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的事迹，澧县一中学子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蒋翊武似乎就是那个慷慨赴死的赳赳武夫。实则不然，他是一个浑身充满睿智的人，澧县一中培养出来的校友都是睿智的人，如果谁感到自己不睿智，千万别跟人提起自己在澧县一中读书。蒋翊武对澧县一中学生最大的启示是：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运用智慧。

有人认为，他拒绝参加科举考试显得鲁莽。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确有其事，那件事发生在1903年。那年，蒋翊武19岁。澧州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蒋翊武被破例录取，编入第一班就读。在校中，他是唯一的穷学生，也是唯一的苦读生。无论寒暑，都是“履露足趾”。学校学制四年，蒋翊武仅用了三个学期，通读了全部课程，“试辄优等”，1903年即提前毕业。

毕业那一年，正值各府、州、县生员会试，会试关系着次年举荐人才的乡试，所以读书人纷纷应试，考场就设在澧州的棚厂街。蒋翊武不去，遭父亲责怪，他抗辩说：“奴隶功名，要他何用?”19岁的他，已经选定了一条不以科举进阶的前行之路。蒋翊武拒绝参加科举考试，其实正是他的睿智所在，他已经预见到腐朽的清王朝不久于将来。

武昌首义的成功还是取决于他的睿智。他巧借文学的力量形成革命舆论，壮大革命队伍，这不能不说是蒋翊武的睿智。纵观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辛亥之前先后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可谓革命志坚、勇气可嘉，不屈不挠地撼动着大清王朝的根基。可惜孙黄只奉行武装夺权，而忽视了文学的力量，故十战无一胜役。澧县人蒋翊武，辛亥革命前或名不见经传，然而，其智勇和大义，比之孙黄，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诗文词赋，更是荡气回肠。在澧州高等小学堂及湖南西路师范学堂，接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纪实文学后，领悟了来自文学的力量，引发源自心灵的震撼;尔后，《猛回头》《警世钟》等檄文让他彻悟了来自文学的力量，藉以完成个人世界观的改造，自此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终极目标，巧借文学发力，撼动封建根基，缔造共和伟业，立下千古奇功，成为开国元勋。

1911年1月，长江之滨，蛇山之腰，奥略楼上，一群热血青年汇聚于此。史学家明鉴：“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是在千年之前，此时此地，没有黄鹤楼，只有奥略楼，因此，千古名句也得改字换韵方能概括其千秋功业：“奥略楼上论文学，江城十月绽奇葩。”

是年是月30日，恰逢农历春节，蒋翊武等借春节团拜之名，在此改组振武学社，成立华文史上第一个文学社，确定了社团章程，制定了发展计划，选举产生了以蒋翊武为社长的领导成员。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文学社在武汉新军中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壮大起来。其前身群治学社也好，振武学社也罢，皆经营日久未见起色，还不时被当局查封，改制成文学社后数月之间，则将万余新军近三分之一的中下级官兵聚集麾下，足见文学的力量之强大。当然，功不在于文学之名，而是在于文学的内涵。这与社团领导者的智慧和思维有很大的关系，此时的蒋翊武，不仅注重文学的力量，还能够非常娴熟地运用文学的力量了。

文学得有文学的阵地，否则文学也只是无纸空话，充其量也就是口头文学，难成气候。蒋翊武等深知文学阵地重要性，当机立断，斥资3000大洋，接管《大江报》作为文学社机关报，由文书部长詹大悲负责编辑出版，四开八版，分为两大张，每日一期，面向新军，扎根基层。根据文学社的决议：“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议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大江报》不仅妙语攻刺时政、公开鼓吹革命，还大量刊发社员习作，深受文学社员喜爱，更受新军官兵的欢迎，在受到委屈和责难，投诉无门时，《大江报》社倒不失为一个好去处，“每日到报社的士兵同志，户限为穿。”受其影响，武汉新军中不少官兵自觉自愿加入革命阵营，转变观念同情革命者更是不计其数。在蒋翊武的领导和詹大悲的主持下，《大江报》将文学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为武昌首义积蓄了力量，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蒋翊武创立并领导的文学社一点也不文学，压根儿就是假文学之名行武装之实，以研究文学为掩护谋划武装暴动。这话并不完全正确，至少有失公允。蒋翊武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本身就很文学。而忧国忧民乃文学之大义，生逢一个令人失望、绝望甚至无望的时代，为解民忧为昌国计，拥戴孙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则是大义之举，何况他还有更具体的主张：“兴汉排满，推翻专制，驱逐满奴，夺回汉室江山。”要实现这样的主张，自然离不开武装暴动，总不能武断地说文学社参与了起义暴动，就不文学了吧?文学沾上了血腥，就算不得文学了吗?非也!文学社及其机关报均以“增进人群道德，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无非是运用文学的手段教化国民反抗专制，建立新的民主国家和新的社会秩序。为此，文学社发动武装起义，文学沾了点血腥，也无可厚非。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奋起抗争，反而更加彰显文学的大义和力量。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形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1911年7月26日，文学社机关报刊发了国学大师黄侃这篇署名为奇谈的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区区两百字，起伏跌宕，慷慨激昂，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闻之心惊胆战，立马查封《大江报》，招惹了民怨，激起了公愤。“同人慨言论失权，益恨专制之野蛮，更发共和之潮热”，直接引发首义之盛举，再一次印证了文学的力量。

武昌首义从谋划到成功，可谓一波三折，意外连连。危急存亡之秋，惊心动魄之际，又是文学给力，才力挽狂澜。首义前夕，10月9日下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失事，“机密全泄，名册抄去”乃史学家们想当然的说法，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就算孙武等人再不济，以长期从事秘密会党工作的经验和境界，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不会放任名册等文件而不顾。他当即令人浇上煤油，放了一把火，一则销毁重要文件，二则以火灾掩盖爆炸现场。倒是刘公弄巧成拙，听说失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名册，派刘同等回身去取，结果被一无所获的俄巡捕守株逮到了兔，供出蒋翊武及起义总指挥部之所在，致使起义受挫，血腥再现。党人梅宝玑见指挥机关瘫痪，不忍起义功败垂成，为激将同志，诈称名册已被搜去，10日上午满大街散布“武昌城门已闭，瑞澂将按名索捕，营中各同志，如不速自为计，势成瓮中之鳖”的讯息，消息不胫而走，党人闻之，谁也不甘坐以待毙。侥幸脱身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给各队又连续发布了五道起义命令，当晚，工程营首先发难，程正瀛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标营队闻声遵照蒋翊武的命令部署，各司其职，一举攻克了武昌城。梅宝玑的激将之词，虽然只是口头文学，也充分说明了文学的力量绝不可等闲视之。

蒋翊武的睿智还体现在他在革命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辗转桂林这件事情上。1912年10月，蒋翊武回乡省亲，这距离他发出第一道作战命令的武昌起义已经一年多，他特意注明“白布系左膀为标志”的那道命令以来，作为战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已经以一个最热烈的姿态经历过这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同样也是他个人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回乡的安定日子过后不过几个月，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这时蒋翊武正在澧县探视父母，接到友人催他去长沙发动湖南独立的电报，他向父母说，“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他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指挥地点，就在岳阳的地标--岳阳楼上。

蒋翊武对父母说的话是经过考量的，当时的形势是，湖南都督谭延闓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但并不真正反袁，虽然宣布独立，却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准备。果然，一个月不到，江苏、江西等地的讨袁军遭受失败后，湖南于8月12日宣布取消独立。蒋翊武回到长沙，事情已无可挽回。

别人都经汉口乘舟沿长江东下，蒋翊武觉得汉口太危险，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决定改道广西去香港。并且他化装成商人，足见蒋翊武还是非常睿智的，他懂得壕堑战的道理，懂得保护革命的有生力量的道理，懂得生命是一次单程，不可逆转的道理，懂得生命的可贵，自然懂得珍惜风华正茂的生命。可是有很多偶然因素不是睿智之人可以调控的。蒋翊武几个人刚走到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就被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恰巧，这些士兵就有人认得蒋翊武，于是由全州押解到了桂林。当时有人向桂军师长陈炳馄求情，这个陈炳馄本来是蒋翊武旧日好友，却坚持蒋翊武是要犯，不能徇私。自以为最安全，却偏偏被发现，遇到的是好友，却偏偏要害你，这正是阴差阳错、天不假人。于是才有了“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这样荡气回肠的绝命诗。于是蒋翊武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2013-12-29第六届洗墨池文化节征文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