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与民风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北宋经学家邢昺(bǐng)解释说：“在上君子，为政之德若风;在下小人，从化之德如草。”澧州早已不是化外蛮荒之地，民风多为官德所化。因此，了解澧州历史上的官德与民风，必然首先分析官德，进而发现为官之德、为政之德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一、澧州历史上有重视官德的传统

澧州的人文传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的。

中华民族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是“以德治天下”。了解这个源头，先要讲到一个人——伊尹。伊尹生活的年代是夏末商初，公元前1600年前后。其实，“伊”是指他的出身地(洛阳的伊河)，“尹”是官名，相当于宰相。伊尹出身于奴隶家庭，父亲是厨师，母亲种桑养蚕，他自己也是一个有名的厨师。虽然出身低贱，但他自幼聪明好学，既掌握了烹调技术，又深懂治国之道;既作部落首领的厨师，又当贵族子弟的老师，其德行学问远近闻名。据甲骨文和后来的文献记载，伊尹是中华厨祖，是中国最早的老师，是中国第一位著名贤相。在今天颐和园的彩绘长廊中有一幅画，讲的就是商汤“三请伊尹”的故事。这幅画在人物中排第七，但前六幅都是神话，可以说，长廊彩绘的真人真事中，伊尹是排第一的。河南嵩县有一座纪念伊尹出生地的“元圣祠”，其对联说：“志耕莘野三春雨，乐读尼山一卷书”。古人把伊尹称为“元圣”，把孔子称为“至圣”。

伊尹有什么历史贡献呢?他辅助商汤，灭掉夏朝建立商朝，教育商汤效法尧舜，以德治天下，为商王朝延续600多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伊尹活了100岁，执政50余年，辅佐了商朝建立以后的5代君王，也可以说是用“以德治天下”的思想直接教育了5代君王，又间接影响了后面的历代统治者。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商汤去世后，伊尹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开始太甲不怎么成器，伊尹将他软禁在汤王的墓葬之地桐官，逼他读书悔过，自己与其他大臣代为执政。伊尹还写了《伊训》、《肆命》等“教科书”让太甲学习，如《伊训》中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三年后，太甲改邪归正，伊尹立即还政于他，但同时也不忘继续教育他。在《太甲》篇中，伊尹告诫太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huàn)”，“天难堪，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漫神虐民，皇天弗保”。这就是说，老天爷是难以相信的，命运也是靠不住的。保持其德，才能保持其位。德行不能经常保持，统治九州的王位就要失去。如果轻漫祖先和神灵，虐杀老百姓，皇天也保不了你的王位，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自身修养，“眷求一德”。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勤政修德”， 表现良好，“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被后代尊称为“大宗”。

伊尹的这些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后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姜子牙搬出的论据就是“天命有常，惟有德者居之”。诸葛亮辅佐刘备争天下，其理论也是“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西周的统治者，还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敬德保民”的思想，所以这个王朝维系了800年。

伊尹之后约1000年，孔子对“为政以德”的思想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挥。《论语》中，孔子和其弟子多次谈论这个话题，表述了一些今天仍然很有光辉的思想，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等等。

这些思想，对澧州的官德民风影响很深。明代人孙治在澧州《科甲题名记》中说：“昔子游出宰，而武城弦歌;韩愈为守，而潮人知学。上以是率之，下以是化之，捷若影响然。”而《澧纪》开篇则明确，在澧州守土任职的官员，如果“仁者爱人，永怀明德”，且“嘉绩既懋”，则“令名可勒”。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澧州，不等同于今天的澧县。历史上，澧州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有一段时间位置比地级市还高，澧县是其首善之区。现在通行的说法，澧州始建于西魏恭帝二年，也有说是梁敬帝绍泰元年，其实都为公元555年。澧州这块地方，建州前是南朝梁的疆域，北朝西魏在公元554年灭了梁元帝，第二年就设置了澧州。但当时“南北分踞，郡无定属”，澧州属于西魏的时间很短，很快又被北周、南陈所统治，故纪年说法不一。从公元555年建州，到1913年废州改县，澧州作为州一级的建制历时1398年。而且，从公元1551年起的300多年内，澧州古城是湘北的行政中心(上荆南道、岳常澧道等道署所在地)，管辖今天张家界、常德、岳阳和湖北荆州、宜昌的广大区域。

而且，尽管西魏统治澧州的时间很短，却一开始就深刻播下了“为政以德”的种子。西魏权臣宇文泰是个很有见识和才干的人(即后来的北周太祖)，建州之初，他对官员选拔提出了两条严格的标准：一是“通六条”，即“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二是“能造计帐”，大约也就是懂财政经济。当时西魏政府制订了规范的财政制度和记账格式，首创以红色字记财政支出、黑色字记财政收入的办法。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通六条”。其中，“先治心”、“擢贤良”是提升官员的品德修养;“敦教化”是端正社会风气;“尽地利”是发展地方经济;“恤狱讼”、“均赋役”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在今天做好了，也是政府的重要“德政”。

二、澧州历史上官德民风的精神偶像

偶像，本意是用木石等雕塑成的人像，是人们仰慕、崇拜、供奉、祭祀的对象。一个地区或一个族群树立的偶像，直观表现其共同价值追求。在我国历史上，偶像主要集中在各种祠堂、庙宇、书院，而且祠堂多半成为书院的一部分。如澧州的车渚书院、文山书院、溪东书院初建时，都设有相应的祠堂来供奉车胤、李群玉、范仲淹等先贤。

今天我们看到的澧州史志，记载有偶像的都是文庙、祠堂、书院等建筑，很少有佛寺、道观的介绍。除文庙外纵有以庙相称的，如思王庙、纪信庙、关圣庙等，也是真有其人，有值得现实生活中的人尊崇和效法之处，其本质上还是祠，主要用于祭祀而非祈拜。所以我们说，这些偶像是精神偶像。

实际上，建立这些偶像的宗旨也非常明确，即弘扬德政，淳化风俗。如明代知州蒋肇在倡议重建文庙时说：“庙不饬，何以安明灵、致诚敬?学不饬，何以兴教化、成贤才?为政之本，宁有重于此乎?”佥事成某在《重修文庙记》中申明建庙的目的：“思效前哲往贤，而光夫邦邑，厚乎风俗。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使人有所法度。”“若其藻词美翰，激昂青云，以谋利禄而已，不惟诸生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尚书李如圭在《忠孝祠记》中说：“有公如此，是能拔起流俗，而亦可见文武成康之遗化，犹有存焉者。”侍郎刘丙在澧州《名宦乡贤祠记》中强调，“有功德於民，则祀之”，“后之宦与生是乡者，礼其祠，慨慕其人，取其言行而效法焉，不独为澧之福星，此州之善士而已”。知县梁宝在《车渚书院记》中说：“由此聚生徒以考德问业，时祭祀以崇德象贤，吾乡后进，拜瞻盼仰之余，论时尚友，其所以感发兴起，励先生之志节以驯造。”

澧州历史上有作为的地方长官，都比较重视通过建祠兴学来树立偶像，引领风化。仅明代《澧纪》记载的这方面情况就有：

忠清祠：在州东北二里。嘉靖甲午(1534)知县汪倬建。祀楚三闾大夫屈原，以宋玉配。春秋祀。

贞烈祠：在州东二里，祀秦范郎妻孟姜女。嘉靖甲午(1534)知县汪倬建。

彭思王庙：在州西十里彭山上，祀唐刺史李元则。岁以春秋祀。万历庚寅(1590)，知州管宗泰重修。【始建于宋或唐，有宋代任续(1114—1170)撰《思王庙记》】

忠孝祠：在州西三十里寿光寺内，旧祀春秋楚相申鸣。正德丙子(1516)，知州叶士美、岳州府推官王禄重建。【始建于何时未知，有宋代绍兴年间(1131—1162)重建的记载】

忠烈祠：在州东三十里，祀汉伏波将军马援，嘉靖间(1522—1565)知州甘为霖建。

崇德祠：在州北五里东岳宫内，祀晋尚书车胤。嘉靖间，知州汪倬建。

三贤祠：在州南一里，祀车胤、李群玉、李如圭。知州水之文建于1565年。【李如圭卒于1547年】

宋玉祠：在州西六十里，地名浴溪。

范文正公祠：在安乡县治北一里，即读书台，1196年御史范处义、知县刘愚重建。始建于何时未知。

名宦祠：在儒学庙门东，旧在玄妙观右，明万历乙未(1595)修。祀汉马援;唐李元则、崔瓘、李泌、柳晟、李建、杜悰、李绚、皇甫镇;宋陈恕、史方、郭逵、李平西、黄琮、叶畬、张忠恕、杨大异;元刘好礼;明史希贤、段勉、蒋肇、熊一定、余珊、甘为霖、朱良、汪倬、黄震昌、严宾、冯成能、丁文华、杨翚31人。

乡贤祠：在儒学庙门西二祠，旧在玄妙观右，万历乙未(1595)修。祀周申鸣;晋车胤;唐李群玉;宋苏庠、赵彦若;明张廷兰、戴本、徐玉成、易英、毛颖、李通、张浩、周禧、樊经、李纯、梁宝、李如璋、汪俭、李如圭、高鹏、吴让、汤时来、崔珂、李槃、汪瑞、任邦彦、龚天申28人。

名宦乡贤祠：(1511年修，侍郎刘丙作记，在文庙东)，祀名宦11人：唐李泌、崔瓘、杜悰、李建、李绚、皇甫镇、李元则;宋郭逵;明史希贤、蒋肇、段勉。祀乡贤9人：春秋白善、申鸣;晋车胤;唐李群玉;宋苏庠;明张廷兰、易英、李通、樊经。

名宦乡贤祠：(1520年修，知州余珊做记，在遇仙楼东)：祀名宦10人：唐柳晟;宋陈恕、史方、黄琮、叶畬、张忠恕、杨大异、赵彦若、李平西;元刘好礼。祀乡贤3人：明戴本、毛颖、高鹏。安排专人管理，有田土、铺面等固定产业，祭祀时间及供品皆有定制。

还有《澧纪》中没有收集到的，如宋代的《澧州群贤堂》。宋宁宗嘉定年间的澧阳县尉(县武装部长)刘子澄写过一篇《澧州群贤堂记》，是高守泉同志发现的。通过这篇文章，我们能够认识群贤堂中的偶像，体会其中的人文精神。

文中记载，公元1212年左右，浙江宁波人、澧州知州林岳到任不久，就倡议修建祠堂，供奉先贤。通过深入调研，认为有八位先贤值得供奉。他们是：楚国丞相申鸣、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东晋吏部尚书车胤、东晋宜都内史周级和其侄子周该、晚唐著名诗人李群玉、北宋名臣范仲淹、南宋著名诗人苏庠。这其中，申鸣、车胤、周级、周该、李群玉是本土人;屈原“尝游澧，作《九歌》”;范仲淹“尝读书安乡”，苏庠是“寓澧者”。

刘子澄将“八贤”按事迹分为三类：一类是“殉忠”者，包括申鸣、屈原、车胤、周该、周级;一类是“肥遁”者，包括李群玉、苏庠;还有一类是“志斯世者”，即范仲淹。这三类人，可分别称为烈士、隐士、志士，都是澧州人的榜样。而从数量上看，人们最推崇的还是烈士。所以有人(明代提学副使王在晋)说，澧州人“知义而好文，慷慨激烈，有灵均之遗风”。

三、澧州历史上官德民风的几个主要特点

前面已经提到，官德与民风的关系，官德是主导。实际上，它又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古代实行“异地为官”，所以澧州的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官德，倡导各种各样的民风，其中美好的东西，必然在澧州播下种子;同时，澧州人也到外地去做官，也会把本土的好东西带出去，发扬光大。故官德与民风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更无法一一对应。在某种意义上说，官德民风就是一种氛围，一种环境，一种能够让人感觉得到、能够辨别其美丑善恶却又难以具体言说的客观存在。因此，讲官德民风的特点，只能综合地讲，而且侧重于举例说明。

能够表现古代澧州官德民风的典型很多，这里只能抽取其中一部分。而且，我想着重介绍一些新人，至于大家比较熟悉的先贤如屈原、宋玉、车胤、李群玉、范仲淹等，则基本略去。我以为，古代澧州官德民风至少有以下六个特点：

㈠爱护百姓

公元557年，澧州建州不久又为北周统治，孝闵帝宇文觉委任郭彦为澧州刺史。此前由于“蛮佐”作梗，澧州百姓聚散无常，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国家的赋税收不上来，州府吃的粮食也每年靠荆州输送。郭彦到任后，采取有力措施引导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社会风气大为变化，很快就形成了“民皆务本，亡命之徒，咸供赋役，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的局面。因此，当他“秩满回朝，吏民号哭，送彦二百余里”。

元朝初年，新政权刚刚建立，人心不稳，张雄飞出任澧州安抚使。他一到任，就布宣德教，整顿秩序。当时澧州有两个富商，犯有偷税和打人的罪行，官府僚佐受其贿赂，打算包庇过关。发现这种情况，张雄飞更加从严追查。左右说，这些小事，何必这么认真?张雄飞说：我不是要惩治偷税打人者，而是要改掉宋朝弊政，惩处那些不敬畏法律的人。于是严肃惩处了这两名富商。没过多久，又有百姓因饥饿群聚闹事，抢了富家的粮仓，治安部门打算以强盗罪严办。张雄飞说，这些人抢粮食，是为了救死，不是真正的强盗，应该宽大处理。一句话，避免了一百多人被处死。这样一来，社会秩序就迅速安定了。在他之前，荆湖行省有个蒙古贵族叫阿里海牙，擅自将3800户乡民籍没为家奴，自设吏员管理，责令每年向他交租赋。张雄飞到任后直接找阿理论，让他改正，阿不听。张雄飞又上朝申奏，终于争取到皇帝下诏，让这些人还籍为民。

明代澧州判官杨璟，“才堪理剧”，善于应对繁杂事务。有个当兵的一头牛不见了，诬告是村民吴某偷了。州里的巡捕从吴某家里找到了牛，准备抓吴某入狱。杨璟很怀疑。他暗暗派人将这头牛牵到郊外，然后放开，看牛往哪里走。结果，牛经过当兵者的家门没有进去，而径自奔入吴某家的牛棚中。于是杨璟把这当兵的抓来治罪。这样一来，有权有势者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明代澧州知州熊一定，“赋性抗直，政尚严厉”。当时州城有一块空地，是老百姓的放牧场。华阳王府想据为己有。熊一定专门发了一个文告，说“文王之囿，与民共之”，王府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当时九溪(澧水上游)有一个“千户”，行凶作恶，棰杀良民，熊知州毫不留情将其抓来治罪。从此土豪劣绅都夹起尾巴做人。明代有“赎刑”制度，即犯了罪的人，其家属可以通过缴纳钱粮来抵扣刑罚。熊一定通过严格执法，赎刑的米谷达到数万戽。此后澧州连续两年受灾，靠这些粮食，百姓没有饿死的，没有逃亡的(当时人口不多，州本部只有3.5万人)。

明嘉靖十五年(1536)，即上荆南道从岳阳移驻澧州后的第三年，澧水流域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多处溃垸，船只停靠在澧州城墙的女墙上，很多百姓在洪水中漂浮挣扎。这时，上荆南道道守康世隆站立在城墙顶上，亲自组织指挥船只抢救百姓。眼看城墙就要倒塌，他仍然屹立不动。在他的指挥下，很多百姓得救。

明代万历庚子年(1600)，皇帝为营造宫殿筹措资金，布置各地开矿立税。当时各省税收皆由宦官掌握，称为税珰。湖广省税珰陈奉安排5名吏员来到澧州，部署铜矿开采，因为《风物志》记载，澧州有一座山叫“铜山”。这时的澧州知州是沈育大，他心想，如果让他们开采铜矿，破坏的是澧州环境，祸害的是澧州百姓，要千方百计加以阻止。首先，他私人拿出几十两银子来犒劳使者，向他们说明铜山是州治的地脉，又是华阳王的陵墓所在，不宜开挖;其次，又动员华阳王上书阻止。通过多方面工作，把开采铜矿的事搁置下来。后来沈知州还是感到不踏实，继续寻找依据，终于查到永乐戊戌年(1418)，工部也曾差官来澧州采铜，最终一无所获。通过走访当地老人，终于弄明白是因为山上多桐树，因此叫“桐山”，而方志误记为“铜山”。从此，方志的错误得以更正，澧州从根本上免除了开采铜矿之苦。关心民瘼的沈知州，也受到澧州人永远的爱戴。

㈡刚正不阿

宋代澧州知州胡宁，是大学者胡安国的小儿子。他原先是在朝中给皇帝敕令审稿的官员。当时秦桧当权，准备将其儿子秦熺由翰林学士承旨提升为知枢密院事。秦桧向胡宁探听外臣对此事的态度，胡宁说：“外议以为，相公必不袭蔡京之迹。”那意思很明确：你如果这样做，就是和蔡京一样的奸臣。秦桧大怒，借机罢了他的官，又贬他为澧州知州。

明代澧州人汪俭，弘治年间通过乡试后，授成都推官。当时成都有两座朝廷的大型储备粮仓，亏损巨大，而主管者说不出理由。上级命令汪俭去处理，他顶住各方面压力，亲自一页一页查账簿，直到把积累的问题全部弄清楚，并将所属各县的均徭(明代三大徭役之一)进行合理调整，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潼川土匪猖獗，多次进攻州城，朝廷下诏剿灭但遏制不了。后来派汪俭去，匪患迅速得到平定，他因此升为嘉定知州，镇守建昌。这时有个姓宋的御史仗势欺人，肆无忌惮地诬告其副使，当权者怕得罪宋御史，就推到了汪俭这里。汪俭了解情况后，义正辞严地驳斥宋御史，当众把他的告状信销毁。于是，他辖区内风气非常整肃，而且声名远播。朝中某贵人进四川取佛经，沿途官府深受其害，单单到了汪俭这里“望风敛抑”，不敢放肆。汪俭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妻子生病卧床二十年，但拒绝纳妾。退休回家后，睦族孝亲，淡泊处世。入成都名宦祠、澧州乡贤祠。

明代澧州人李槃，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以“戆直峭岸”著称。他任江西临江知府时，辖区内有一个豪绅尤氏，恶行很多，前任太守不敢过问。李槃上任后，查访出尤氏的种种不法行为，准备严加惩处。这时京城很多人为尤氏说情，书信堆满了一箱子，李槃说，这些信坚决不看，办完案子再说!结果一件也没有启封，坚持依法秉公办案，地方风气为之一振。他后来也入了临江名宦祠、澧州乡贤祠。

明代澧州人周禧，景泰庚午年(1450)进士，任福建尤溪知县。“长身美仪，性严毅”，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工作，要求自己非常严格，要求部下也非常严格，地方政简刑清，百姓生活安定。当时有上级某指挥使巡视六邑，一路仗势招摇，搜刮无度。但到了尤溪地面，听到周禧的“冰蘗声”，即能忍耐寒苦而坚持操守的声誉，“望风敛抑，独无所犯”。后来进入尤溪名宦祠、澧州乡贤祠。

明代澧州人李如圭，弘治己未年(1499)进士，授江西安福知县。到任第一把火，就是抓捕当地不法“豪侠”数十人，公开绳之以法，因此县中风气“肃然”。此前县内有钱有势的人以逃漏、拖欠赋税为时尚，甚至互相攀比炫耀，官府不敢问，只是将大户欠缴的赋税摊派到平民百姓头上。李如圭听说后十分震怒：“奈何剜吾赤子肉，娇媚武断贵人?”于是在县衙大堂两侧布列数十把大斧，安排人逐家通知大户到县衙。这些平时刁蛮的大户长者一个个屁滚尿流，只得乖乖照章缴纳税赋。李如圭的上级抚院林公见他才可大用，向朝廷上疏说：如圭年少，性刚，疾恶大甚，宜予保全。于是将他调到建昌。当时建昌境内华林山盗贼充斥，李如圭安排间谍卧底，消灭其头领，很快平息匪患，使百姓得以安宁。几年后，他因守孝离任回家，走到鄱阳湖遇盗贼。当盗贼侦查得知是建昌李知府，“相顾惊愕逃散”。后来他出任福建按察使，贪官污吏“望风弃印挂冠而走”。

㈢清廉自守

分守上荆南道参政王泮，到任初期澧州灾害频繁，老百姓非常困苦。为救旱灾，他顶着烈日四处奔走，汗流浃背，一连十数天不休息。为解决饥民活命口粮，他下令打开辖区内所有粮仓予以赈济，又另外四处想办法解决，一举救活了数万人。有饥民啸聚闹事，他派营兵加以缉捕，但不准杀一人，很快就平息了事态。太平年景，他从不无事生非，而是带领学官弟子读书，自己亲自教授经术，而且亲自修改学生的文章。因此，州内人文风气大变。他离任时，行李仅图书数匣，装衣物的箱子轻如枯叶，因此非常受澧人敬重。

明代澧州人刘崇文，当过蓬州知州，“官居十载，布袍蔬食，晚与山人徐孔裁寂处一室，扬扢(gǔ)风雅。隆冬至，不能具炉火”。尽管他一辈子为官，粗茶淡饭，冬天甚至没钱卖炭烤火，但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著述。

明代澧州人崔蓥(yíng)，正德甲戌年(1514)进士。幼年就很聪明，但父母早亡，靠继母抚养教育成人，中进士后授官江苏丹徒知县。“政尚平易，民甚爱焉”，“操履峻洁，不苟取与”。三年任满时不幸去世，满县百姓痛哭。他的妻子为收敛安葬他，几乎没有回家的路费。澧州人、尚书杨一清为他写墓志;丹徒人、武英殿学士靳文僖为其画像题诗。入澧州乡贤祠。

清代岳常澧道道守臧荣青，“俭素自奉，俨如寒儒。曩(nǎng)道暑一切食用，率减价取给于铺户”，“概行禁革，尤崇重学校，倡捐建澧阳书院”。用今天的话说，他要求自己非常严格，穿着像一个寒酸的读书人，甚至道署的一切生活日用品，都是购买商铺的减价品，公务活动也很节俭。但非常重视办学兴教，兴建澧阳书院时，他个人就捐了100两银子。

㈣忠孝两全

忠孝两全的典型，最有名的当然是申鸣，不仅在澧州最出名，在中国历史上也最出名。其事迹，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讨贼酬忠，杀身全孝”。申鸣原本是个大孝子，也很有才干，楚王多次招他入朝做官，为了尽孝他都谢绝了，后来在父亲劝说下才去。入朝后三年，有叛臣造反，申鸣带兵围剿。叛臣抓住其父要挟他：你放过我，和你平分楚国;你要紧追不放，就先杀你父亲!申鸣痛哭说：过去我是父亲的孝子，今天我是国家的忠臣!我已经当不成父亲的孝子了，我还当不成国家的忠臣吗?亲自鸣鼓进攻，一举消灭了叛军，自己的父亲也被杀死。胜利后，楚王要重重奖赏他，申鸣说：身为大臣不救国家之乱，是不忠;救了国家杀臣之父，是不孝!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我还有何面目活于世上!于是拔剑自杀，到阴间去尽孝。李如圭评价说：“当君亲变故之际，正利害交蔽之节。不有定乱，无以成为臣之忠;不有杀身，无以成为子之孝。”因此，申鸣成为中国历史上“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道德典范。

澧州史志，还记载了很多孝子、忠臣的典型。其中有些孝子的行为，今天的人是不赞成的。例如明代人张錀，后来做过澧州所千户，父亲早逝。十六岁时母亲病危，他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熬汤，救活了母亲。还有慈利人杜世寿、石门人李宽割股救母，石门人刘彦瀛、慈利人李时用割股救父的事迹，方志亦有记载。

忠孝两全的好官也不少，例如南宋澧州知州杨大异，《宋史》有传。

杨大异，醴陵人，其先祖杨祥事奉父母非常孝顺，父母去世后哭得眼睛出血，一直住在墓旁修筑的小屋里。朝廷封他为至孝公，赏赐名木栽种在墓道两旁，以示旌表。

杨大异先受家风熏陶，后来又随宋代大儒胡宏研习《春秋》大义，忠孝立身的思想非常坚定。他开始的官职，是衡阳主薄，因有惠政，不久就调任龙泉县(浙江省西南部)县尉，并代理县令。正遇上年成不好，提刑司派人到龙泉县以议价收购为名摊派征购粮食二万石，米价顿时暴涨，百姓粮食匮乏。杨大异把提刑司征购来的粮食全部以原价出售，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但提刑官赵与筹大怒，想搜集他的罪过加以惩处，却一无所得，最后以违抗命令为理由，调他到偏僻的安远县(江西省东南部)任县尉。

安远县有一些少数民族盗匪骚扰百姓，官兵讨伐多年，没有效果，上司命令杨大异去捕治。杨大异只带一个仆从，背上自己的委任状，乘坐滑竿进入盗匪盘踞的地方，让他们传呼：县尉到了!盗匪们手持刀剑列队威吓他，杨大异面不改色，从容不迫，晓以利害。盗匪受了感化，都伏地叩头，表示愿意改过自新。杨大异把委任状留下作抵押，带着盗匪头领到县衙投降。匪患从此平息，杨大异因此受到朝廷奖赏。

杨大异担任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时，蒙古兵攻入成都，他随制置使丁黻(fú)拼死巷战，身中数枪，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他的家人也全部遇难。第二天部下偷偷去收尸，杨大异又苏醒过来被救活。朝廷升他为朝奉郎，任命为石门知县，此后又任溧阳通判、代理知州，每到一处都有惠政。离职时，百姓们攀辕洒泪，号哭挽留，他只好换了衣服悄悄地离开。

后来他调任大理寺丞，平反了多件冤案。一次宋理宗召见他，问他对朝廷政事的意见，他直陈时政得失，不惜冲撞宰相。宰相忌恨他，借故调他出京任澧州知州。理宗说：“这不是在四川死节更生的杨大异吗?他论事切合实际，是有用之材。为何急着把他调出朝廷?”宰相只好回答说：“这人特别长于治理百姓。”理宗下令给杨大异一个凭证，让他兼管仓库事务，又让他进直秘阁。

杨大异从不在意功名利禄，58岁就申请退休，朝廷不答应，他连续上书四次。回到家乡后，生活起居与百姓无异，而且授徒讲学，诲人不倦，活到82岁。

㈤品行方正

明代永乐年间的澧州人李通，通过乡试后任保宁训导，后改任成都训导。9年任满时，正好朝廷有一项政策：官员年龄在40周岁以下，才能、声望特别突出者，可选拔为尚书省的官员。考核的结果，李通“学优行洁”，履历表上的年龄也正好符合，就推荐他应选。但这时李通说：“我的实际年龄比履历表上的大，如果这样，纵然得到美官，也会终身有愧。”还亲自到“组织部”去说明这件事。吏部尚书说：真古人也!按照常规安排他到上高去当教谕。李通70岁时申请退休，按规定要亲自进京报告。路途遥远，有人劝他说：你就说身体有病，可以不去。李通说：我没有病，怎么能欺骗朝廷?坚持赴京当面报告。进京申报得到批准后回家的路上，他路费也没有了。其品行方正达到如此程度，并且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子孙都很发达，李氏一门出了很多贵人，特别是孙子李如圭，担任过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成为一代贤臣。

㈥相夫教子

明代澧州判官杨璟的妻子刘夫人去世后，娶了澧州盐井女子张氏为继室。张夫人自幼聪慧，精勤女事。嫁给杨璟后，刘夫人生的一个小女儿年幼而且多病，张夫人每天抱着她到处讨奶吃，将她救活抚养成人。杨璟升官后，张夫人随他赴任，十年间，没有买添一件新衣服。“峒蛮”侵扰州城时，其他官吏僚属率妻子儿女争相避乱，就张夫人说不能这样，不能动摇军心民心。杨璟为官清廉，离任时没有路费回老家，就移居岳阳，家庭非常贫困，张夫人经常靠变卖首饰来买米买布，但是每天督促儿子杨一清发奋读书。后来杨一清考中进士，成为明代很有名的大臣，任过户部尚书、吏部尚书。

《直隶澧州志·贤媛》记载，李如圭的夫人梁氏，善良，有贤德。李如圭任尚书时，有一次皇后召梁氏入宫，梁氏叩见皇后时穿的是布衣。皇后很惊奇，问她为什么穿得这么寒酸?梁氏回答说：“澧州地脊民贫，俗尚俭约。”皇后听了很感动，赐给她很多东西，封赠她为“梁氏夫人”，还免除澧州丝绢税三十年。

澧州这块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还是“蛮荒”之地。当时秦楚相争，楚国想拿包括澧州在内的黔中千里之地换取一个张仪，秦国都没答应。但到元初，澧州在元代文学家姚燧笔下已是“科派户口之繁庶，贡赋之征入，澧则亚于长沙，而近湖广省治，岳、鄂诸郡，不能尚之”。明代提学副使王在晋则描绘澧州“土地日沃，生齿编户繁滋，天子树其藩封，以分茅赐胙焉。而士氓俗习好尚，亦大朴醇”官德民风的千年化育之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2015.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