彦若劾奏门下侍郎章惇、左丞相王安礼不宜担任其职，这是保守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斗争。但就在这一年，改革派蔡确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宰相)，次年即对保守派严厉打击，“确既相，屡兴罗织之狱，缙绅士大夫重足而立矣”。他贬斥了一大批人，给赵彦若的罪名是“越职言事”，将他由右谏议大夫降为秘书监，第二年又赶出京城，出任亳州刺史。1086年宋哲宗登基后，高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逐渐得势，蔡确第二年被罢相。元祐六年(1091)，诏令赵彦若、范祖禹、黄庭坚等修撰《神宗实录》。元祐八年(1093)，保守派的后台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起用改革派人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宰相)、蔡卞为中书舍人。“章惇既为相，复行新法，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并企图追废宣仁太后，因宋哲宗感悟其非而止。”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对赵彦若等人所编撰的《神宗实录》中贬损王很不满，上奏赵彦若等人“擅敢增损，诬毁先帝，为臣不忠，罪不可赦”，于是皇帝批准由蔡卞领衔重新修撰《神宗实录》，而将保守派大臣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贬斥外放，赵彦若被贬往澧州安置。

这里不说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只就人格而言，赵彦若有两点是很值得称道的。

一是不畏权贵，实事求是。有三件事可以说明问题。第一，1082年赵彦若以右谏议大夫劾奏门下侍郎章惇、左丞相王安礼不堪任职。这两人当时的官都比赵彦若大，而且章惇素以飞扬跋扈、心狠手辣著称。一般人看来，赵彦若这种行为无异于以卵击石，个人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他还是从国家大局和谏官职责出发，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奏。第二，有一次赵彦若为吕公著起草文告，文告中用了个“益”字。而当时右丞相王安礼的父亲名益，嫌用“益”字，于是将其文告涂改了若干句，但赵彦若坚决不答应。第三，赵彦若修国史庞藉传，其中涉及种世衡和庞籍的功劳问题，争议很大。赵彦若“争此一事久不决”，因为找不到事实依据。由于上述各点，其时朝中公认“彦若性多执”，而这正是史官“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精神。

二是勤奋学习，学问广博。赵彦若博学多识，史称他无书不读，记忆力惊人。有一次，翰林院众学士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一味药的出处，于是问赵彦若，他应声说出“在几卷附某药下，在第几页第几行”，一查果然丝毫不爽，因此人称“着脚书楼”(《曲洧旧闻》卷二)。而且，他不仅文史学养深厚，对自然科学也很精通。元丰七年(1084)，朝廷组织刊刻“算经十书”，其中《孙子》、《五曹》、《缉古》、《海岛》均系赵彦若校定，而且他还校刻了张邱建的《算经》三卷、王孝通《辑古算经》一卷。在沈括之前的熙宁五年(1072)左右，宋神宗还命赵彦若绘制成天下州军监县镇地图《十八路图》。

赵彦若谪居澧州后，曾应知州李亨伯之邀观看澧水龙舟赛，并誊抄了自己在翰林院时写的一首诗相赠，后该诗在澧州广为流传：

端午帖子

扬子江中方铸镜，未央宫里更飞符。

菱花欲共朱灵合，驱尽神奸又得无。

诗的首句写唐宋时期赛龙舟时的一个风俗，即在江心铸镜驱邪求吉;飞符则指道士画符烧灰以消灾求福。菱花代表水神，朱灵代表火神。其诗的表面意义是讲划龙舟驱灾求福，内在的意思是要水火相合，以驱尽朝中的“神奸”。可见赵彦若人虽到了澧州，但仍念念不忘自己驱除“奸佞”的政治主张。在他死后的第二年，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向皇帝上书，请求为之平反。但此时章惇当权，范纯仁自己也因此被贬往陈州、岭南一代，平反的要求似乎并未实现。或许正因为平反不成，赵氏一脉从此滞留于澧州。

关于俞荩。俞荩是明代人，明《澧纪》对他亦有较详细的记载：

澧州判官俞荩：初为监察御史。值万氏怙势，荩纠之。贵戚敛手，坐谪澧州。才识治行，卓然杰出。州村涔阳，自昔引河通渠，萦紆沔演二百余里，灌田万顷，名大堰垱。洪武初，官上其故，起征夫役万人，银四千两。修筑暨二年乃成。永乐初，堤垾冲毁，或岁罗旱暵冻馁，流亡半之，一方病焉。成化九年夏少雨，公虑亢旱，集军民築塞之。二月而工讫，建立义田仓，储谷备赈。有司守其成法。

在中国历史上，俞荩的名气或许还比不上他的儿子俞谏，正史对其只有十分简略的记载，而且生卒年不详，来澧州的具体时间也不清楚。但除《澧纪》外，其他几种史料均提及俞荩在澧州任职的经历。如《明史》第187卷载：俞谏，字良佐，桐庐人。父荩，举进士，官御史，按江西，治外戚王氏、万氏宗族恣横罪。坐事，谪澧州判官。大筑陂堰，溉田可万顷。累迁郧阳知府。民国时《桐庐县志》载：俞荩，字廷臣，天顺八年登进士第，授监察御史巡按真定江西等处，所至有声。坐事，左迁澧州州判，寻升茶陵知县、安陆知州，俱有善政。太监韦贯奏荩为郧阳知府，致仕归，卒于途。清《直隶澧州志》载：俞荩，字廷臣，桐庐进士。成化间，以御史谪澧州判官，大筑陂堰，灌田可万顷。建义仓，贮谷备赈，地方赖之。从以上材料可以发现，俞荩于明天顺八年(1464)考中进士，担任过监察御史、江西巡按等职务。成化(1465～1487)初期，明宪宗朱见深“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宪宗宠信万贵妃，进而宠信与万贵妃拉扯上关系的翰林学士万安，万贵妃的父兄又担任锦衣卫指挥使，因此万家势焰熏天，连皇后的家族也被整得烟消云散，朝中大臣都要看万氏脸色行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监察御史的俞荩却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要求治万氏宗族的恣横罪，可见他是一个非常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人。

俞荩贬任澧州判官，属连降三级。但他并没有将个人的荣辱升迁放在心上，而是一心一意为民造福。俞荩来澧之前，大堰垱工程水毁严重。到任不久的成化九年(1473)夏天，正遇天旱。于是，“公虑亢旱，集军民筑塞之”，大力抢修疏竣大堰垱灌溉系统，“二月工讫”。大堰垱水利工程建成后，发挥了很好的效益，“连获丰稔”，俞荩又组织“建立义田仓，储谷备赈”，后来成为州政府的定制。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堰垱水利工程的来历。据《长江水利史略》载：“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吴将周泰于涔坪屯田，于澧水支流涔水上建堰引水灌田数千顷。”这是大堰垱水利工程最早的发端。当时，周泰在今大堰垱西边约一里地的涔水河道上，筑成拦河平水大坝(垱)，并在南岸开引水主渠，绕经大堰垱西侧的山坡进入澧阳平原(即涔坪)，再开挖了若干干渠、支渠及蓄水大堰，组成了庞大的灌溉网，使澧阳平原的大部分农田实现自流灌溉。大堰垱的坝址，自周泰选定之后一直没有变更，其间虽然多次被冲毁，但遗迹今天仍然存在。

大堰垱水利工程在明洪武初年(1368)曾大修过一次，到永乐初年(1403)被冲毁，以后直到成化九年(1473)前，70年间官府无人问津，老百姓深受其害，人口大半逃亡。在这种背景下，俞荩以贬官“州判”而不是地方最高长官的身份，主持修复这样庞大的工程，而且两个月即告竣工;获得丰收后又建立义仓以备荒年，并从此成为官府定例，实属难能可贵。

大堰垱工程经俞荩复修之后，平安运行了170余年，大约于清顺治初年遭毁。此次毁坏的原因主要在人。相传李自成兵败禅隐夹山后，其夫人高桂英率残部十余万人马驻扎在今澧境涔水上游闸口、界岭一带，坚持抗清17年。这里地窄粮少，只得以林换粮，致使植被破坏，涔水暴涨，大堰垱坝反而将部分洪水拦入平原腹地成灾。清初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0年间，曾长期发挥巨大效益的大堰垱水利工程已经不起什么作用，非但风光不再，甚至连其踪影也难寻觅了。尽管如此，俞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迹，今天仍为澧州人所称颂。

澧州得地利之便，有机会接纳了众多蹇臣迁客。从这些旅澧贬官身上，表现了鲜明的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能屈能伸，自强不息的大丈夫气概，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卓著的独立精神，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逆境文化”。这大大丰富了澧州人文精神的内涵。此外，除了积极的一面，表现在这些旅澧贬官身上的某些不足，亦让人们从另一角度受到教益。长则扬矣，短则避之。另一方面，旅澧贬官也并非全是忠贞正直之士，如大奸臣卢杞亦曾谪居澧州，并死于澧州别驾任上，但久为澧人所不齿，甚至地方志也“羞于载”。可见，澧州人从旅澧贬官身上汲取文化营养，也是有选择性的。

政府主办与官吏治校对办学方向的影响

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政府主办与官吏治校对澧县一中办学方向的影响。我国早期的教育，是“官师合一，政教一体”，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人才，同时也净化社会风气。后来教育规模扩大后，也没有专业的师范教育，从事教育工作的多是落魄、守制、归隐的官吏。部分终身从教者，也多因科举屡试不第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办学价值取向和师资结构，导致了两个方面的积极效果：一是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把“培育贤良”、“化民成俗”放在首位;二是重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反对读死书或者成为专门的“学问家”。澧县一中从书院时期开始，办学方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最初兴建溪东书院的董与几，前面已经介绍过，是一位非常有实干能力的官员。现在流传他的一首诗《题澹山岩》：“厥初谁剖混沌殻，光明仅透天一握。龙门凿断工有馀，劖划巉岩开洒落。我来沆砀千崖高，溜雨万丈声萧骚。岩上风烟岩下水，晚寻丹灶夜渔舠。”从诗中可见，其为人非常大气落拓。因此，他当时推崇范仲淹，主要看重范公的“勋名事业”，特别是“参预大政”，“入赞万机”，“出破西戎”，“建功立业”，“书之青史而不愧”。故书院建成后，他对士子的殷殷期望是“刻志励行，追踪前哲”，把“励行”作为书院教育的落脚点。

明正德年间主持重修溪东书院的澧州同知欧阳席，进士出身，先后在多处地方为官。协建书院并作《记》的澧州人李如圭，也是进士出身，为官数十年，从知县一直做到尚书，且每到一处皆政绩卓著。以他们为官、做人的经历，必然十分重视书院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品行优良，而且要有实际才能。因此，李如圭在他的《重修溪东书院记》中，大力倡导范公“身虽置于忧患之中，心则运于高明之表”的精神，宣扬范公“安抚西夏”、“衰绖上书”、“语诋夷简”等治国安邦的事迹，号召州人和学子“崇德象贤”。

至于清代创办澧阳书院的梁敦书、藏荣青、方维祺、王室龙等人，都是属于“高学历”、“高级别”的地方官，既有学问又有为官从政的能力。他们不仅反对学生读死书，而且反对学生仅仅为了猎取功名而读书，明确提出，“古之立学……人材所由兴也”，士子要“志期远大”、“体立用行”，切不可沾沾自喜于作“制举之文”，更不能以“操科甲之左券”为学习目的。此后百余年，书院始终把“砥行砺名，储国家棫朴菁莪之选”作为重要的办学目标。

这种“官吏治校”或者“官吏主导”的办学机制，一直延续到改办为新学之后。民国时期，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唐荣阳、贺龙都曾先后担任学校校长或名誉校长，他们也主要从思想品德和实学致用上对学生施加影响。

“官吏治校”使书院形成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端人心，育贤才”。按照现代教育观念，这种价值取向是“工具主义”的。为官者代表国家，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待教育，使教育为国家所“用”。“端人心”，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需要，这是教育对国家在社会风气方面的“用”;“育贤才”，是管理国家的需要，是教育在国家政治结构上的“用”。这种价值取向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因为现代教育追求的是“工具主义”与“人本主义”和谐统一，“人本”不可能脱离“工具”而存在。而且，因为目标是“用”，那就必须有实际的能力，有开阔的视野，有与时俱进的追求，这些对今天的学校来说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走向极端。单纯的政府主办与官吏治校，也给办学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过分强调国家意志和长官意志，容易扼杀学校和学生的个性。书院本为自由讲学的处所。但从溪东书院到澧阳书院，基本上都是由官员倡导、政府主办，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政府对书院、学校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如明代的澧州学正范惟恭，勤勉到“督诸生宿号，朝夕课业，怛亲指授”，甚至“每终夜，潜察勤惰，次早一一呼出分勉之”，并亲自批注学生的考卷。清代的澧州知州魏式曾，“每月随芗恬观察，课士綦殷”，“诱掖奖进，三载于兹”。书院山长编了《澧阳书院志》，知州要亲自审查，并进行删改，特地在序言中强调“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对学生要“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这些，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官员对教育的重视与支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校长、教师和学生的手脚，使他们缺少独立思考、个性发展的空间。因为长官即使再高明，他也只能代表自己的学识和水平。而且行政长官毕竟不是专业教育工作者，他们对教育规律的把握也许并不在行。同时，学生是千差万别的，对学生的判别又是有判别者的主观因素的。如果过分强调了政府官员和教育官员对学生生杀予夺的权力，则稍有特立独行的学生，都可能被认为是“不率教者”，而“摈斥”出校。澧州历史上没有出现大的思想家，也鲜见大的政治家，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原因。

二是校长与教师异动频繁，不利于稳定地提高办学质量和形成办学风格。在官吏治校的背景下，学校往往沦为官僚机构的附庸。由于官场斗争险恶和政治局势纷繁，致使学校的校长(主院、山长)和教员队伍很不稳定。不少人是有官做则去做官，无官做就来教书。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前也还有这种现象。如1912年到1949年的30多年间，县立中学先后经历了21任校长，九澧联中经历了13任校长。有的校长还兼任实职的社会职务，如1946年县立中学校长兼任县青年团干事长，曾因办学精力不集中，办学质量下滑而引发学潮。而且，和行政官员搅在一起，也助长了校长的官吏化倾向。他们人在学校心在官场，没有心思潜心研究办学问题，办学的随意性很大，更谈不上有长远规划。与此同时，教师队伍也不稳定。新中国建立前，县立中学、九澧联中、省立十四中的教师基本上是一个学期一聘任。教师这个学期在这里工作，不知下学期还在不在，没有安全感，也没有长远打算。学年中偶有好教师去外校应聘而中途离开，学校又往往无法安排人员接替。因此，当时学校虽然办下来了，但是质量很难保证。从几份上世纪四十年代省督学撰写的督察报告看，作为澧县一中前身的几所学校经常受到指责，省厅亦多次下令整改。

以上我们分析了澧州本土人文精神的底色，分析了范仲淹、陶澍和历代旅澧贬官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分析了政府主办和官吏治校对学校办学方向的影响。这些，都是澧县一中近千年来发展的文化土壤。尽管存在某些瑕疵，但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是丰厚的，它既保留了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等优秀品质，又汲纳了中原文化里襟怀坦荡，大度包容等丰富内涵。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背景下使这些优良的人文精神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