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今年洗墨池文化节讲台，我想说说蒋翊武读书救国的思想与实践给人的启示和教育。

选这一话题，基于蒋翊武读书救国的思想与实践对自己启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长期被“读书无用”、“读书误国”的错误思潮所困扰，基本不大相信“读书救国”的口号。可是近年来，随着澧县一中校友蒋翊武先生历史地位的回归，使人们看到，蒋翊武不仅是一位能读书、会读书的先贤，而且是一位凭借读书救国的思想与实践，干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烈绩的典范。研究蒋翊武的人生轨迹，使我彻底消除了对读书是否能救国的疑虑。因此我想把这一认识说出来，以求与各位探讨和交流。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海内外历史学家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蒋翊武不仅是武昌首义第一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的开国元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英雄、为振兴中华英勇捐躯的革命烈士，而且被很多学者誉为“以最后一脚强力，踢倒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和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实行了改朝换代的一代英雄伟人。”

蒋翊武被誉为改朝换代的英雄伟人，作为校友，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并进而研究和思考一个问题：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有改朝换代之功的历史伟人，除了个人的非凡才智之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三大条件中的全部或至少一二个：或拥有显赫的权势，或掌控雄厚的财力，或手握重军，方可借势而成。但蒋翊武，除了一颗爱国之心、一腔救民之忱外，则一无所有：他出身于一个农民长工和依靠小店谋生家庭的穷学生，是典型的社会底层小人物，无权无势;他是一个靠组织士兵以津贴交会费、无任何财力支持，就连同盟会海外募集的资金，一个铜板也未得到过的文学社秘密团体负责人，毫无经济实力可言;而一个新兵正目(班长)，不是也算不了自己的兵力。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从澧州小城闯进武汉三镇不过二、三年时间的年轻人，却成就了前述的勋功伟业，令人敬佩之余，也常常令人心生不少神秘之感。

但是，仔细研究一下蒋翊武的读书生涯，不仅神秘感会顿失，并可使人清醒地认识到，蒋翊武的成功，即得益于其读书救国志气与理想的树立，又得益于其读书救国实践与探索的勇气。因此，勤奋读书，科学读书，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多读书、读懂读通读好书，就会获得比世俗的权势、金钱、军力高出千百倍的无穷无尽的智慧与力量。这大概就是蒋翊武身后百年，能被学术界公认为同时代最杰出的职业革命家，甚至比传统宣传中顶级的辛亥革命领袖代表人物都要高出一二的秘密所在。

为了说清这一点，不妨看看蒋翊武四段读书生涯的具体状况。

一、幼年读书。

蒋翊武幼年曾读私塾十年，师生们对他的评价是“资性敏捷，有过目不忘、工诗善文”的天赋，又“字迹俊逸，深受乡党器重”。1902年，由澧阳书院改办的澧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将其破例录取为第一班学生，成为官办学校唯一的穷学生和苦读生。无论寒暑，都是“履露足趾”。但四年的学制，蒋仅用三个学期，即读完全部课程，且“试辄优等”，于1903年提前毕业。毕业之际，正值各府、州、县生员会试，会试关系着次年举荐人才的乡试，所以读书人纷纷应试，考场就设在澧州棚厂街。但蒋翊武却不应科举之考。父亲责怪他，族亲逼劝他，他以一句 “奴隶功名，要它何用”的反诘，不仅使其家庭、家族当时的损失惨重，还被传为“异类”。因为当时蒋翊武的十年苦读，不仅是父母劳作、兄弟姊妹外出学徒支撑，还有祠堂公助、学校接济等等，家庭和社会对蒋翊武参加科考，都有一个胜算的期盼。如获得科考功名，仅免除徭役一项，亦可使其家庭喘一口气。但是，由于蒋翊武“骨嶙嶙不苟合，喜为人鸣不平。幼读王船山、黄梨洲诸书，即抱种族思想。后于坊间购得《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书，阅未终卷，愤然曰：‘自古夷狄入主诸夏，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载矣，胡尚无兴吊民伐罪之师者也!’”后人对此评价说：“夫以幼稚之年，处僻陋之乡，其见解有如此，已征后日为非常人。”蒋翊武不参加科考其实是选定了一条不以科举进阶的前行之路，用今天的话说，他这是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读书目标，不能不说是蒋翊武读书明理的结果。有一个史料说，蒋翊武一位堂兄当时参加了那次科考，很是风光了一会，但30年后，那位堂兄只得依靠主持蒋翊武之灵位入祀两县蒋氏祠堂来光宗耀祖了。

二、西师求学

蒋翊武虽然没有参加科考会试，但他却于1903年毅然报考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这是一所面向西北四府二直隶州五厅共三十县招生、全省第一所新式科学教育学校，蒋翊武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该校。据《常德一中校史》载：当时西师学生“多为湘西俊秀”，教学内容“集传统经学和近代新学兼而有之，任教者皆海内博学之士”。蒋在西师，本想学好新式科学知识，走教育或实业救国之路。但不久，蒋结识有识之士，与林伯渠组织“新知学社”，与黄贞元、夏国瑞、刘定仪、刘全、杨晓东、朱昌燕等四五十新知学社会员一道，研读《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新湖南》等香港、上海或留日学生东京出版的进步书刊，“知世界咸趣共和”，于是常潜以革命启发同学，并通过断发易装，倡言反清等言行，探讨振兴中华之梦，学生多附之。一日，某清吏到校巡视讲话，劝谕诸生“效法曾左，攘斥洪杨”，蒋当场予以驳斥：“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者乎!”。1904年2月，日俄战争战争在中国境內进行。西师监督(校长)熊希龄针对此事件，出一道“中国如何自强”的作文题，鼓励学生各抒己见。以蒋翊武为代表的一些学生，则在文章中大胆提出“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要求推翻专制统治。这种主张使熊希龄大为惊骇。熊办学的本意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维新变法之士，结果却使这所学校变成了培养“革命党”的摇篮，是熊所始料不及的，同时也证明此时的蒋绝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

1904年，黄兴等人谋长沙举义，宋教仁以华兴会副会长和湖北科学补习所文书身份回湘西策应，蒋翊武参与谋划，全力协助，慨然以联络学界自任，多方发动同学参加，并于常德泮池街附近衹园寺设立“华兴矿业有限公司湘西联络分站”，派遣同志介入会党军旅，以便届时响应省城。不期长沙事泄，宋教仁远走日本，蒋也以涉嫌之罪，被府县大索追捕。虽未得佐证，然终被校方除名。此后，他即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三、公学探索

1905年冬，蒋翊武邀约刘复基，同至上海，拟东渡日本，与同盟会商讨革命大计，因病辍行。于次年2月就读于中国公学。这是一所由革命党人发起创办的大学，校址初在北四川路底新靶子路，后迁吴淞炮台垮，首批学生三百余人，来自十三省。蒋翊武以公学学生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校内外同盟会员的秘密活动，此时的蒋翊武从书中认识到宣传组织民众的重要，即与杨卓霖、傅熊湘等组织竞业学会，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民主革命，以便把革命思想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不仅从政治上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且以通俗生动的文风，在文化界别开生面，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之先声，蒋在该报创刊号上以“大武”笔名发表的《论学官话的好处》一文，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蒋翊武的具体参加主持下，《竞业旬报》大量刊载时事政治材料，提出“振兴教育、提倡民主、改良社会、主张自治” 等一系列言论主张，并与香港《中国日报》保持联系，及时传播国内革命动向。同时，将澧州父亲蒋定照先生开的商号“蒋兴发号”办成《竞业旬报》“代派所”。

次年正月，因杨卓霖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事泄，卓霖遇害，旬报遭查封，蒋痛心异常，遂离校与刘复基往来于长江中下游的沪、宁、赣、湘间，继续运动革命。据记载，蒋于1907年10月尚在申江一带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吸收同志人盟，反复倡言：“吾国沉沦异族二百余年。政治之腐败，社会之污浊达于极点……故今日而言改革，非以种族革命之手段，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否则，虽洒尽国民之血，掷尽志士之头，讵有丝毫之裨益乎?”这番话表明，此时的蒋翊武读书探索的目标，指向了民族大众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和方向。

四、军校深造

1908年冬，蒋潜返湘西居家，又总结出“以一书生从事革命，竭数年心血，组织文人学士不成”的教训，认识到“绿林豪杰与日本浪人，可利用而不可重用”道理，并得出“当今天演竞争，唯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侧身行伍为要着”。1909年秋，蒋翊武与刘复基抵达武汉，先接办《商务报》任编辑，从采访新军秘密组织群治学社后，确知该社为革命团体，便毅然加人。并以“以学界中人只能以文字鼓动革命，无大宗武器不能举事”的认识，决心投笔从戎。

当了新军士兵的蒋翊武，又以好学之长，不久即被录为湖北陆军小学堂特别学生。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初名“湖北陆军小学堂”，为清末初级军事学校。创办人系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张彪为总办，校址在武昌。1906年2月，招取“仁字斋”学兵八百人，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次年又开办“信字斋”，名额与仁字斋相等。于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士兵中，考选20岁左右的学生，训练二年后返回军营。学生朝携饭盒入校上课，入夜整队归营，学校规模至为宏大，张之洞尝曰：“袁蔚帅练兵，吾则练将。”其原意以仁、信、智、勇、严名之，每一斋以一千二百人为限，所谓“六千君子共学堂”是也。迨张氏奉调人阁，陆军部以与部章不符为由，令其冠“特别”二字，并以办完仁、信两斋为限，不再继续招生;另办与部章相合之陆军小学堂。仁、信两斋分别于1909年(宣统元年)、1910年毕业。蒋翊武入伍后不久，便以补交的一篇应募作文受到嘉许而被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破格录取，由防地调至武昌当学兵，毕业回营后升正目(班长)，从而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有志之士，先后与学中同志，即军中同志彭楚藩、王华国等人订交，尤与江光国、王宪章等情逾骨肉，又与甘绩熙、蔡济民等人相善，日与诸同学磋商革命办法，研究军战谋略，提出军人运动指导性意见。这些学员来自各标营，毕业后又回到原单位，这就使得他的革命主张在军中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诚如论者所云：“其时反清声浪日高一日，隶军籍之千余学生，自必互为联络，彼此激荡，促成八月十九日之义举，而清社以屋也。”

军校深造，对于蒋翊武的人生来说，非常重要：第一，由此创造了“党人代表制”的革命组织形式，使之获得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起义军总司令的资格;第二，创造性的找到了“抬营主义”的革命策略，使之真正拥有了属于革命者自主指挥的坚强军力;第三，聚集了骨干，提升了军事组织指挥能力，使之掌握了守危城、却强敌的文人治军的能力。由此赢得了武昌首义中胜利，成就了改朝换代的千秋伟业。

蒋翊武的上述四段求学生涯，证明其读书救国的思想与实践，不仅对于青年学生或帮助青年学子如何有效渡过求学期生涯，有重要的教育启示作用，也是我们今天如何进一步正确认识蒋翊武的一个重要方面。(2013-12-29第六届洗墨池文化节征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