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包括人所创造的、为人所利用的一切东西，其中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即便狭义地从精神层面而言，它也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许多方面。如此一来，探讨学校的文化基因，就有点像狗咬刺猬——无从下口。早些年，我们为了操作的方便，把学校文化的范畴界定为“校园物质环境和由这些环境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氛围;学校内部的人际关系(校园伦理);学校群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然而即便从这个比较小的视角，对学校文化基因也难以把握。

于是我们不得不再退一步，回到学校教育的原点去思考问题。为什么要有学校?学校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学校的社会功能是育人。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具体目的——人本也罢，工具也罢——离开了育人，学校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探讨学校的文化基因，只有从“育人”的角度，才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也才有实际的研究价值。

当然，这里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基因。我们讲文化基因，是借用了一个生物学概念。基因，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同时，它又能在环境的作用下产生变异，使生物在自然选择中产生最适应环境的个体。文化对学校的作用，与基因对生物的作用极其相似。自然界找不到两株一模一样的植物，是因为基因;社会上找不到两所一模一样的学校，是因为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基因反映学校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往往又由学校对人才的价值追求来体现。因此，探讨学校传统中对“培养什么人”的价值取向，是研究学校文化基因的一条捷径。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章我们在分析学校优良文化基因时，主要着眼于学校传统中试图把学生培养成为怎样的人，特别是学校希望学生具备什么样的文化特质。通过对办学历程中人文精神的梳理，我们认为澧县一中学生的人格特质大致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即远大的志向，进取的态度，务实的学问，灵活的谋略，坚定的性格，儒雅的气质。

在学校数以万计的校友中，有一个典型的范本，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蒋翊武是土生土长的澧县人，他的私塾启蒙老师，是当时澧州著名维新派人士周传德(字宣三)、晏开甲(字仲鼎)。这两人又是后来澧州官立中学堂和附设高等小学堂的首批骨干教师，也即是蒋翊武在官立高等小学堂求学时的老师，周传德还担任过澧州中学堂校长。可以说，蒋翊武从儿童到青年，都受到他们维新思想的影响，也从他们的教育中塑造了自己伟大的人格。上述六个方面的特质，在蒋翊武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现。

因此，以下在论述学校的各种优良文化基因时，蒋翊武将是一个全面的典型。我们将根据史实，着力揭示蒋翊武的人格特征，为历届学子提供一个可资效法的范本。同时，我们也将从更广阔的背景来揭示澧县一中学生的人格特质，使大家看到蒋翊武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

志向：忧国忧民，气象宏阔

今天大凡与澧县人共过事或者到过澧县的人，往往会感慨一句：澧县人大气!这句话有褒有贬。贬的是澧县人傻帽一个，大手大脚，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澧县经济并不发达，资源贫乏，缺少支柱产业，政府的钱袋子常常瘪着。但县城的商场店铺、茶楼酒肆却常常人满为患;宾馆价位高于很多大中城市，却绝少打折，因为不愁客源;近四、五年的时间里，县城规划区春笋般耸起上百座高楼，商品房价格高于好多地级市，但销路不错;街上熙熙攘攘的人，川流不息的车，晚上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时时喧嚣着县城的“浮华”。初到澧县的人往往惊叹：天!这哪像一个县城。面对这种现象，如果你认为澧县人个个都很富有，那就大错特错了。你眼中的这一切，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澧县人在冒傻气。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我有一个侄子，也是澧县一中的毕业生，当时在外省上大学。他父亲是个老实农民，一年的收入满打满算不到3万元;哥哥在长沙打工，每月收入2000元。然而我这个侄子却自认为这就很有靠山，放寒假后邀四、五个同学一道回家，在长沙的吃、住他全包了，临了还给他认为困难的同学买车票。结果，哥哥的过年盘缠全被他花光了。春节时哥哥很烦，向他爸爸诉苦，爸爸却只是嘿嘿一笑：花了就花了，会花钱才会弄钱。这是贬，说澧县人的傻，这种傻劲和南方人的精明往往很不相称。

那么褒呢?就是说澧县人办事喜欢“大手笔”。这个大手笔，也有夸张和吹牛的成分。说一个四川人和一个澧县人比赛谁最会吹牛。四川人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差三尺三。”澧县人说：“澧州有座八方楼，开门就在天上头。”这个牛吹得太大了，四川人甘拜下风。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反映了澧县人意境开阔，气势不凡。澧县地处湘西北边陲之地，但很多省市级的重要会议都选择在澧县开;省市的部门下来检查工作，往往处心积虑地把吃住安排在澧县。上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个个都在澧县做过停留，好几位曾经下榻澧县桃花滩宾馆，包括江泽民总书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澧县人“会办事”。大手笔也好，会办事也好，用澧县方言来讲都是“下得驾”，说白了就是办事不计成本，只求把事办好。这样做也有理论依据，就是只要把事情办好了，上级不会亏待你的。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社会中，这样做往往还真能收到效果。有些人抱怨澧县社会风气浮躁，追慕浮华，县城的繁荣是虚假繁荣。但年复一年，这种繁荣依然存在，那假也就成为真了。而且，全县社会存款余额达130多亿，私人存款110多亿，不是牛皮吹出来的;澧县人龚曙光从《潇湘晨报》开端，十年间把一个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搞得风生水起，当选2011CCTV“中国十大年度经济人物”，更不是牛皮吹出来的。

与大气相关的，澧县人还有一种精神特质——悲悯情怀。早些年澧县教育电视台拍摄了一部专题片，题为《圆梦》，专门披露那些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孩子的悲惨境况。这个片子在全县巡回播放时，到哪里都引来哭声一片，撩拨得捐资助学热火朝天。澧西乡一位老汉，把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给他养老的3万元钱，全部捐出来修了学校。无独有偶，澧县一中几位班主任在班会课上播放了一些令人揪心的图片：饥饿的孩子、无助的老人、辛勤劳作的妇女、满身煤屑的矿工、沿街乞讨的残疾人……然后让学生们说说感想与抱负，每个孩子都泣不成声，表示要坚决改掉以前的奢靡习气，力争做一个能够为他人带来幸福的人。2008年汶川地震后，到了5月15日学生们未见学校开展救灾活动，就有十几位学生干部找到校长办公室请愿，要求组织募捐。学校说已经做了安排，募捐将在16日早晨举行，他们才满意而去。5月16日清晨， 6000多师生在大操坪集会，会场静穆得只听见校长低沉的讲话和彼此的呼吸。短暂的动员后，师生们缓缓地走向募捐箱，一次性捐款27万多元，并随即汇往重灾区的北川中学。

澧州、澧县过去出现的大人物不多，但从澧县走出去的人很多，现在光北京一地就有数千人。澧县人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到哪里都比较“吃得开”，这与他们带有傻气、带有悲悯情怀的大气人格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从澧县一中走出去的。

这就涉及到澧县一中学生的第一种精神特质：忧国忧民，气象宏阔。

讲到忧国忧民，人们自然首先想到范仲淹。但忧国忧民思想的发明权并不在范仲淹。早在两千多年前，屈子、孟子就说过类似的话。人们之所以特别推崇范仲淹，是因为他不仅把这种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了，而且落实到了毕生实践之中。他曾在饶州谢表中说“此而为郡，陈悠悠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又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话，并不是范仲淹志得意满之时说的，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并且，这种人生感悟植根于范仲淹幼年时就树立起来的远大志向。溪东书院草创之时，董与几首先推崇的，就是范仲淹的“立大志于穷约”。任友龙则进一步认为，“文正之勋名事业铿鍧宇宙，盖不特著见于参预大政之时，而实根本于穷居江湖之日;其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志已定于素”。素，没有染色的丝绸，本色也。也就是说，范公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是因为他在穷居江湖之时，就已经将忧国忧民的远大志向化为自己的本色，成为自己人格特征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如此远大的志向，他才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才不会因细小的事情而分心，才有“断齑画粥”的毅力和连皇帝路过也不为所动的定力，才会在别人飞黄腾达而自己前程渺茫时坦然赋诗“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才能在中了进士而遭受冷遇时淡定自守，坚信“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

此后，凡到过溪东书院、澧阳书院和洗墨池的文人墨客，总是念念不忘范仲淹“立大志于穷约”的精神。前面已经谈到，陶澍勉励学生“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黄碧川教育生员“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是范文正作秀才”;李瀚昌题联问“范希文是此地秀才，谁为后起”;田东溪题联“小范忧乐，英雄要儿女平分”，都是用范仲淹刻苦自励的榜样来激励学生。在历代名家的洗墨池题咏中，也不乏气象宏阔的名言警句，如韩崶的“先忧后乐志天下，岂必弄墨衫袖乌”，“安知中无蛟龙种，咄嗟变化风雨俱”;杨瑛的“千载风流谁可续?王家门第已萧疏”;陶澍的“四顾凌万出，千里如包络”，“想当四片画粥日，岂只弄笔称书生”;张九龄的“谁开太阿匣，持割武城鸡”;李白的“赠剑刻玉字，延平两蛟龙”等，都以豪放的笔调、恢弘的气势熏染了历代学子。陶澍还曾特别指出：“为学必先立志。志者，气之帅。学问、事业，皆从此出。”“须看王沂公状元试三场，而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公画粥以食，而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是何等气象!”澧县一中的校园环境，也历来追求明快通透、古朴大气。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澧县一中人，自然渐渐养成了一些“大丈夫”气概。

澧县一中的历代学子，都十分关注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兴衰和时局变化。今天住在学校周边、天天来校园晨练的一批老校友，每天闲话的主题都是国际形势、国家时局的变化，从萨达姆到卡扎菲，从伊朗到叙利亚，从金融危机到楼市变化等等，全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只要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他们随时都了如指掌，聊这些话题似乎已经成为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普通人尚且如此，其中的杰出人物就表现得更为充分，对天下大事不仅时时关注，还要积极参与。近现代这些杰出人物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蒋翊武。

蒋翊武自幼聪颖，5岁进私塾，在澧州著名学者晏开甲、周传德的教导下学习识字断句，初涉经史子集，并树立起远大志向。他学习兴趣广泛，尤其喜爱屈原、杜甫、范仲淹等人的作品，从小受到忧国忧民思想的熏陶。对当时官吏出行八抬大轿、横行街市的行为，对女子缠足致人痛苦悲号的陋习，他深恶痛绝，并由此引发出对封建社会的强烈不满。稍长，他读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及《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满清入关后血腥屠杀汉人的纪实作品，愤然于“满人待我汉族残暴，无复人理”，感叹“自古夷狄入主诸夏，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年矣，胡尚无兴吊民伐罪之师者耶”，反清复汉的民族主义思想更加明确。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不满16岁的蒋翊武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命运深感苦闷，悲愤交加，一连痛哭了好几天，并在公开场合毫不畏惧地声言：“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立新政府。”当时革命风气未开，人们听到这些“反动”话，都吓得赶紧走开，对之敬而生畏。但蒋翊武却从此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订立，蒋翊武感愤时事，特别搜阅一些政治读物，看到了令人怵目惊心的《时局图》，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吴妖引狼入室，导致满夷侵夏垂三百年，而女贞酋首，为觊觎中原，竟不惜遗弃其先人故园，使广袤北漠沦为熊罴盘据之地。此一历史谬误，诚为我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最大之不幸。”从而愈益增强了他反帝反封建的决心。

本来，蒋翊武很会读书，在旧式科举考试中是很容易考取一个功名的。然而1902年州试，他却无动于衷。父亲蒋定照劝他参加科举考试，他硬邦邦丢下一句话：“奴隶功名，要它何用!”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年他以同等学力破格进入澧州官立中学堂附设高等小学堂第1班就读。在这里，蒋翊武勤奋学习，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他酷爱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顾炎武等人崇尚民族气节的作品，政治思想进一步成熟，人生志向进一步明确。四年的课程，他一年半就学完了，1903年暑期提前毕业，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

西路师范学堂是常德知府朱其懿于1902年7月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首任监督(校长)是他的妹夫熊希龄。在这里，蒋翊武读到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新湖南》、《中国魂》等进步书籍和《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报刊，眼界更加开阔，“知世界咸趣共和，清政不纲，国亡无日，乃潜以革命启发同学”。他与林伯渠一道发起成立“新知学社”，“好谈革命”，很快就成为“西师”中的学生领袖。不久，蒋翊武又通过刘复基介绍，结识了革命组织华兴会的负责人宋教仁，其胆识和能力很快获得宋的信任，被委以组织内部重要事务。1904年9月，华兴会策划在长沙举行反清起义，蒋翊武任常德袛园寺起义联络分站负责人。在起义准备就绪时，长沙会党泄密，起义流产，黄兴、宋教仁流亡海外，蒋翊武等人则被熊希龄开除出校。从此，蒋翊武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后来，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章士钊曾经谈到对蒋翊武的印象。1912年3月章随孙中山访问武汉，感觉到蒋翊武豪情万丈，很有英雄气概。他记述道：“民国元年三月，愚至武昌，在黎宋卿(即黎元洪)广坐之中，蒋翊武持酒劝客，猜拳行令，气象万千。愚亦曾与对饮一杯。”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正式召开的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蒋翊武等29人当选为参议。不久宋教仁建议，鉴于蒋翊武作为老同盟会会员的资历和在武汉地区的广泛影响力，由他出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一职。这个交通部为国民党的分支机构，分管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湖南、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因此，汉口交通部的位置在国民党人的心目中非常特殊，时任湖南都督谭延闿为了表示对交通部的尊重，曾主动给该部汇款10万元。那时候的国民党理事，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参议则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由此可见当年年轻的蒋翊武在国民党中地位很高。而且由于他的威望，袁世凯也千方百计拉拢他。武昌起义一周年纪念期间，袁氏授予蒋翊武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并授予文虎勋章一枚，勋二位，并在《申报》上予以公布。二次革命中，蒋翊武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成为湖南革命力量的主心骨。时人记载：“湘省之独立也，谭人凤、周震麟、蒋翊武等持之最坚。招募军队几达五师，一面派兵援赣，一面提兵攻鄂。”终其一生，蒋翊武是一位心系国家民族兴衰，想大事、干大事的伟人。

在澧县一中发展史上，蒋翊武并不是个别现象。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关口，往往都能看到胸怀大局、勇立潮头的澧县一中学子的身影。

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

这段话刊登在2004年6月7日的《文汇报》上，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在省部级干部班上演讲的一部分。王东京是1979年从澧县一中走出去的学生。古往今来，真正敢于公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很少，能够面对一群群国家的精英高官“指点江山”的人就更少。因为旧时的“草民”，见了七品县官往往都要腿肚子打颤的。但王东京一介书生，却经常站在高高的山顶向官员们布道。全国县处级以上的党政官员，很少有人没听过王东京教授讲学的。这里，除了渊博的学识、精准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博大的胸襟。他从1992年起就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班、地厅级学员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和县委书记培训班的经济学主讲教授，也多次应邀到各地党政部门做演讲，受到广泛欢迎。不仅他的系列著作《大潮剖面》、《聚焦时政》、《中国的难题》、《中国的选择》、《中国的前景》等书热销于市场，深受读者好评，其《与官员谈……》系列论著更是深刻影响了当今全国党政官员。王东京在文章中直击经济热点，关注民生，思维严谨，文笔精彩。他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深入浅出地分析经济现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经济社会的清晰框架。他的文章充满学理魅力和思辨张力，同时又妙趣横生，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其中获得不同的启示。迄今为止，他的博客专栏点击率已超过60万次。前不久，他又发表了一篇针砭时弊的精彩博文：

究竟谁是通胀的推手

先声明，我作此文并非秋后算账，更无意主张追究谁的责任。本文的重点，是要对通胀的发生机理做分析。最近消费物价连续三个月下行，人心趋稳，这时候讨论通胀恰逢其时，若能把通胀的真实原因弄清楚，正本清源，不仅可校正视听，还可避免当下某些错误观点以讹传讹再误导政府今后的决策。

中国近两年的通胀，据有关专家称是由农产品涨价推动的，其理由言之凿凿：一是农产品涨价先于工业品涨价;二是农产品的价格涨幅也明显高于工业品。不否认，以上说的皆事实，而且也有数据支持;然而尽管如此，但却不能证明通胀就是由农产品涨价推动的判断。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不过是通胀的表现而非原因，就像人感冒了会咳嗽，但咳嗽并不是感冒的原因，不可倒果为因，混为一谈。

我曾多次说过，通胀只可能由需求拉动。可今天人们为何仍然相信农产品涨价能推动通胀呢?我想，这恐怕与教科书讲“成本可推动通胀”有关。是的，农业作为上游产业，农产品涨价会推高工业产品的成本，成本增加，工业品也势必涨价;价格普涨，于是货币贬值，通胀就出现了。骤然听，这分析似乎有道理，但细想却未必对。其实，讨论价格决定有两个分析框架：一是成本决定价格;二是需求决定价格。

举个例子。某食品加工企业生产月饼，如果农产品(月饼原料)涨价，生产月饼的成本会增加，生产成本增加后月饼会否涨价呢?经济学的回答，若月饼供不应求价格当然会涨，因为供应短缺，价格涨了也有人买;反之若月饼供过于求，成本增加价格却涨不了。想想看，月饼本来就过剩，若再涨价你卖给谁?有个大家熟知的现象，每年中秋节后月饼会立即大减价，为什么?是成本下降了么?不是;月饼的成本没变，是需求减少了。

由此可见，如若商品过剩，价格是由需求定而不由成本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弗里德曼讲“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这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过剩，而这个国家又如果同时发生了通胀，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央行多发了钞票，舍此不会有别的原因。换句话讲，只要央行能管住货币发行，不仅成本不可能推动通胀，物价结构性上涨也不可能演变为通胀。

让我用个简化的例子解释吧。假定一个国家一年只生产两种产品：一吨大米与一台冰箱，一吨大米价格为2000元;一台冰箱价格为1000元。而该国央行当年投放的货币也正好是3000元，这样总供给等于总需求，通胀当然不会有。即使物价出现结构性上涨，比如一吨大米从2000元涨到了2500元，通胀也无以发生。因为受货币供应(3000元)约束，一吨大米涨500元，冰箱就得降500元，否则冰箱不降价就只能压库。

可现在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吨大米涨价500元，而冰箱的价格却不降反升，也涨了200元。何以会如此?若照前面专家的说法，是农产品(大米)涨价推动了工业品(冰箱)涨价。这说法可信么?不知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不会信。怎么可能呢?如果不是央行背后悄悄多发了700元的货币，大米涨价后冰箱价格怎会涨得了?所以我的观点，通胀的推手只能是央行，除了央行谁也没有这样的能量。

这样讲绝无指责央行的意思，多发货币，央行往往也有苦衷，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而我想说的是，不管央行是何理由发多了货币，但都不可移花接木，把通胀归结到农产品涨价上。不然大家都这么说，久而久之政府信以为真就会去打压农产品价格。这样板子打错了地方不仅通胀治不了，到头来还会弄巧成拙，令农产品涨价的压力越来越大。

有前车之鉴。上一轮(2007年)国内物价上涨，就曾有人说是肉禽产品推动，于是政府便出手限制肉价。其实，当年肉价上涨，是因为国际饲料市场价格上涨后农民不愿养猪，而猪肉供不应求价格才涨，这本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政府不管，肉价放开，供应多了价格自会回落。可结果呢?由于政府管制了肉价，农民更不肯养猪，致使肉价上涨火上加碳。最后没办法，政府只好一手限价格，一手发补贴，甚至还闹出为母猪上保险的笑话。

无独有偶，另一个例子是粮价。有个问题我之前一直弄不懂，中国13亿多人口，18亿亩耕地，人均一亩多地怎会缺粮食?几年前回老家才知现在耕地撂荒有多严重。当年我在乡下种地时水稻一年种两季(早稻、晚稻)，而今天统统改种一季，耕地等于变相撂荒了一半。问原因，乡亲们说粮价太低，种粮不划算。既如此，政府何不放开粮价呢?原来，政府也是担心粮价上涨推动通胀。

写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我为何要反对“农产品推动通胀说”了吧?这些年，只要国内一出现通胀，人们就把原因归罪于农产品，明明是央行闯的祸，但板子每次都打在农民身上，代人受过，对农民实在太不公平。我们天天讲要增加农民收入，可农产品一涨价就大打出手，这岂不是叶公好龙?当然，也许有人说农产品涨价会伤及城市低收入者。不错，低收入者应该照顾，但政府可给他们补贴而不必牺牲农民利益呀。

所以我要大声说：通胀只会由央行推动，“农产品推动说”可以休矣!

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不能不为王东京教授睿智的眼光、精彩的论述拍案叫绝。不到2000字的文章，把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讲得明明白白，深入浅出到像我等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没有忧国忧民、气象宏阔的人格特质，是不可能时刻关心农民疾苦，并且这样站得高、看得远的。王东京教授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影响当今中国的中高级官员，影响当今中国政府的高层决策部门。这不由使我联想起《论语》中孔子的一个故事。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去从政?(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说：教育和影响从政的人，也就是从政，我为什么要亲自从政?(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按照孔子的观点，王东京教授就是今天中国的为政之大者。

态度：勇于担当，敢为人先

从澧县一中走出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当学生干部的比较多，改革开放后自主创业的也比较多。有些学生在中学阶段从来没有竞选上学生干部，但一进大学就大显身手。前几年高中毕业的一位同学，中学阶段成绩平平，而且比较调皮，常常令老师和家长头痛。高考毕业时成绩很差，申请进入复旦大学网络学院就读，在单招考试中也只考了个大专。但这个同学也有他的特点，用澧县方言说叫“很活泛”，勤快、机灵、善解人意。他进了网络学院，立马参加学生会干部竞选，居然以一个新生竞选上院学生会副主席。人生价值得到肯定，进取心被进一步激发，学习成绩也大幅度提升。两年后，全班保送3名学生直升本科，他名列其中。本科毕业后，在没有任何人脉关系的情况下，又顺利应聘到一家大型钢铁公司当营销员。在这个公司里，有经验的营销员一年能拿下一宗大单就算突出业绩，而他半年内就拿下三宗大单，当年底即获得可观的奖金，第二年就被公司安排担任了一个地区的主管经理。

另一位1992年毕业的同学，高考也只上了一所专科学校。但这位同学在高中阶段就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爱好哲学，尤其喜欢中国传统经典，卷不离手;二是爱好英语，语言天赋比较高。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某纺织集团工作，4年内从一般工作人员、车间主任做到厂长、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正当别人看他顺风顺水时，他却辞职下海自主创业。由于人品好，信誉高，又有前瞻性眼光和国际化视野，他创办的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于2007年扩展成立“泰荣针纺集团有限公司”，属无区域名称跨国型集团公司，他自任总经理。短短几年内，该公司成为诸暨“中国袜业之乡”的袜业出口龙头企业，年出口额逾4000万美元，居中国袜业出口企业前二、三位。公司下设美国、香港、中国多家贸易公司，在国内有两家规模袜子工厂，并在柬埔寨和越南设有大型袜子生产基地。所有工厂均通过诸多国际大型连锁超市(Walmart，Target，Kohls，JCPenny等)及部分著名品牌(POLO，Adidas，Hanes，Disney等)的社会责任体系认证。即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他的出口业务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2008年5月22日，《中国纺织报》曾以《内外兼修有收获》为题报道该企业的经验，称其为中国针织行业的“强手”、“中流砥柱”。

还有一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毕业的校友，高考情况一般，上了某专科学校的会计专业。该同学的特点是很有开拓精神，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进大学不久，他就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但不到一年就下海去深圳闯荡。当时他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差，闯深圳时手头只有50元钱，行李就一个旧帆布挎包。在深圳，他寄居在一个同学的住处，边找工作边自学，经济困难到除了身上穿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只好晚上洗了晾干第二天早上再穿。更悲惨的是，这唯一的一套衣服有天晚上还被小偷偷走了，而他的同学当天又没有回家，他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钱，在房子里饿了一整天。尽管拮据如此，但他没有心灰气馁，反而更加发愤图强，先后考过了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高级审计师、注册税务师。最终在国家审计署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找到了工作，并很快升任处长。几年后，他又再一次辞去公职，自主办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十年内，他的会计师事务所由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到在华南地区排名第一，在国内百强会计师事务所中排名前20位。他本人也被评为“中国改革者风彩”人物，先后接受CCTV1、CCTV2新闻节目独家专访，并任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澧县一中众多校友中，还有一位平凡的“奇人”——由打工妹一跃成为博士后的吴定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高中毕业的吴定玉，出生在澧县金锣镇一个普通农家，高考时因生病而不幸落榜。后因家庭贫穷，只得南下打工，而且一打就是9年。期间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她刻苦自学，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曾经为了向工厂图书室借阅一本书，遭受管理员的奚落，也正因为坚持晚上读书，她先后被一个又一个企业辞退。但最终，她咬牙坚持下来了。不仅坚持下来，还以超人的毅力不断向高峰攀登。先是瞄准考研，在1993年6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不仅自学了大学英语1至4册，还研读了十多本经济学、管理学著作，包括萨谬尔森的《经济学》、孔茨的《管理学》。继而发现考研资格起码要有大专以上文凭，又选择上了某大学成教学院的自考大专班，并先后创下了那所大学三项记录：第一个在一年级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学生;第一个被评为学校“十佳学习标兵”的自考生;第一个在一年内以优异成绩通过10门自考课程的学生。此后，因大专生必须在取得文凭两年后方准许考研，她又继续找单位工作了两年。1998年具备考研资格后，她以优异成绩一举考取湖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的同时，她也收获了美满的家庭生活，丈夫是本校理学院一位青年教师。这时候，本可以舒舒服服过小日子了，但吴定玉又瞄准了更高的目标，于2001年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这时她已成为新闻人物，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我是从打工妹中走出来的，我一定要为打工妹争光，读完博士学位后，我还想去读博士后……。”最终她没有食言，博士毕业后进入湖南师大工作，不久又成为该校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后。而且，由于刻苦的磨砺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她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也突飞猛进，成绩卓著。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有这样卓越的表现?因为学校始终坚持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历来倡导“只有健全的人格才是你的金饭碗”。同时，学校传统文化基因中十分重视对学生“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精神品质的培养。这种精神品质，突出表现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溪东书院草创时，办学者高度推崇的是范公的“勋名事业”，特别是“入赞万机，出破西戎”，“建功立业”，“书之青史而不愧”;办书院的主要目的，是“刻志厉行，追踪前哲”，以“绍文正之事业”。这种积极入世的进取态度，成为历代书院、学校的重要传统。特别是元代以后，因为溪东书院出了两个状元，于是州城里有了“状元街”、“状元井”、“状元桥”，把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情态推向极致。有清一代，教育者念念不忘的还是范仲淹“剔历数郡州，到处尚傅解泽;统制极边鄙，至今想见霜威”的光辉业绩，并把他的功业和著名宰相韩琦、李泌相提并论，虽然就精神层面而言，后两人的影响远不及范公。

再往后，书院进一步把办学目标定位在“教育人材，砥行砺名，储国家棫朴菁莪之选”(魏式曾《澧阳书院志》序)。棫朴，是两种树，即白桵和枹木，喻指有用之才;菁莪，出自《诗经》中的《菁菁者莪》篇，“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旧时因以“菁莪”指育材。这段话的意思，即办书院是为了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不仅要“有用”，而且经过陶澍的倡导，这种人才还要不拘一格，敢兴“无师之学”，要有创新精神，而不能“墨守传注”。学校在人才的培养上，要根据个人天赋，“勉其资之所可及，而不强以力之所不胜”，使“就其偏至之途，以求造乎其极”，充分发挥人才的个性特长，而“不必以兼擅为贤”。按照今天的说法，学校要尊重多元智能，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智商要高，情商、胆商也要高。除了扬其所长外，还要有“奋然而兴”，“有勇知方”的态度;“囊萤夜读”，“断齑画粥”的意志。

澧县一中人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动乱年代或许表现得更为充分。前面说到蒋翊武被西路师范开除后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难的，没有强烈的担当精神根本做不到。

蒋翊武被学校开除后，先是“与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晓以民族大义，得同志数百人，在湘西设立起义机构，俟机而动”。到1905年秋天，见大事一时难举，便准备从上海转赴日本，投奔同盟会，适逢日本政府“取缔清国留学生”，身体又病，便滞留上海。尽管困难重重，蒋翊武并没有消沉，于1906年进入中国公学就读，加入同盟会，并在同盟会上海总机关协助杨卓霖组织革命团体竞业学会，与傅熊湘、刘复基等创办机关刊物《竞业旬报》。这年春夏期间，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受命返湘，计划在浏阳、醴陵、萍乡发动反清起义，蒋翊武以同盟会会员身份一同前往，在长沙水陆洲约集革命志士，策划起义方案，亲自负责策动新军的工作。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的首次发难。1907年，因杨卓霖遇害，蒋翊武被迫返回故乡避难。

回乡后，蒋翊武闭门谢客，苦心求索，认真总结“以一书生从事革命，竭数年心血，组织文人学士不成”的教训，认识到“学界中人只能以文学鼓吹革命，无大宗武器不能举事”，于是决定另辟蹊径，投笔从戎。

1909年，蒋翊武邀刘复基赴武昌投身湖北新军。他对刘复基说：“吾辈所事，又添障碍矣。及今不图，迟益艰难。闻鄂中新军多志士，余久志从戎，今且赴鄂实行矣。君能与俱否?”刘复基对此极表赞同，于是两人来到武昌，蒋翊武投到湖北新军黎元洪所部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任正目(班长)，并随即加入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协助詹大悲办社团机关报《商务报》，暗中“运动新军”。

1910年，群治学社为官府所不容，改组为振武学社，其活动仍受到当局严密监视。不久，社长杨王鹏受黎元洪迫害，蒋翊武代理主持振武学社社务。他感到在这种环境下难以开展革命活动，于是约集詹大悲、刘复基、杨载雄等人商议，决定在振武学社基础上创立文学社，以此为平台“联络同志，阳托重文之义，阴寓用武之意”。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在黄鹤楼成立，蒋翊武被推举任社长，詹大悲任文书部部长，刘复基任评议部部长，并决定创办《大江报》作为文学社的机关报。文学社的宗旨，“一面伸张民权，一面组织会党，改造队伍”，以军界为主，在各界中吸收成员，积蓄革命力量，谋划武装起义。

在这期间，蒋翊武做了两件开创性的工作。一是抓牢“两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武昌起义成功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举行了十多次起义都归于失败，就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中山先生组织革命力量主要关注会党，不仅不打军队的主意，甚至认为旧军队是反动派最顽固的堡垒，往往避而远之。对于蒋翊武领导的以湖北新军为主要力量的革命组织，同盟会领导人起初颇不以为然，直至武昌起义胜利后才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但尽管如此，蒋翊武的思路一直是很明确的，就是一手抓军队，一手抓舆论。二是创造“党人代表制”以改造旧军队。当时文学社的策略，是实行“抬营主义”。即通过思想转化，把旧军队“抬”过来变成革命武装。其主要途径，是安排文学社社员充当旧军队标、营、队的“党人代表”(地下组织)，形成一个组织严密、运转灵活、无处不在的宣传系统和组织指挥系统。这样，由张之洞多年精心打造的16000多人的湖北新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蒋翊武的文学社将其中的三分之一变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三分之一倾向于革命，忠于满清王朝者不到三分之一，所以起义能够一举成功。

从这里可以看到，蒋翊武既有勇，又有谋。这个勇，就是勇于担当，在困难面前决不妥协，你干不了的事，我来干。这个谋，就是敢为人先，善于创新。“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革命运动几经挫折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静下心来分析原因，寻找出路，而且也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勇于担当，敢为人先，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是贪图个人的功名，而是着眼于承担社会责任。战争年代是如此，和平年代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我们有很多校友成功地经营企业，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活得那么辛苦甚至痛苦。那位经营袜业的一中校友曾经对我说，创业初期，他遭受的磨难是旁人难以想象的。但是成功后，他在当地最大的影响是诚信创业，照章纳税。每个月，他都安排公司财务人员按时到税务部门纳税，分文不少。这样一来，他反而活得很轻松，因为不必要去走后门拉关系，也不需要挖空心思找偷税漏税的旁门左道。做一名堂堂正正的纳税人，到哪里都感到很光彩，心安理得。除了照章纳税，他还解决了数百名员工的就业问题。澧县一中部分走上领导岗位的校友，也都一身正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哪里都颇有政声。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澧县一中2004年毕业的一名学生，叫曹渝。这位同学在高中阶段是学生会副主席，很热爱学习，也很热心公务。学校百年校庆时，中科院院士沈绪榜回母校做报告，讲了对母校的深刻记忆，讲了自己的探索之路，告诫青少年应该担负起振兴民族的责任。听完报告的当晚，曹渝夜不能寐，在日记中写下林肯的一段话：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如此，你才能磨炼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第二天清早，他找到学生科主任请求去执勤，而且坚持到高三毕业。就是这样一个学生，有一天神神秘秘找到我，拿了一摞材料让我看，并说不要让班主任、年级组的领导知道。我问是什么?他说是学生干部组织的问卷调查。我说为什么要背着老师呢?他说如果老师知道了，我们就搞不成了。我说不见得吧?老师和同学的出发点应该是一致的，不应该把老师假想成对立面;学生干部敢于负责的精神值得提倡，但为人处事要光明磊落。他说知道了，今后一定注意。

过后我看了他提供的300多份材料，全是学生们提出的意见。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反映生活琐事，比如校服不好看、食堂饭菜不好吃等等，反映教育教学问题和给学校提管理建议的很少。在之后不久的一次学生大会上，我结合讲学生的人格修养，比较隐晦地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勇于担当，敢为人先是澧县一中的光荣传统，但它的前提是首先站稳自己的立场，开阔自己的胸襟。常常关注小事，会使眼界越来越狭小;常常关注大事，则会使胸襟越来越开阔。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必须养成关注大事的习惯。我还给他们讲了青年毛泽东交友的故事。散会后，曹渝特地跑到我面前说，校长你讲得太好了，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思想豁然开朗。以前作为学生干部，我的确喜欢关注小事，哪里卫生没有扫干净，哪个同学买饭插了队，哪个老师迟到一分钟等等，只要被我发现了，我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现在我知道了，缠在小事中不会有大出息，今后我一定会更多地关注大事。

2004年高考，曹渝被录取为湖南师大国防生。从大一开始，他就积极投入社会实践课题研究，并通过努力争取获准破格立项。他选了什么课题呢?选了一个专业人员也难以涉足的课题——《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起初，他或许认为就是做一些调查研究，写一篇论文而已。但一旦深度了解了煤矿工人所处的恶劣环境，其立场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它当作一个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也不应该仅仅把它的结果作为一个竞赛的内容。不管是一个大学生还是一个社会青年，既然看到了一种现象，听到了一种呼声，就不应该视而不见，要敢于担当。” 从此，他将大学课余时间几乎全部用于走访煤矿，为改善矿工们的生存环境而鼓与呼。

从2005年开始，曹渝与他的9名同学一起，走访了湖南30多处煤矿，行程3500多公里，访谈了566名矿工，数次冒着生命危险，带着防曝相机深入浏阳、宁乡、澧县等地的煤矿，尤其是“非法小煤窑”的井底进行拍摄。他在井下800米处拍摄的照片全国少见。这些摄影材料不但有力证实了调研结论，而且为社会真实地了解矿工生存环境、尊重矿工劳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曹渝的调研报告和呼吁，受到全国政协委员郝如玉、全国人大代表叶青等人的高度关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局领导赵铁锤、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都对此作出了具体批示。2008年3月4日，由人民网、《大学生》杂志社和中国大学生在线共同主办的“2007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揭晓，曹渝在当选十人中排名第二。《人民日报》报道称：

曹渝等同学的名字，可能会在当代中国煤矿安全生产史上留下可贵的一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行程3500公里，走访湖南30多个煤矿，访问矿工566人，对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心理安全状态，进行了深入调研。

曹渝等同学“敢为天下先，勇为弱势语”的事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湖南日报》等多家报纸媒体，《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湖南卫视》等30多家电视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等30多家电台对此作了深度报道。人民网的报道说：《恰同学少年》中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让世人见识了湖南人的精神内核：霸蛮不霸道，敢为天下先!当然，伟人风范，并非常人能及，但湖南人的这种精神气质，却在无数湖南人血液中涌动，而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个名叫曹渝的普通大学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霸蛮”特色的湖南伢子。

本科毕业后，曹渝被保送到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他说：“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积累知识。”同时，他又在谋划新的为民鼓呼工程，着手准备两个公益性调研项目。一是由民间组织提供资助的“湘江行”，计划用5年时间走遍湘江干支流，取样分析各河段的污染情况。另一个项目仍与矿工相关。通过在博客上认识的一些朋友牵线搭桥，曹渝将参与安监部门牵头的一个关于矿工职业病防治的调研。

学问：经世致用，不尚空谈

在澧县一中的办学历程中，学校曾一度被定格为“理科的摇篮”。这显然有失偏颇。但尽管后来进行了大力纠偏，今天这种倾向仍然存在，每到学生文理分科时，学校想动员一些优秀学生读文科，还常常碰钉子。因为在学生和家长的心目中，理工科才是实际有用的学问，文科则显得有点虚。从澧县一中走出的校友，也是在理工科方面做出的成绩相对多一些。

产生这种倾向，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即便在书院时期，由于官府主办和官吏治校的影响，办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培养实用人才，而不是在自由讲学的氛围中培养学问家。尤其陶澍任澧阳书院主讲时，极力倡导“言为有物，学为有用”，关心时政，培养能力。为了弄清《尚书·禹贡》中的一个地理问题，他甚至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带领学生去实地踏勘，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撰写考察报告。尽管当时对人才“有用”的界定主要是在政治管理能力方面，他仍然反复告诫学生要有“实学”、“实行”、“实用”，决不能像一个硕大的葫芦，样子非常吓人，中间空空如也，没有一点真本事。

由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后，学校特别重视的科目是数学、英语和体育，因为这些在当时都被认为是非常“有用”的知识。在这些科目上，学校对老师和学生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比如数学课特别强调学生自学预习，每次上课前由课代表将全班学生写有预习时不懂的问题的条子收上来，老师上课只对照条子讲解，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练习，教学效果非常好。体育方面，学生无故缺席一次体育课或课间操，要给予处分，记“丙警”一次。新式学校早期的教师晏仲鼎、周宣三等，尽管原为科举出身，但都是经世致用学风的积极主张者，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倡导者，历来反对学生读死书，自身也积极参与多方面的社会活动，为一时名流。

因此，他们的学生蒋翊武虽是一介书生，但组织能力、活动能力都很强，尤其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武昌起义时期，尽管蒋当兵的时间不长，在新军中的地位仅仅是一个班长，但担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却仿佛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起义力量的调度，起义方案的制定，他都亲自动手，成竹在胸。特别是面对孙武制造炸弹失事、革命党人名册落入敌手的突然变局，他果断决策提前起义，从容下达“十条十款”的起义作战命令，俨然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起义后的武昌保卫战时期，他临危受命，“守危城，却强敌”，面对敌人大兵压境、革命军节节败退的严峻局面毫不畏惧，迅速调整迎敌策略和军事部署，很快扭转了战局。最终迫使清军议和，为夺取辛亥革命全国性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革命成功后，蒋翊武又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1912年2月21日的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上，刊载了《鄂军务部蒋翊武等关于振兴实业宜先改良盐政致孙大总统电》，这份由蒋翊武亲笔撰写的电文建议：“惟组织建设，万绪千端，一政之成，非财不办。欲立根本之图，宜先注重实业。但农工路矿，一蹴可登实难。就已有之规模，汰相沿之弊薮，收效速，成功钜者，厥为振兴盐政。”4月，蒋翊武又参与创办“民国江汉大学”，宋教仁任总理，他任协理(即副总理)。

这种重视实学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得更加充分。国家“大跃进”时期，学校在常德地区率先实行厂校合并，由一中、二中和澧县印刷厂、通用机械厂联合成立澧县工学，常德专署曾在澧县一中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文化大革命中，又将一、二中合并为澧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广泛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尽管这些办学体制脱离实际，违背教育规律，存留的时间也不长，但仍然是学校重视“实学”的办学价值观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学校始终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办学活动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虽然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政治运动干扰正常教学秩序的现象，但学校对培养适应当时政治经济需求的人才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学校一如既往地重视知识与能力并重，书本与实践结合。到1991年，全省中学社会实践活动现场经验交流会和首届中学劳动技术教育现场经验交流会相继在学校召开，共青团中央还授予学校“中学实践教育活动合格单位”称号。

这种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优良氛围，熏染了一届又一届澧县一中学子，让他们活跃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建功立业。

从澧县一中走出的中科院院士沈绪榜，先后主持中国第一台TTL 电路国产弹载计算机、PMOS MSI电路国产弹载计算机、NMOS LSI电路微计算机的设计与研制;参加领导运载火箭计算机的总体逻辑设计，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完成设计和研制的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运算逻辑部件ALU获1988 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研制成功航天专用CMOS VLSI电路的32位定点RISC 微处理芯片获1996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90年代后期从事MPP嵌入式计算机的设计与研制工作。

沈绪榜是一位非常务实，非常有创新精神的专家。1971年他在基地参加导弹发射试验时，发现导弹控制系统的测试设备功能不完善，无法测试到控制系统的各个部分，大胆提出用箭载计算机来测试控制系统，使测试完善而且自动化。他的想法很快传到主持试验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那里，钱老立即找到沈绪榜，向他了解新的设想。他向钱老详细汇报了用箭载机对控制系统进行测试的方案和30多个测试项目的测试方法等构想。钱老听完汇报之后，当即决定将这个测试任务转交给他所在的771所完成，并要求他尽快拿出改进方案。从基地归来后，沈绪榜立即投入测试系统的攻坚战，很快拿出了新的测试方案，以箭载计算机为中心，配上辅助设备来完成对导弹控制系统的综合测试。因受当时的条件限制，磁芯存储器容量做不大，而火箭的测试项目多，如何设计测试程序，以减少对存储器的容量要求，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为此，沈绪榜对同事们设计的测试程序提出软件优化方案，压缩了测试程序量，达到了他设计的容量指标，使这一测试方案获得成功。这一方案的实施，开创了我国导弹与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用数字计算机自动化测试的新阶段。

从澧县一中走出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本来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是人体及动物生理专业，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尽管专业不对口，但他的信念是“干什么就要把什么干好”，当时全社会停产闹革命，他却趁机抓紧时间学习外语，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做相应的研究工作。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1974年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到中科院水生所做鱼类胚胎实验，上级指派朱作言当他的助手，终于使他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机。此后，朱作言又幸运地成为童第周的研究生，然后被公派到英国深造，师从杰出科学家凯曼博士。

学成之后，朱作言谢绝恩师让他留在美国的要求，毅然回到自己的祖国。留学归来他带领四个年轻助手，在筒子楼的两间十多平方米的简陋房屋里，开始了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鱼的实验。他们把人的生长激素基因转移到泥鳅身上，培育出了个头比普通泥鳅大三、四倍的“超级泥鳅”， 这是一场改变鱼类遗传特性的大战役之前的泥鳅预演。1984年世界第一批具有快速增长效应的转基因鱼诞生，1985年他与助手们完成了转基因鲫鱼。此后两三年，转基因鱼冲击波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相关科研机构中回响不绝。1987年在中科院转基因鱼成果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定：朱作言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了我国鱼类基因转移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在动物转移基因的研究领域里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然而尽管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朱作言却又有了另外的考虑。他认为，尽管坚信通过基因转移改变物种形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过程，但我们必须在这里止步。用人的生长激素基因做下去，显然是不合适的。从安全考虑，从伦理考虑，从各方面考虑，都不合适。于是，他把研究转向草鱼克隆基因。1991年，转基因鱼又飞跃到了一个更高的等级——第一批转全鱼基因的鲤鱼和鲫鱼同时被培育出来。转基因鱼长得快而吃得却相对较少，饲料转换率高;转基因鱼有提高蛋白质合成的效应，蛋白质含量比一般鱼高。接着，他和学生及助手们又把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不断推向新阶段。在中科院向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书《中国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进展》中，朱作言写道：“就培育安全的转基因动物养殖品系而言，很可能首先在鱼类获得突破，也很可能首先在我国突破。”

从澧县一中走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雷志栋，虽然工作岗位在清华大学，但他关注的重点却不是书本，而是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第一线。早在1979年，他就开始研究西北干旱区的水资源利用，以改善广袤的西北内陆干旱区的生态环境，提升干旱区人民的生活质量为己任。他长期与新疆叶尔羌、宁夏青铜峡和山东位山等特大型灌区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进行灌区水资源配置与合理利用的咨询研究，在叶尔羌、青铜峡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中，作为技术咨询负责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干旱半干旱区灌区的特点，他提出的水资源平衡、盐分平衡等分析思路和方法，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1991年以来，他坚持在新疆进行调查、监测、试验与工程咨询，作为技术负责人完成了对渭干河、喀什噶尔等4个大型绿洲灌区的水盐监测，对当地的水利规划与管理有重要价值，成为我国大型灌区水盐监测的范例。在叶尔羌绿洲四水转化研究、塔里木河水资源与生态保护研究中，他均取得了重要的创新性成果，为塔里木河综合治理规划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这两项成果都获得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西部大开发的水利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雷志栋院士立足科学研究，对地方政府科学决策、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如在对西部内陆河的典型区域(塔里木河流域、天山北坡，河西走廊的黑河与石羊河)进行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后，他得出结论：在20世纪的后50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田灌溉面积大幅度增加，用水量不断增大，水资源开发利用过渡，超过水资源承载力。内陆干旱平原区土地荒漠化问题严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发展、协调、保护、现实”的自然生态保护总体原则和具体措施。呼吁改变长期存在的“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向沙漠进军”的认识误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发展思路上，从过去的“以土为中心”，转变到“以水为中心”，实行以水定地，以水定工，以水定牧，以水定产业结构，甚至以水定人。并指出这是干旱区“绿洲经济”发展不能超越的客观规律。雷志栋院士在土壤水和农田灌溉方面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对推动我国土壤水问题研究和农田水利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澧县一中走出的校友余忠，196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后任中国兵工器工业总公司江麓表面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工作非常勤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也没有放松科学研究。1973年主持完成2500吨水压机4种柱塞的大件镀鉻研究任务，填补了我国大件镀鉻技术的空白。1979年研究出“无氰系列装饰镀鉻工艺”，经省级鉴定具国内先进水平，为军工转民用生产家用缝纫机解决了重大难题。1978年起，余忠进军新的领域，研究枪炮管高温防烧蚀耐磨问题。经过长达6年的反复实验和700多次失败，终于闯过难关，使具有高硬度、高耐磨、高耐蚀性和耐高温性能的两种新型合金研制成功。1984年经兵器工业部鉴定，认为这两项成果“系国内外创新，具国际先进水平”。1986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参加第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他发明的刷镀镍铁钴合金和镍铁钨合金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同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第35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获得世界发明银奖。1986年以来，余忠先后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湖南省劳动模范、湖南省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兵器工业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澧县一中走出的校友黄文杰，2003年成为全国抗击“非典”(非典型性肺炎，即SARS)的英雄，荣立一等功，晋升为相当于少将、副军级的部队文职官员。可以说，但当时疫情的突然爆发犹如战争的突然爆发，人们猝不及防，而且没有治疗SARS的任何经验与先例。作为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带领他的团队于2002年11月、12月先后收治了两名患“不明原因肺炎”的危重病人，并以他们精湛的医术和高度的负责精神使病人较快康复。这两名病人中的一人在病危时从河源市转过来，就是后来被认定的全国首例SARS患者。2003年1月2日，河源市告急，当地医院先前给这位病人治疗过的3名医生、5名护士全部感染了不明原因肺炎，生命垂危。黄文杰闻讯紧急和其他专家一道赶赴河源市参与抢救，经过努力使这些医务人员全部脱险。不久，疫情在更大范围内爆发，全国抗击SARS的重大战役拉开序幕。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役中，黄文杰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为夺取全国抗击SARS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带领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连续救治了36个SARS病人，治愈率达93%，医护人员无一感染。二是作为广东省SARS防治工作专家组副组长(组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勇于创新，大胆实践，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救治方案，对全省抗击SARS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并作为临床专家，赴北京参与卫生部SARS诊治标准、诊断方案和预防措施的制订。他还先后对广东地区17家医院、1200多名医护人员进行“火线”培训，为军地机关、院校等单位举办抗SARS知识讲座27场。业内人士称他的讲座是“及时雨”，人民群众称他的讲座是“定心丸”。三是在当时社会上谣言四起、人心摇荡的状态下，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第一个作为呼吸专家在南方网直播现场，向广大群众宣传临床医学界对SARS疫情已有的认识、已掌握的防治方法，及其已达到的相当高的治愈率。他的一席话仿佛一道曙光，有效地消除了大众的恐慌心理。四是代表中国广东省临床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广东地区防治SARS临床诊断和治疗情况。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对他的介绍予以肯定和积极评价，称赞“你们在疫情面前的勇敢精神令人敬佩，你们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全世界借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澧县一中走出的校友李远清，主攻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所谓脑机接口，是在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的一种直接的交流通道，通过实时记录人脑的脑电波，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人的思维，并将其“翻译”成控制命令，由此来实现对计算机、家用电器、机器人等设备的控制。2010年11月26日至27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清华大学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重大研究计划资助的“首届中国脑—机接口比赛(China BCI 2010)”在北京举行。这次比赛汇聚了国内在本领域研究的主要单位，包括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半导体所、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澳门大学、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等单位的17支代表队参赛。本次比赛共有四个项目：开关量控制(A项和B项)、字符输入和自动车控制。华南理工大学由李远清教授带队的参赛小组，获得字符输入和自动车控制两个项目的第一名和另外两个项目的第二名。尤其是该代表队在演示字符输入和自动车控制两个项目时，成绩非常突出，获得了观众和其他参赛队成员的阵阵掌声，其总体成绩和表现得到国内脑机接口领域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2011年5月14日，在广州市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李远清所带团队展示的“用大脑控制的轮椅”又成为耀眼的明星节目。《信息时报》报道说：

大脑控制轮椅现场秀

想去哪就去哪!前、后、左、右、加速、减速，一切的行进指令，只需想想，轮椅就能够带着你前行后退。科技周开幕式上，一个用脑电波控制的轮椅吸引了诸多市民的围观。华南理工大学脑机接口与脑信息处理中心主任李远清告诉记者，几年前，他的团队已做出利用脑实现文字输入的装置，目前这个脑电波控制的轮椅，经历了两年多的研究，仍处于实验室调试阶段。“性能稳定后，可能会推向市场，”李远清说。据了解，这台轮椅的造价目前要20万元左右，全世界也仅有2～3个科研单位有类似的发明。“应该说我们还是同国际先进水平相当的。”李远清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澧县一中走出的校友周小全，35岁时作为河南省从中国证监会引进的高素质人才，成为年轻的副厅级干部。本来他前些年就读完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博士后，并出版了两本金融学方面的专著。后来为进一步提升水平，又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第二站博士后，师从厉以宁先生。2009年初到河南后，他的职务是中原证券监事会主席兼纪委书记，为公司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大河网有报道说，2010年中原证券投行业务八战八捷。从5月18日破冰，年内其投资银行部成功主办投行项目8单，涵盖了上市首发、增发、配股、三板和借壳上市等众多金融工具，公司跻身全国证券行业第一方阵。为什么会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去年年初省政府从中国证监会重点部门引进的高端人才周小全的到来，更使得中原证券如虎添翼。”除了做好中原证劵的工作，周小全还积极为河南省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力倡在中原经济区战略规划中更加突出金融业的核心作用。他强调，金融中心是一个城市或地区金融活动的集中地，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和参与资源分配的控制中心。他指出，河南省的金融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于信贷市场发展，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于中央驻豫机构发展。这四方面的滞后必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区启动潜在的经济发展资源和突破现有经济发展的困境。因此他建议，要力争将郑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是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金融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郑州市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二是尽快将河南省的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力争含金量较高的金融优惠政策和试点机会;三是大力推动和扶持本省金融机构，尤其是证券机构的发展;四是要落实好优惠政策，在吸引金融机构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吸引高层次金融人才。他的这些观点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有力促进了河南金融业的发展。据2011年11月17日英文中国日报报道，国际知名投资家，量子基金的创始人之一吉姆•罗杰斯在“2011中国创新论坛”上称，郑州有望和上海、深圳、大连一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因为中国的大连和郑州已经拥有期货交易所。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几位校友，澧县一中还有众多校友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显示了实实在在的能力，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业绩。

谋略：能屈能伸，大度包容

本来，在澧州本土的人文精神中，似乎少有能屈能伸、大度包容一说，更多的是表现为宁折不弯，睚眦必报，火辣辣，一根筋。屈原被放逐于沅、澧一代，在楚国衰败后必欲以死殉国。打渔的老汉高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劝他随遇而安，屈原听后暂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事大约就发生在今天的常德、益阳一带，明代澧州人周叙曾有诗“欲寻渔父沧浪处，几度问山山不言”。但屈原就是一根筋，想着走着，到了汨罗江这个地方，还是忍不住“一跃冲向万里涛”。后来“楚人悲屈原，千载犹未歇”，或亦包含推崇他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

然而我们这里所讲的能屈能伸，大度包容，却是指一种成大事者的谋略和胸襟，而非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的处世态度。古人说“小器须利刃，大器须钝力”，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成语“以柔克刚”、“韬光养晦”、“后发制人”等等，都是讲欲图大事之人，一定不要对小事过于敏感，不要让小节干扰目标，不锱铢必较睚眦必报，总是坚定沉稳地朝着大方向大目标前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活着才有话语权。

澧县一中师生中这种人格境界的确立，更多地是从历代旅澧贬官和范仲淹身上汲取了营养。张九龄晚年遭贬之时，仍念念不忘“君有百炼刃，堪断七重犀”;韩愈谪居无事，悠悠然“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寇准过澧水时慨叹“深岸自随浮世变，遗魂不逐大江流”，都说明他们虽身处逆境但坦然面对，没有放弃人生的大目标。李泌是中国历史上以道士出官的第一人，能仕则仕，不能仕则隐，看似闲云野鹤，实则胸藏鸿鹄之志，所谓修道，只不过是他的一种高超的自我保护措施，一种从更深层次勇于担当的境界。俞荩本是一位敢于触忤权贵刚直不阿的官员，但仕途遭受挫折时他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潜心于为民造福，并因此而成就了自己的后半生。另一方面，李邕不善变通，寇准不能容人，都给事业与人生带来永久的遗憾，这是反面教材。至于范仲淹，早年坎坷，出道时起点很低，进入中央政府后又四起四落，然而不管“屈”还是“伸”，他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定自若，痴心不改。有人甚至说他晚年撰写的《岳阳楼记》，也是一篇巧妙地向朝廷表忠心、规避政治风险的作品。即便果真如此，以一篇政治宣言而流传千古，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德。而且，虽然世人都以范仲淹为品行高洁之典范，但他自己却最终认识到这并不一定可取。前面已经讲过，他晚年反思历庆新政，曾发出“若与国同忧，就不要专尚名节，因个人意气误了邦国大事”的感叹，他此时认为，“身安而国家可保，岂待厚于己也”，这就是说，有时候忍辱负重是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境界。

在我们的校友中，蒋翊武是能屈能伸，大度包容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了几起几落。但他始终把革命大局放在第一位，体现了博大的胸怀和坚韧的意志。史志中记载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在湖北革命军指挥部分工中忍辱负重。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成立后，以《大江报》为宣传阵地，在新军中大力发展社员，吸引将校研究团、益智社、神州学社等团体全体加入。其后又设立阳夏支部，社员以新军为主，商、学两界亦有人参加。到1911年5月，加入文学社的新军达湖北新军的五分之一，有3000多人;“至八、九月间，入社者更达八九千之众，总人数占湖北新军的十分之七八”。正式起义时，文学社成员达到11000多人。而孙武领导的共进会，会员分布在商界、学界、军界的共约2000人，起义前夕军队中只有1500人左右。但蒋翊武认为，这也是湖北革命团体的重要力量之一，为壮大起义力量，主动提出与共进会合作。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正式联合，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共进会领导者孙武本是一个投机革命者，早年冒充“孙文的弟弟”招摇撞骗，后期却因向孙中山要官不成，公开打出了“反孙倒黄，拥黎联袁”的旗号，与黎元洪狼狈为奸，在军政府中翻云覆雨，大有唐代李林甫“凡有势位将迫己者，必百计去之”的奸佞之相。此时在革命军总指挥部中，孙武等以投机钻营为能事，趁蒋翊武随部队驻守岳阳之时开会分工，肆意打压文学社成员。有人对在孙武等策划下产生的、拟在起义成功后正式上任的“预备班子”进行了统计，“在各正副部长、参议及各处长人选中，共进会占67%，文学社占10%，具双重身份者占10%，其他占13%。”但在军事上则完全反了过来。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性的43个职务共由33人分担，这33人中，文学社成员占20人，共进会仅8人，拥有双重会籍者5人。共进会成员主要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事务。在此后的武昌起义中，文学社社员舍生忘死，冲锋陷阵，伤亡惨重，但胜利后的果实绝大部分被共进会成员所夺取。尽管如此，蒋翊武为顾全革命大局，仍经常告诫文学社社员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并带头舍生忘死准备起义。

二是武昌起义胜利后职务失位但“矢志革命”。1911年10月，虽蒋翊武拟定的起义计划已由湖北革命军指挥部会议通过，但具体起义时间尚未确定。9日上午，孙武在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失事，革命军名单、旗帜、文告等落入敌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起义成为突发事件。然蒋翊武下达第一道起义命令后，负责向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共进会成员邓玉麟，没有严格执行蒋翊武的指示，致使关键性的起义命令未能按时送达。晚上12时，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在小朝街85号指挥部不仅没有等到号炮按时炸响，反而指挥机关遭到清军破坏，指挥部核心成员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悉数被捕。好在蒋翊武当时一身老百姓打扮，谎称自己是房东伙夫，趁乱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则在10日凌晨英勇就义。蒋翊武逃脱后隐藏在同志家中，10日白天又发出了几道命令，指挥当晚仍按原计划举事。下午6时左右，清军开始全城大搜捕，蒋翊武被迫离开武昌，在同志掩护下溯汉江而上，以图再举。11日在去安陆的路上，他获悉起义爆发并获胜的消息，即刻掉头返回，于12日上午抵达武昌城。此时，湖北军政府业已诞生，并推出了一个与革命毫不相干的旧军官黎元洪出任最高首脑。给蒋翊武安排的职务，仅是军政府顾问、军务部副部长，而此时尚未露面的孙武却担任军务部部长。守城同志见到举义前的领袖回来，非常高兴，同时也对蒋翊武的职务安排十分不满。蒋翊武本人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再次明确表示革命同志不以争功为要，而以推翻满清为要。不仅如此，他当天即安排两名同志火速赶往湖南，促成两湖地区革命联动。此后，他一如既往地投身到革命活动中，为阳夏战争出谋划策。作为前期战时总司令黄兴的经理部部长(后勤部长)，积极筹集调度军需，“视察并计划一切”。根本没有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黄兴称其为“谋勇兼备”的军事奇才。

三是“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 蒋翊武以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威胁到黎元洪、孙武等人的形象和地位，因此在稍为和平时即受到打压。但到了危急关头，黎、孙等人又不得不依靠他力挽狂澜。1911年11月27日，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武昌岌岌可危。黄兴主张放弃武昌向南京转移，遭到大多数革命党人强烈反对，愤而辞去战时总司令职务。黎元洪安排万廷献继任战时总司令，万仅上任一天即一跑了之。此时，历史又把蒋翊武推到了显要的位置。本来以蒋翊武的能力和影响，完全可以胜任总司令，但黎元洪、孙武为钳制他，仅给了一个“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头衔。护理，现在叫代理，就是临时用用的意思，事要你来做，官不给你当。把这幅乱摊子交给蒋翊武后，黎元洪带着家小亲信偷偷跑到了武昌城外的葛店，孙武也偷偷跑到的城外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蒋翊武为保住首义成果，独支危局，立即区分沿江为四部，命张廷辅、杨载雄等分驻扼守，顶住了清军的正面攻势，终于使武昌城转危为安，促成南北议和。而和平局面一经形成，孙武等人立即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利用老牌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在政治上的幼稚，通过黎元洪解除了蒋翊武的护理总司令职务，任命他为没有实权的“北军招抚使”，负责策反北洋军的工作。蒋翊武尽管心里不服，还是以大局为重，迅速于12月9日在汉口设立招抚使署机关，认真开展工作，同时借机对从湖南过来追随自己的一批革命同志予以保护性安置。在蒋翊武卓有成效的招抚下，阳夏等地的北军多被感化，有的派代表秘密来蒋翊武使署接洽，表达心向共和的意图，决定一有战事就举义;还有的直接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招抚使署还在市区设置沽衣店，方便招抚的清军购买便服，有时一天售衣缴械者近百人。然而仅一个月后，招抚使署又被撤销，蒋翊武继续任虚职军务部副部长，至1912年3月“群英会”事件后，军务部“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同时去职，蒋翊武被调到北京任更虚的中央政府高等军事顾问。总之，在武昌保卫战期间，蒋翊武既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又表现了策略的灵活性。他机智巧妙地开展工作，在为革命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保全了自己和保护了一批同志，为日后的“二次革命”积蓄了力量。

四是功成名就时保持低调的姿态。 1912年九、十月间，蒋翊武安排好汉口交通部工作后，回家乡澧州省亲。离别家乡三年，他由一个普通平常的小青年，成为一个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人士。尤其是他在武汉主持文学社和筹划武昌起义的故事，早已在家乡广为流传。得知蒋翊武即将荣归故里的消息，澧州各界予以热烈的期盼和隆重欢迎。在他将要经过的地方，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澧州行政厅还将县城的“多安桥”改名“翊武桥”，将东门改称“翊武门”，将正街改称“翊武街”。然而，蒋翊武并不希望惊动各方，也不希望自己的到来给地方耗费财力。他从长沙乘船到津市，然后弃舟步行20里，绕道小南门进城，于黄昏时不露声色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蒋家原住丁公桥，辛亥光复后，其父亲蒋定照以一百多串钱在老二府街西头25号买了一幢旧屋，略加整修，全家搬入。蒋翊武这次回澧州，就下榻这里。次日，澧州行政厅要员纷纷来老二街拜访蒋翊武，他反复强调自己无功可颂，不值得享受如此殊荣，要求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桥梁、街道、门楼，恢复过来。他在澧州行政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强调“革命事业远未完成，民国前途多艰，瞻望前景，实所堪虑，尚有赖同胞振作精神，继续奋进”。在家乡期间，他专程前往祖居地蒋家庙拜谒了祖先，然后还特意看望了当地父老乡亲和故交旧友，其中有他的老师晏开甲、周宣三，友人吕松亭、于哲士、黄静谦等。蒋翊武的所作所为，既体现了他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质，也表明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和不断革命的决心。

如果说能屈能伸是一种谋略，大度包容则是一种气度和胸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凡是想做出一番事业的人，总不可能一帆风顺，总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如果不能主动适应环境，如果在人际交往中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即使个人能力再强，操守再好，也会曲高和寡，至察无徒，成为孤家寡人，最终一事无成。大度包容，才能团结人，调动人，形成和而不同的团队，这是办大事者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同时，即便是不在团结之列的小人，也要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与之摩擦，以免分散精力。古人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因为小人难缠，热衷于和小人计较的人，也往往办不成大事。在这方面，蒋翊武也是我们的楷模。

能屈能伸，大度包容，实际上是一种大智大勇、君子之勇。前几年，我在对高三学生做考前动员时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应对竞争空前激烈的高考，不能没有勇气。然而，勇气有两种。我们提倡的是君子之勇。

与君子之勇相对立的是“匹夫之勇”。旧小说和古戏文里形容勇气，常常用两句说辞：“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被形容的好汉，多半是匹夫之勇。在现实生活中，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言不合，拳脚相加，也是匹夫之勇。这种匹夫之勇对我们一中的学生来说，是不足取的。因为呈匹夫之勇，不需要任何志向，不需要任何智慧，也不需要任何修养。只要有几分血气，有几分力气，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如果凭这种“勇”去闯高考这条“狭路”，不仅不能获胜，还会碰得头破血流。

因此，我们要摈弃匹夫之勇，培养君子之勇。

何谓君子之勇?北宋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泰山崩，比喻意外的变故;麋鹿兴，喻指美好事物的引诱。苏洵的意思，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也脸不变色，即使麋鹿在旁边起舞也不去看它一眼。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吓和引诱毫不动心，这样才是将军之勇，才是君子之勇。无独有偶，苏东坡亦说“天下有大勇者，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意思和上面差不多，也是讲君子之勇。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君子之勇的典型表现。

高考是如此，做人做事更是如此。澧县一中1965年毕业的一位校友，本来根正苗红，高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涉密的军工专业，按当时的计划体制，毕业后应该分配到国防建设的重要部门工作。但他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同学诬陷他书写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某人的“反革命”言论，成为重大政治问题。结果他的毕业分配资格被取消，安排到某农场劳动。但这位校友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表现了人生的大智大勇。他扎扎实实从基层做起，并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最终成为省部级党政干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年后，那个当初害他的同学自觉无颜见他，在同学聚会时躲躲闪闪，倒是这位校友大度地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早已把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忘记了。

性格：涵养血性，不怕牺牲

血性，即刚强正直的气质和品性。与血性相关的词语，有刚烈、果决、倔强、忠肝义胆、愱恶如仇、敢作敢为等等。这些，在澧州本土文化中是有深厚基础的。我们在分析澧州人文精神源头时，曾经提到过三个人：申鸣、白善和石乞。申鸣，就是那位为了保卫国家舍弃自己的父亲，胜利后又自杀以全孝的人。这个事件的最后结局，是国家保住了，但申鸣自己和父亲都死掉了——而这或许并非必然的结果，只是由申鸣的血性人格引发的极端行为——现代人从人道出发，决不会这样处理问题的。即便在当时，它与儒家文化中的亲亲思想也不合拍。白善，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军。因造反者白胜是其堂兄，又是好朋友，他帮朋友造反是不忠，而不帮朋友则是不义，在这个二难选择中他走了第三条路：弃官回家当农民。由此可见，为了忠义，是可以舍弃荣华富贵的。至于石乞，在现代人眼中就死得更没有价值，为了保住上司白胜的一具完整尸首，自己跳进油锅中死掉了。这三位先人有没有给我们留下精神财富呢?我以为是有的。撇开我们现在认为的过于走极端不可取，但他们为了名节，为了正义，为了事业，可以舍弃荣华富贵，可以舍弃生命，甚至可以舍弃至亲的亲人，这种气质刚劲、卓励敢死的性格特征今天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在前一节，我们看到蒋翊武是能屈能伸，大度包容的，但这并不排斥他同时又是一位行侠仗义、不怕牺牲的热血男儿。他只是不做无谓的牺牲，当革命需要他做出牺牲时，他义无返顾，死得撼天动地，重于泰山。

蒋翊武行侠仗义的品质，是他人格魅力、领导力、影响力的重要源泉。

1911年11月9日，是革命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英勇就义的月忌日。蒋翊武缅怀战友，不禁黯然神伤。这天上午，蒋翊武、宋教仁带领参加首义的部分革命同志，纷纷来到前清督署衙门，为三烈士就义举行隆重的纪念和追悼大会。与会同志提议：在三烈士就义的东辕门内，建立三烈士纪念碑，将“皇殿”改名为“辛亥首义烈士祠”，将平阅路(平湖门至阅马厂)改名为“彭刘杨路”，还将三烈士就义处附近的一条街改名为“三烈士街”。今天，这些为纪念革命烈士的地名和建筑，虽然有些因城市建设而毁弃或象征性的予以保留(如“辛亥首义烈士祠”仅存一座牌楼)，但武汉市政府已于前些年将阅马厂改为“首义广场”，“彭刘杨路”与都督府旧址相接，使辛亥首义和三烈士的纪念融为一体，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也是蒋翊武重情重义的历史见证。

在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中，蒋翊武的侠义性格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1911年12月他任北军招抚使期间，曾发生过这么两件事：一是萍浏醴起义时的都督龚春台，在武昌起义后率敢死队数百人至江宁，自称北伐义军，后队伍星散，他只身抵汉口，贫穷潦倒，蒋翊武赠以厚金助其返乡。二是湖南革命党人覃振，随湘桂联军至汉口，求见同乡好友胡瑛，遭到胡瑛冷遇，还挖苦说可以推荐他为鹦鹉洲驿站马夫，而蒋翊武听说覃振来了，专门为他压惊接风，并推荐他出任了黎元洪的秘书。蒋翊武对同志满腔热情，对敌人则毫不留情。1912年2月27日，旨在反对孙武的“群英会”事件爆发，而乱兵却乘机打死文学社重要成员、武昌保卫战功臣、民军第二镇统制张廷辅，并伤及他的家人。革命同志对张廷辅的牺牲，感到无比惋惜和愤怒，蒋翊武密令第二镇参谋长钟畸当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很快锁定罪魁祸首为罗大纲。罗大纲被捕后，被押往文学社力量较为雄厚的第二镇司令部。审讯中，他对策划枪杀张廷辅的事实供认不讳，当即，革命同志将罗大纲予以处决。

后来面对黎元洪制造的白色恐怖，蒋翊武又果敢地保护了两家报馆的革命同志。1912年8月8日，因《大江报》刊登了社会党首领江亢虎鼓吹“社会主义”的文章，黎元洪抓住机会铲除异己，通电将经理何海鸣、主笔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蒋翊武获知消息后紧急商议蔡济民，以军务司司长名义签发出城命令，又派赵璧君、蔡寄鸥乘军务司差船赶往汉口，在查封报馆的军队到来之前，使何海鸣等逃离虎口。在黎元洪查封《大江报》的第二天，《民心报》发表蔡寄鸥撰写的《哀大江报》一文，直书“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亦不能为之讳。”黎读至此，恼羞成怒，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竖子耶!《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若辈公然庇护之，是非重办不可!”于是，立即下令将蔡寄鸥捉到都督府。虽然蔡寄鸥自己早已寄生死于度外，但蒋翊武毅然随同前往，嘱咐卫队暂不要将蔡寄鸥交军法处，即刻亲自拜访黎元洪，具保请求释放蔡寄鸥。最终，以《民心报》(蒋翊武任社长)停刊为代价，蔡寄鸥才幸免一死。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其属下，在上海刺杀了主张责任内阁制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宋案”。蒋翊武一直奉宋教仁为革命良师益友。宋教仁被刺，对他的打击很大。在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是武力讨袁还是法律解决的争论中，蒋翊武果敢地坚持武力讨袁，并迅速南下，伺机高举讨袁义旗。在武汉，在湖南，他秘密和公开地为讨袁做了很多组织、策划和指挥工作，虽然这些努力由于敌强我弱而功亏一篑，蒋翊武自己也最终在广西全州被捕。

蒋翊武在桂林就义的情节，惊天地，泣鬼神。周星林先生在他的《蒋翊武评传》中做了详细的描述：

9月9日，是蒋翊武的最后日子。贲克昭已于前一天接到了上级转来的袁世凯“着将蒋翊武就地枪决”的电令，贲克昭不敢正面地将这个消息通知蒋翊武。不得已，在上级多次催促下，他派书记刘家正将电报原件出示给蒋翊武。蒋翊武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因此并没有感到意外和恐惧，只是提出中午烈日当头，能否将执行的时间改在下午。经过请示，贲克昭同意了他的要求。

下午三点，蒋翊武美美地享受了生前最后一顿大餐。其酒量大得惊人，贲克昭描述“酒尽三升，所备纸亦已书完”。然后，从容地从监狱里走出来，结果发现迎接他的除了一队士兵外，就是一辆破旧的囚车，他对贲克昭大发雷霆：“我好歹也是一个中将，你们就这样送我上路?至少要有一个连的仪仗兵，而且还要有军乐队欢送。这点常识你们都不懂吗?”

没想到蒋翊武在临刑前还这样讲究。对他的要求，贲克昭自然也作不得主，便急急忙忙地向陈柄焜师长电话请示。不一会，他诚惶诚恐地跑过来对蒋翊武说：“我这里条件简陋，一个连的仪仗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军乐队，我将所有号兵集合起来给您送行。您看如何?”

蒋翊武大手一挥：“行，准备去吧!”然后，又回到牢房喝酒去了。

不一会，蒋翊武穿着白色的丝绸服装，似醉非醉地从监狱里走了出来，定眼看了看门外守候多时的士兵，旁若无人地高声吟诵起自己的《绝命诗》。接着，对行刑队横扫一眼，痛快淋漓地骂起黎元洪、袁世凯两个革命的叛逆：他们 “谋杀元勋，弁鬂约法，拔专制之死灰，负国民之重托”。并告诫诸将士曰：“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

这时，陈柄焜骑着马带着一顶大轿和一群兵士赶赴过来。士兵们在蒋翊武的前面分队散开，举枪致敬。陈柄焜下得马来主动地向蒋翊武打招呼，并示意请他上轿。蒋翊武鄙夷不肖地望了陈柄焜一眼，对号手们说：“吹进军号!”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进大轿。

下午四时许，蒋翊武的大轿在陈柄焜及仪仗队的陪伴下，来到桂林城丽泽门外。此时，刑场已先有持枪的士兵警戒，警戒线外是数百名围观的群众。刑场的监视员是营副黄沛然，监斩员是营部副官陆云高，他们俩凶神恶煞地骑着马在士兵的簇拥下督阵。

刑场设在丽泽门“左转弯之六垛口下”，其中央铺了一块大红洋毯。大桥抬至丽泽门外停下，蒋翊武镇静地从轿内走出，抬眼望了一下围观的人群。围观的民众无不被这位伟人视死如归的举止所镇服，发出一片赞叹声。

行刑官大声命令：“跪下!”

蒋翊武大声反问：“请问我为谁而跪?!”

行刑官的声音猛然降了调：“这是规矩。”

蒋翊武把手上的镣铐一抛，借题发挥起来：“什么规矩不规矩，都是一些破规矩!皇帝已经打倒，我还要给谁下跪?这个世界，好的规矩就是不多，坏的规矩太多了。我们要打破那些坏规矩，建立一些好规矩。辛亥那年，我们革命党人在武昌高举义旗，结果打破了满清奴役我们200多年的坏规矩，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新规矩。现在，革命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规矩，却被一些企图复辟的小人所破坏，我们必须引起警惕，如果他们胆敢与时代的潮流作对，我们就要打倒他、推翻他!”

立在一旁的陈柄焜眼见蒋翊武越说越“离谱”，对蒋翊武说：“蒋公，就按你的意见办，这个规矩怎么个破法?”

蒋翊武知道陈柄焜在提醒自己时间到了，说：“同胞们，我蒋翊武生是共和国的人，死是共和国的魂。我愿意以我的生命告诫大家：只有民主共和，国家才有希望;只有民主共和，民众才有出路。中华民国万岁!”然后，盘坐在红地毯上，张开双手对行刑队大声说：“来吧，就朝这里开枪!”

陈柄焜小声而严厉地对行刑官说：“动作快点!”

行刑官迅速地将早已准备好的文告照本宣科地通读了一遍，然后大声地对士兵命令道：“预备——放!”

非常意外，居然没有一个士兵开枪。

陈柄焜和行刑官等人也感到不可思议，责骂士兵们为什么不敢开枪。围观的群众一片嘘声。

一个排长害怕事态恶化，骂骂咧咧地来到蒋翊武的背后，在离他不足一米的地方猛然拔出手枪，朝他开了一枪。这颗子弹穿过蒋翊武洁白的身躯，从后背进、前胸出，钻入前面不远的红地毯下。蒋翊武的身子微微怔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常态，两眼正视前方，少顷，双眼无力地合上。但整个身躯就像一尊汉白玉雕像，静静地矗立在红色的地毯上。

1913年9月9日，蒋翊武英勇就义于广西桂林，时年不足29岁。

蒋翊武既重情重义，又卓励敢死的伟大人格令世人景仰。他壮烈牺牲后，著名南社诗人成本璞回忆起国民党成立不久蒋翊武应宋教仁之邀进京，他们见面的情景。当时蒋翊武偕夫人刘玉珍、刘玉琴姐妹而行，刘玉珍身怀六甲，蒋翊武处处呵护备至。成本璞对蒋翊武有刘氏姐妹相伴的情景羡慕不已，同时也对蒋翊武英雄本色的深藏不露感到由衷敬佩。他记述道：“余在京师见翊武时，有女士姊妹二人委身从之，如娥英故事，羡其艳福，以为翊武辛亥革命成功，将以醇酒妇人老矣。后闻期间关返湘，仗义讨袁，终就义于桂林，乃知贤者之不可测也。”并因此题写绝句一首：“马革沙场君莫嗟，匈奴未灭岂为家。桂林亦有青青柳，愁绝当年姊妹花。”

澧县一中历代校友中具有这种铁血男儿气质的，决非蒋翊武一人。蒋翊武的同窗好友、武昌首义中的战友夏国瑞，后任过县立中学校长。他1925年任《澧县通俗教育报》记者、编辑时，在报纸上揭露四川军阀汤子谟的暴行，“为民请命，死何足惜”，终被军阀杀害，但临死“神色不变”，被誉为“一秉天良，奋笔直书，气壮声雄”的“报界明星”。县立中学毕业生、早期共产党人、澧县工委书记游玉圃，被捕受尽酷刑，决不开口，最终惨遭杀害。县立中学毕业生邹资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候补常委，兼任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身负重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胜利，后不治身亡，年仅29岁。县立中学毕业生张运载，中学时期任学生会主席、澧县学联主席，后任中共澧县部委委员，“马日事变”后被列为受通缉的“共党要犯”，仍顽强坚持地下斗争。被捕后英勇不屈，被反动派杀害，年仅26岁。县立中学毕业生金尧章，学生时代即以侠义著称，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革命斗争。“马日事变”后不幸被捕，被押赴刑场时威武不屈，高呼革命口号，惨死在刽子手乱刀之下，年仅19岁。这些革命志士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既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也是澧州学子的重要精神特质。

涵养血性，不怕牺牲的精神特质，也许在革命战争时期表现得更加充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从军热潮。1951年12月17日晚，学校师生举行抗美援朝动员大会，群情激昂，气氛炽热。时任校长廖鹏飞、教导主任何赐杰激情演说，学生游从俊、任长玉等三人当场咬破手指，用鲜血签下自己的名字，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天晚上的情景，后由何赐杰作词、龚光恒老师谱曲，作为校歌传唱多年。歌词的内容是：“一二一七的晚上，我们澧中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五百多颗爱国青年的心，硬如铁，坚如钢。把眼泪化成了力量，用鲜血签下了名字，光荣的事迹永远流芳。中华优秀的儿女，是模范，是榜样。”旋律明快激越，慷慨悲壮，震撼人心。时隔50多年后，当时的老校友们还能记得歌词和乐曲，还能铿锵有力地熟练齐唱。

气质：诗书作伴，灵秀儒雅

2000年湖南省高考文科第一名是澧县一中学生雷蕾。她的高考作文《品味不同的人生》中有这样一段话：一束鲜花，娇艳欲滴。悲伤的人说“感时花溅泪”，高兴的人说“风吹柳花满店香”;抑郁时说“风住尘香花已尽”，开朗时说“花月正春风”;有人说花有情：“落红不是无情物”，有人说花无情：“轻薄桃花逐水流”。花没有变，变的是人的心绪，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看一束花可以看一个人，看他的脾气、性格，看他的心情与气质。这段话连引8句古诗，生动形象地揭示了文章的主旨，令评卷老师拍案叫绝，给打了满分。这是澧县一中学生聪慧灵秀的一个案例。

腹有诗书气自华。喜欢读书，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的情趣，一种性灵的养分，进而转化为一种高雅的气质，在澧县一中有深深的渊源。从屈原怀沙，宋玉悲秋，到李群玉“枫江兰浦，荡思摇情”，戴君恩“行古宫闲坐说玄宗”，郭春山“登高来绝顶，衡岳一低”，澧州士人诗书作伴，才思敏捷，诙谐幽默，灵秀儒雅的古风一直演绎至近现代。

还是先来看一看蒋翊武。在中国历史上，蒋翊武是一位斗士，一位将军。而且他既没有出国留洋，也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其受教育的经历主要在私塾和澧州高等小学堂。然而尽管“学历”不高，但蒋翊武自幼酷爱读书，而且博闻强记，勤于思考，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从他所撰写的命令、布告、书信等文献中，我们不仅可以强烈感受其大气磅礴的格局，也可以领略其文笔犀利文采飞扬的功力。他和别人的交谈，亦言语儒雅，气度非凡。从“二次革命”时他亲笔撰写的一份文告可见一斑：

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蒋翊武布告

为布告事。概自满政不纲，以国家为私产，匹夫肆毒，际危运于元黄，郁郁中原，将沦异域，济济志士，尽膏斧钺。辛亥八月，爰举义旗，武汉三镇，同时光复，各省义师，景应从云集，未及百日，复我邦家。饮水思源，鄂省实筚路蓝缕之区;有谋未就，豫省经悉索薄赋之告。其时翊武以武口余生，与鄂省诸将士，艰难险阻，备历劳辛。溅血沾衣，野宿惊魂，饮冰伤骨。盖以天赋人权，责无旁贷。刬帝制之淫威，建共和之基础，同胞敌忾，舍命不渝。洎夫南北统一，五族一家，民国告成。大愿斯慰，约法告成，我又何求?鄂豫诸将士，受社会之崇拜，执卫国之干戈，跄跄济济，炳炳麟麟。乃袁世凯以无赖之小人，握全国之政柄。国人方推诚相与，冀促进于共和。袁贼竟阴谋背叛，敢实行其专制，延引豺虎，吸我脂膏;取彼凶残，大施杀戮，明害张、方，复嫁罪于黎氏，擅定官制，视约法若赘旒;而且下伍流氓，戕贼元勋;私借巨款，弁髦国会。竭国民之生命财产，成一人之子孙帝王。逆迹显然，无可掩讳。诸将士昔年辛苦之所祈，尽属子虚;今日灿烂之民国，等诸梦想。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仗义执言，敢忘初志?黎元洪以谨厚长者，为革命之先驱，苦口婆心，拯斯世于水火。近忽惑于人言，顿改视听。群小乘机簸弄，袁贼肆行欺侮。请北兵本以卫商民，袁贼乃直逼江西，与赣督正解释猜嫌，李纯乃乘虚袭击，限于不仁之地。当知首祸之由，即黎氏抚躬自问，能不疚心?诸将士目击斯情，愈当湔洗。公道在人，是非立判。袁贼罪恶贯盈，神人共愤。浔阳鼙鼓，万众一心，沅湘子弟，众志成城。福建则慷慨枕戈，江南则师出以律。粤东父老，声言杀贼擒王;巴蜀栖船，宣告旌旗指北。捷音频来，羽书沓至。痛北马之饮江，如秋狸之必死。翊武德薄能鲜，长揖遂初，冀终身于田庐，宁婴情于好爵。痛切剥肤，事机岂可差池?祸将噬脐，意见讵关南北，皎皎此心，当为诸将士所共谅;嘤嘤呜呜，亦不敢以不肖待人。须知高贵军人，爱国实具天职;独夫民贼，从者多属叛徒。纵令攀龙附凤，终必鸟尽弓藏。诸将士昔日勋名，手挈河山，还之汉室。曾几何时，岂不辩利害，甘为罪魁。况前年袁军蹂躏武汉，凌跞河南。江上繁华，鞠为茂草;南阳沃野，遍地荆榛。见者酸鼻，思之心悸。今复遣兵南下，继踵前规，奸淫掳掠，强暴横施，视鄂省若仇雠，以豫省为鱼肉。哀我邦人，何负于袁贼，何负于共和?长此荼毒，莫可告诉!诸将士保国卫民，顺逆何难立新。或者为积威所劫制，不敢发奋为雄，或者愤当时之指责，惟意气之是图。独不思前年主倡者，不过千人。国步艰难，智者当捐小节，同为国民，何分畛域?翊武本拥护共和之心，掬忱陨泪，告我军人：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尚望当日同志，共鉴此心，联翩奋起，慷慨同仇。漆智伯之头，燃董卓之脐。鸡口牛后，功成岂让人先;泰山鸿毛，轻重当能自释。一俟罪人斯得，即咏载戢干戈，庶几国家以永宁，共享自由幸福。会合有期，先此布告。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

这个布告也是一篇重要的讨袁檄文。写这份文告时，蒋翊武才28岁。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又面对异常险恶的政治环境，但他举重若轻，恣意挥洒，而且文笔老辣，字字千钧。1100字的文章，既是一篇犀利的政治檄文，又是一篇精彩的鼓舞美文。“袁贼罪恶贯盈，神人共愤。浔阳鼙鼓，万众一心，沅湘子弟，众志成城。福建则慷慨枕戈，江南则师出以律。粤东父老，声言杀贼擒王;巴蜀栖船，宣告旌旗指北。捷音频来，羽书沓至。痛北马之饮江，如秋狸之必死。”精辟概括了江西、湖南、福建、江浙、广东、四川如火如荼的反袁大势，振聋发聩，催人奋进。“须知高贵军人，爱国实具天职;独夫民贼，从者多属叛徒。纵令攀龙附凤，终必鸟尽弓藏。诸将士昔日勋名，手挈河山，还之汉室。曾几何时，岂不辩利害，甘为罪魁。”对北军官兵申明大义，晓以利害。“翊武本拥护共和之心，掬忱陨泪，告我军人：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尚望当日同志，共鉴此心，联翩奋起，慷慨同仇。漆智伯之头，燃董卓之脐。鸡口牛后，功成岂让人先;泰山鸿毛，轻重当能自释。一俟罪人斯得，即咏载戢干戈，庶几国家以永宁，共享自由幸福。”号召昔日同志拥护共和，拒绝独裁，同仇敌忾，奋勇立功，追求国家永远安宁，个人自由幸福。

蒋翊武全州被捕后，他深知袁世凯辈决不会放过自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他并没有忧忧戚戚，而是坦然面对，慷慨悲歌。负责看管蒋翊武的桂军团长贲克昭，“深敬佩其为人”，临刑前的几天，安排手下给蒋翊武好酒好菜侍候。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蒋翊武除了写家书，还写了四首《绝命诗》：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难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作寒鸣。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

由于黎元洪辈的“去蒋化”、“去文学社化”，蒋翊武身后留下的诗、文不多。但从这些仅存的珍贵作品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斗士，而且是一位剑胆琴心的英雄。

近现代，随着新学普及，学生在校学习的科目大幅度增加，科学知识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尽管如此，澧县一中重视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传统并未中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校即在国家规定课程之外开设“经典诵读”课程，每天在固定时间安排15至20分钟的经典诵读活动，并编写了颇具特色的校本教材《古代诗歌名篇背诵》、《现代散文名篇背诵》，后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0年，学校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全国诗教先进单位”称号。2004年和2006年，两度为“中国·常德诗人节”提供参观现场，还多次在全国相关会议上介绍经验。

从澧县一中走出的学生，成为职业诗人、作家的少见，但很多学生表现出浓厚的文人情结。这里列举其中的几位代表：

1986年从澧县一中考入清华大学的校友袁继友，大学所学专业是现代应用物理，后来的工作也是各种控制系统产品开发和企业管理。但他酷爱学习，勤于思考，在政治、历史、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等方面都有较深造诣，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和诗词。前年他们班同学在母校栽了一棵高大的银杏作为“班树”，班树发芽后他欣然赋诗：

班树发芽有感

(一)

欣闻班树正发芽，飘零心情即驻扎。

倒尽杯中苦咖啡，重续沸水泡绿茶。

呼朋引伴滚青草，放浪形骸淘泥沙。

生死闯关五旬树，返老还童再当娃。

(二)

返老还童再当娃，淘气蓓蕾爬枝杈。

风舞千手学观音，雨润万苞习杂耍。

日纺阳光织绿袍，夜裁薄雾绣面纱。

如烟往事埋心底，只争朝夕追年华。

澧县一中1987年毕业的校友龚道国，考入湖南机电学校自动化专业，现任中烟集团高管。他在读高中时就开始文学创作，拥有中国作协会员、常德作协主席等多顶桂冠，出版过多部诗集、散文集，曾获王勃杯全国青年文学大赛一等奖、诗刊社全国新诗奖、丁玲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文学方面，纯属兴趣使然。爱好文学，以及爱好其中隐藏的智慧和魅力。我既不需要依靠文学去谋生，也没想依靠文学获取什么成名成家的荣誉。对文学的爱好，仅仅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只是感觉到文学的美好，或者说往往是文学吸引我去研究它，感受它，并由此表达一些思想认识的东西，表达出一些心灵感悟的东西。或者通过文学去串接一些有趣的情节、意象和思考。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运动或者休息，我也由此获得许多精神上的愉快和力量。”因为热爱文学，他的工作和人生都充满了灵性、悟性和理性。他曾是芙蓉王企业管理品牌营销的主要负责人，芙蓉王“传递价值、成就你我”的品牌理念，内圣外王、刚柔相济的人本哲学，“民贵”与“修身”、“顾客价值”与“品牌修养”完美结合的文化内涵，使该品牌多年跻身“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强，2006年时品牌价值评估达137.51亿元。

澧县一中1989年毕业的校友杨群芳，做过教师、律师，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在读博士，中国作协会员，2010年凭借短篇小说《浮生记》入围鲁迅文学奖。她在中学阶段担任学生干部，就非常热爱阅读与写作。文学创作成名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作家应保持冷静的心态，透过社会浮躁喧嚣的泡沫，去体察人类情感与生活中的高贵与卑微、美好与卑下、幸福与伤痛……并忠实地记录，深刻而敏锐地思考，这无疑也是作家基本社会责任的体现。”她阅读兴趣非常广泛，“我喜欢的作家很多，比如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契诃夫，中国的鲁迅，沈从文。我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营养”。但她认为真正影响自己文字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它们对我的滋养是很大的。我认为，古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史记》文学之优雅壮美令人沉醉，‘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寥寥数言，就营造出排山倒海般令人惊心的场面。”因为厚积薄发，所以人们评论说“艾玛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气质也来自于小说中的人物”;“艾玛的叙述像一只外冷内热的暖水瓶，她的小说因此老到沉静，更容易沉潜到真实而丰富的人性层面去”。

那位1992年从澧县一中毕业，现在公安部物证中心任职的校友赵兴春，不仅是一位DNA鉴定和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富于激情的科普作家。2004年他与人合著出版《无声的追捕——赛恩斯博士侦案录》一书;2006年又独著出版《DNA作证》一书。后者作为科普读物，形象描述了DNA技术第一案——拿波若小镇的谋杀，DNA美国第一案——安德鲁斯强奸案，DNA技术昭雪沉冤，STR侦破奸杀大案，马加爵命案等中外有关DNA技术的刑事案例。DNA技术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高科技手段，它在案件侦查、事故处理、寻亲认祖等各个领域屡显神威。而在十九世纪当人类刚刚接触到DNA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个含有氮和磷的生物大分子就是决定人类遗传的物质。随着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揭开DNA分子结构面纱的创举，人类打开了一扇窥探自身的大门。赵兴春用通俗易懂的、富于故事情节的文字将这些知识介绍给大众特别是中小学生，必然引发他们学习生物知识、开展科学探究的兴趣。当然，这种的创作冲动也是来自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养成的阅读、思考与写作的习惯。

宋代张载说过：“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气质是一个人在人际交往中外在的表现，亦即一个人给别人的感觉，由其姿态、长相、穿着、性格、行为等元素综合而成，外化于一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气质的差异，决定着一个人在人际交往中影响力的强弱。然而尽管气质有各种分野，但好的气质必须由内在的修养中生发出来。外在的高雅气质，必须有内在的良好修养;反之，内在的修养良好，也会自然流露出外在的高雅气质。要提升内在修养，关键在于读书、思考、感悟，而这正是澧县一中持之以恒的传统。

世界正在变小，小到地球只是一个村。与此同时，人类相互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需要和谐相处。我们所培养的学生，仅仅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已经远远不够了，他们还应该成为世界公民，而且是具有中华本色的世界公民。我们努力提倡和培养学生远大的志向、进取的态度、务实的学问、灵活的谋略、坚定的性格、儒雅的气质，就是要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