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科学家钱三强
 


钱三强,19131016日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浙江湖州。他生长在开明进步的诗书世家。父亲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参加反清斗争。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讲“音韵学”、“说文研究”等。“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与陈独秀、李大铡、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创办《新青年》,是六名轮流编辑之一。
  钱三强7岁(1920年)时入孔德学校二年级就读。该校最早采用白话文、注音字母教学和实行十年一贯制,提倡德、智、体、美、劳平衡发展。钱三强阅读兴趣广泛,毕业前夕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启发,立志考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

  由于在孔德学校学的是法文,而南洋大学则用英文教本,便先于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在这里,他除了专心学习英文和其他专业课、实验课之外,常听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萨本栋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兼课讲授的近代物理和电磁学,还阅读了英国科学家B·A·w·罗素的《原子新论》中译本,从而对原子物理学发生了兴趣,1932年他改变初衷考人清华人学物理系。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中,钱三强在以系主任吴有训为代表的一批良师精心指导下,注意全面吸取知识,注意内容与方法、理论与实际、动脑与动手相结合。1935年,吴有训首次开设“实验技术”选修裸,钱三强积极报名参加,并学会了吹制玻璃的技术。他的毕业论文是吴有训亲自指导的,内容是制作一个真空系统,试验金属钠的表面对改善真空度的作用。钱

三强从年轻时候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积极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毕业时,钱三强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去向,一是南京军工署所属的机构,一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他根据父亲的意愿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后者。吴有训为之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写了推荐信。钱三强到职后,进行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几个月后,在严济慈的支持与鼓励下,他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法考试,考取了到巴黎学镭学的名额。
  1937年夏,钱三强经过一个多月的海轮航行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先期到达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的严济慈亲自把他介绍给了伊莱娜·居里教授。钱三强的博士论文被安排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同时进行,两个实验室的主持人一一一伊莱娜·居里和弗莱德里克

·约里奥共同负责指导。钱三强没有辜负机遇和信任,他勤奋好学、诚实开朗、乐于助人的精神受到普遍好评,工作进展迅速,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同年5月,法西斯德国进攻法国,他随难民向南逃亡,一个月后法国沦陷,又被迫返回巴黎。
  1942年底,钱三强转赴里昂等待乘船回国,由于太平洋航线中断,他滞留里昂大学任教,指导大学毕业论文,同时自己钻研量子力学和学习照相的感光机制。一年后受伊莱娜·居里邀请,再返巴黎,仍在两个实验室同时进行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次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1945年,受伊莱娜·居里派遣,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C·F·鲍威尔博士所在的H·H·威尔斯物理实验室短期学习最新出现的核乳胶技术,并出席英法宇宙线会议。其间,在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安排下,在伦敦会见了邓发将军。从此?/P>

?钱三强对争取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以及自己的责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实践。
  1946年春,钱三强同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何泽慧博士在巴黎结为伉俪,并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钱三强领导一个研究小组(有何泽慧和两名法国研究生参加),利用核乳胶研究铀裂变,经过反复实验和上万次的观测,发现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同年,钱三强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7年升任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导师。
  1948年夏,钱三强与何泽慧携刚足半岁的长女一同回国,拒绝南京政府挽留,坚持到北平,接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周培源教授邀请,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与何泽慧、彭桓武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19491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钱三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

(在布拉格和巴黎同时举行)。临行前,根据钱三强的建议,中共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5万美元,由钱三强带到国外购买核科学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尔后,钱三强还先后随同郭沫若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和在奥斯陆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特别会议,陪同宋庆龄和郭沫若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1952年,钱三强参加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赴朝鲜和我国东北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战的事实,为和平正义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调整工作,先后主持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和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19533月,钱三强率领26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对苏联近百个各种类型研究机构、十余所大学,还有厂矿、农庄、博物馆等,进行了广泛、深入、全面的考

察,历时三个月。代表团回国后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在北京、上海、南京、沈阳等地科学界作了传达。访苏代表团对中国科学院以后几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
  1955115日,经过周恩来总理事先组织与安排,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钱三强、李四光等关于原子核科学工作和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决定大力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并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三人组成领导小组,加强对原子能工作的领导。钱三强从此以全部精力投入原子能的全面发展工作。同年,苏联同意向我国出售一个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秋末钱三强率团赴苏考察学习。两个装置均于1958年在原子能研究所建成开动。
  1956年国家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作的工业部(先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

为副部长之一,兼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58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实行第二机械工业部与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钱三强仍任所长,很好地实现了院与部的协作。
  1959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我国正在开展的尖端技术项目,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党中央及时作出“大力协同,依靠自己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示,钱三强积极响应,原子能研究所全力转入支援原子能工业的阶段,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还先后选派和推荐优秀科技专家(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陈能宽、胡仁宇等)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有关院、所、厂负起科技领导责任。同时他和中国科学院其他领导(裴丽生、秦力生和谷雨等)一起亲自率领工作组到东北、上海等地安排落实任务,广泛调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在铀矿评价、采选、铀化学化工、铀同位素分离、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及高效炸药等方

面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问题得到解决。终于在196410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三天后,钱三强被派往河南信阳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审查、批判和斗争。而他对真理坚信不移,对事业执著追求,从未消沉懈怠。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从第二机械工业部回到中国科学院参加领导工作,先后任副秘书长、副院长,短期兼任浙江大学校长。他主持领导了恢复学部委员的活动和增选工作。他先后率团访问了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比利时、荷兰、美国。他对学习外国经验,主张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不赞成机械照搬。1982年他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后任名誉理事)。同年被任命为全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为评选国家第二次自然科学奖和我国学位制的建

立,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5年,钱三强因健康原因辞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任特邀顾问,兼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为我国“文化大革命”后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奠定了基础。同年,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签署文件,授予钱三强法兰西荣誉军官勋章,以褒奖他曾经在法国取得的成就和为中法友好做出的贡献。
  1986年,钱三强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兼任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主任。1988年他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任全国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钱三强的学术成就与主要贡献简述如下:
  法国十年
  曾经指导钱三强博士论文的法国原子能专署高级专员、法兰西学院教授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和巴黎理学院教授伊莱娜·约里奥·居里于1948426日,在钱三强回国前夕,共同签署了对他工作和品格的评语:

  物理学家钱先生在我们分别领导的实验室——巴黎镭学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时近十年,现将我们对他各方面的看法书写如下,以资佐证。
  钱先生与我们共享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示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异。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在法兰西学院,我们两人之一曾多次委托他领导多名研究人员。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完成得很出色,从而赢得了他那些法国与外国学生们的尊敬与爱戴。
  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
  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

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钱三强在法国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原子核裂变进行的。
  (1)对裂变现象的证明
  钱三强涉足原子核科学时,正值该领域强手如林,捷报频传之时,特别是1938年底核裂变的发现,如同打开了原子世界的大门,世界各国二三十个实验室的核物理学家和核化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转向对铀核裂变过程的研究。19391940年,约里奥·居里夫妇领导的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完成了一系列有关裂变的重要研究。钱三强就在其中从事工作。1938年,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其博士论文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用云室研究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由于一般云室有效灵敏的时间短,工作效率低,约里奥·居里先生正在制作一个灵敏时间长的云室。他决定让钱三强参加这项工作。用了约一年左右时间,完成了一个新的云室,其有效灵敏时间达到0305秒。钱三强还根据老师的要求,制作了一个可以自动卷片的照相系统。

  1939年初,约里奥·居里夫人也要钱三强在自己的实验室设计一个新的有效时间更长的云室,作为博士论文的一个部分。新的云室完成后,约里奥·居里夫人安排与钱三强合作进行一项验证裂变概念的研究。约里奥·居里夫人亲自做放射源,她用化学方法提炼了铀和钍受中子打击后半衰期力35小时的镧的两个放射源;钱三强用自己制作的云室观察和测量β射线能谱,看二者是否等同。实验进行了三个星期,结果用中子打击铀和钍后得到放射性的镧同位素,从它们的β射线能谱证明它们是同一种同位素,也就是说,铀与钍用不同方式裂变后,可以得到同样的裂变产物。同年,约里奥·居里夫人与钱三强共同发表了“在铀和钍中产生的稀土族放射同位素的放射性的比较”研究论文。这项成果,对当时发现不久的裂变现象在理论上是有力支持。
  19431944年,钱三强根据H·A·贝特的高速带电粒子穿过物质阻挡慢化的理论,用云室仔细研究了电子径迹末端的

弯曲,他首先从理论和实验上确定了50000电子伏以下的中低能电子的(真)射程与能量的关系,由此得出电子引程与能量关系的曲线。这既对实验工作有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贝特关于带电子粒子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理论。
  1946年,钱三强与G.布依西爱、M.巴什莱合作,用电离室与线性放大器相连接,首次测出了镤的α射线的精细结构,它由射程为3.511厘米的主要部分(占80-85%)同射程为3.23厘米(占8-10%)与3.20厘米(占8-10%)两个次要部分组成,并且与电子内转换得到的γ谱线符合得很好。
  此外,钱三强还在以下方面进行过研究和实验,发表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铷分子的吸收光带及其分解能(1937):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0);射锕软γ射线的强度(1942);用照相乳胶记录带电粒子(19431946);RaD的软γ射线和荧光L谱(19431945);锿的α线射程(1945);钍的裂变能(1947)等。

2)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铀核因俘获中子或受带电粒子或光子的轰击,激发而分裂成两个较轻的核,这就是1938年底发现的裂变现象,也称为二分裂。几乎与此同时,N.玻尔和J.A.惠勒在提出液滴模型理论时曾预言,重核裂变有可能分裂成三个带电核。1941年,美国物理学家R·D·普赖深脱根据液滴模型理论,第一个指出,铀原子核在吸收一个中子后,获得足够的激发能,从动力学上考虑,可以分裂为三个带电核,但在较长时间里这一预言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也没有得到实验证实。
  19459月下旬,各国同行云集剑桥参加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也应邀出席。会上钱三强代表何泽慧宣读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研究论文。接着,两位在N·费瑟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的英国青年L.L.格林和

D.L.李弗西,在会上投影了一组用乳胶研究裂变的照片,其中有一张记录到一个三叉形的径迹,他们介绍说,两个粗而短的径迹是裂变的两个碎片,另一个细而长的径迹象α粒子,但比已知的天然放射物放出的能力最强的α粒子还要强些。此外再也没有对其作进一步的说明。这张照片引起了钱三强的特别兴趣。回到巴黎后,他立即带领研究生R·沙士戴勒和L.微聂隆用依尔福德核乳胶作探测器进行实验。(后来何泽慧也参加了该小组)。约里奥-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让给钱三强等作观测。实验中观测到大量裂变径迹,其中发现相当多的三叉形径迹,根据大量实验事实,特别是有关粒子的发射方向和质量等关键性资料,他们首先证实了三分裂这一新的裂变方式。他们于1946129日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正式公布了三分裂的初步研究成果;同年1223日,又公布了首次发现的四分裂径迹照片(由何泽慧首先发现),并附有详细测

量计算数据,次年2月,钱三强等向美国《物理评论》寄送了三分裂的研究报告,文章在结论中写道:基于动量守恒进行的精确分析证明,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描述成为裂变碎片在其起始点与乳胶所含的核(诸如H,C,N,O,BrAg)之间发生的碰撞,更合理的结论应该是:这些是铀分裂成三个带电碎片的裂变(三分裂变)。
  这一研究成果,约里奥·居里先生于1947年春在巴黎举行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作了宣布,他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上一相有意义的工作。
  (3)对三分裂现象给以合理解释
  三分裂报告发表后,在各国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首先是英国的格林和李弗西得知实验结果后,专程赶到巴黎进行实地考察,对钱三强小组的全套数据和各种细节感到信服和惊讶。他们回到英国又重复作了实验。找到了更多的三分裂径迹(没有观测到四分裂)。他们的实验结果公布于19473月的

《自然》杂志,但他们的研究结论,仍然坚持认为第三个碎片是“两阶段核作用”放出的α粒子,不是三分裂变。
  此外,加拿大的P·德谟斯,美国的G·法维尔,E·薛格雷和C·魏甘德等也都在实验中观测到发射第三个碎片的事例,并于1946年底和1947年初先后发表研究报告,也都认为第三个碎片是α粒子。不是三分裂变。
  钱三强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心。他根据实验事实继续进行分析研究,得出能量与角分布等关系,并于1947331日向法国科学院提出了“论铀的三分裂变的机制”的研究报告,进一步对三分裂现象从实验与理论两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报告开宗明义:用三分裂来解释我们的实验结果,比用两阶段核作用放出α粒子来解释更令人满意。接着,钱三强在报告中阐述了以下几点:如果裂变前放出了α粒子,其方向应倾向于液滴变形的轴向;如果裂变后由某一重碎片放出,则α粒

子的方向对运动中的重碎片是各向同性的:如果是三分裂变,第三个轻碎片的发射方向应与两个重裂片的发射方向主要成直方向射出,而且不一定全是α粒子,可能会有一质量谱,估计氚或氦有可能存在,因为它们包含较多的中子。到60年代,英国、苏联、波兰等国家的七个实验室,先后利用新的半导体探测手段研究裂变,证实了第三个裂变碎片确有一个质量谱,除约90%的α粒子以外,还发现其中确实包含有约10%的氚和氦,以及少量氢、氚、锂、铍、硼、碳核等。至此,钱三强在1947年的理论预见终于得到实验证实,三分裂(300次裂变中约有一次是三分裂)从而彻底得到物理学界的公认。四分裂也被证实。
  以钱三强和何泽慧等的实验为开端而引发的一系列研究及其成果,使人们对于裂变的物理过程有了更好的了解,并且从一个方面

揭示了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积极组建中国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培养原子核科学技术人才
  钱三强1948年回国后,他一方面任教于清华大学,讲授原子核物理学,一方面在北平研究院筹建了原子学研究所,兼任所长。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即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化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从1951年起钱三强一直任该所所长,他和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等一起,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建立起一批仪器设备,全面筹划提出发展我国核科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以原子核物理研究为中心,同时进行放射化学、宇宙线、理论物理、电子学等领域的研究,并通过科研实践,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使之既能为适应我国原子能应用的需要准备条件,也为原子核科学进一步发展在人力、物力上打好基础。特别应提到的是,在吸引人才方面,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下,钱三强等进行了周密

而有效的工作;尽力争取国内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来所参加或兼职工作,设法争取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及留学生归国工作;积极选拔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来所培训,仅仅几年时间,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核科学技术专家,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东欧和国内各大学、研究单位纷纷来到所里。原子能研究所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作为所长,钱三强知人善任,精心组织,团结全所人员通力合作,攻克一个又一个理论和技术难关。1958年,我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先后建成;静电加速器、中子谱仪、零功率装置、磁镜型绝热压缩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等近50台件重要仪器设备相继建成运行。随之,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钚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核聚变等研究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以钱三强为首组建的这个基地,在我国核工业建

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在全国逐渐派生出一系列核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出一大批日后成为核工业战线科研与生产主力军的优秀人才。
  重视理论储备,提供发展后劲
  钱三强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他自始至终十分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近代物理研究所创建初期,全所仅有五个研究组,其中就有理论物理组,分工由彭桓武、朱洪元领导,开展关于原子核物理理论以及粒子物理理论的研究,同时注意反应堆、同位素分离、受控热核反应等应用性理论问题。1960年,钱三强又接受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的委托,在所内适时地组织黄祖洽、于敏等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开始对热核反应机理进行探索性研究,探讨了不少关键性概念和机制,为氢弹研制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后来,原子能研究所这支力量的主要部分与核武器研究机构进行合并,理论工作更是发展迅速。理论物理学家的出色工作和钱三强等这种有预贝性的安排,对我国后来原子

能事业的顺利发展,特别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粒子物理理论工作者在学习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粒子也是可分的哲学思想指引下,曾经集合起来从事基本粒子结构问题的研究。在1965--1966年,他们提出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以研究粒子的动态性质。层子模型是层子动力学基本理论建立前的一个较好的强子结构模型理论。它成功地说明当时粒子物理实验数据的一些主要方面;通过强子内部结构的波函数,将电磁相互作用过程和弱相互作用过程联系起来;通过层子所参与的相互作用将介子和重子的性质联系起来。钱三强曾积极支持和促进了这一工作。本来这一工作称强子的结构模型,他认为不如将这一名称改为层子模型,将更能确切地反映出层子这一层也只是人类认识的某个里程碑的思想。层子模型

的主要思想,曾受到国际理论物理学界重视,已得到这一领域工作者的普遍承认。
  此外,钱三强在主持中国物理学会和负责中国科学院学术领域工作期间,先后组织并主持全国理论物、天体物理讨论会,特别是19801月由他和周培源主持的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杨振宁、李政道等50位各国华裔学者应邀参加),对我国该学科的发展、提高和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为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成立时,钱三强曾主持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并首先着手对全国研究机构进行调研和调整。仅1950年,曾先后召集专门学科会议48次,与各方面科学家共同协商拟定调整研究工作方案;同时,积极组织调查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科技力量及其分布情况,先后调查了全国57所高等学校和政府产业部门所属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井提出调查结果;还对全国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进行了两次调查。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科研机构调整、聘请知名学者为中国科学院科学顾问和争取国外学者回国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为确定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和全院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此后,他长期参与中园科学院的领导,为全院工作的决策,特别是组织和调动院内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发展,加强学术领导,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恢复学部活动等万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三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留学时期,又在约里奥·居里夫妇这样的进步爱国科学家熏陶之下,并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及高层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形成了他自己的品德和风格。
  钱三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学时代,他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1948年,正当他在科学上有作为的时刻,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学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回到中国,

决心为祖国科学事业而献身。他一贯追求真理,在国外留学时,他就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曾与中共旅法支部建立了联系,遵从党的指示,参加进步活动。回国时,他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要挟,坚持到清华大学教书,留在北平迎接解放。此后,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在科技界起了良好的作用。195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听取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他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领导工作。表现出杰出的组织工作才能和无私大度的宽阔胸怀。例如,在组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时,想方设法把有关领域内国内最强的科学家请到所里来工作,并积极为其创造条件,让他们施展才华。在工作安排和经费、仪器分配上,他总是从全局出发,尽量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正是由于对人才兼收并蓄、领导工作上甘为人梯的大度风格,使得

他所领导的研究所人才济济,兴旺发达,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遗余力地教育与培养年轻一代是钱三强的又一特点。他十分注意发挥青年的主动性,工作中放手让他们去闯,只在关键处给以指点。遇到年轻人提出的新想法,哪怕是不成熟的、荫芽状态的,也总是给以热情的支持,并帮助他们完善,促使实现。在探讨学术问题时,总是注意引导和鼓励年轻人自己去讨论,即使发言,也是以普通听众身份和平等的态度,和大家一起提问题,一起寻求答案。他经常把自己在科学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亲身体会告诉大家,让大家注意积累,少走弯路。
  钱三强一贯重视对青年的思想品德的要求,鼓励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一再告诫该科学技术领域的同志们,不要追逐个人名利,要服从国家需要,应该打算隐姓埋名,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工作下去。正是在一代像他这样的老科学家的带领和

影响下,我国一大批科技工作者,自觉自愿地把自己青春和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原子能事业,在鲜为人知的艰苦条件下不声不响地奋斗了几十年。
  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对于不合理的事,即使是一时的强大潮流,钱三强也不愿苟和。例如在“大跃进”时期,钱三强宁肯承受压力,坚持不提高指标,因而一时被认为是保守的。而对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1962年对科学工作的指示,却不顾巨大的压力,奔走呼号,积极贯彻.正是由于这种刚直的性格,使他在某一时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旧坚持一个共产党员和科学工作者的正直立场,始终不悔,兢兢业业地工作。
  钱三强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青年工作者。他的贡献和影响,将永远留在中国科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