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张振武、孙武，作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三个风云人物，因为他们三人的名字中均有一“武”字，年龄地位大致相当，故后人将他们称为“首义三武”。

蒋翊武(1885-1913年)湖南澧县人。1903年入常德师范学堂，次年因宣传反清被开除。1905年到上海，次年入中国公学，入同盟会。1909年入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当兵，并参加群治学社，主持社务。1910年群治学社改称振武学社，再改为文学社，任社长。1911年与共进会合作，准备发动新军起义，被推为总指挥。武昌起义成功后，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防御使、战时总司令、驻汉招抚使等职。1912年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临时政府北迁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授高等军事顾问，又授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均不接受。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回湖南任荆豫招抚使，策动反袁。失败后，遭通缉。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境，为巡防统领秦步衢捕获，押解至桂林。袁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1913年9月9日，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死时年仅28岁。3年后，当时的湖南军政府将其遗骸迁回，安葬于岳麓山。

张振武(1883—1912年)湖北罗田人。早年毕业于竹山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入同盟会。1905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长崎，继又返鄂，执教于武昌黄鹤楼道小学。1909年加入湖北共进会。1911年9月，出席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会议。1911年参与领导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任军务部副部长。因居功自傲深为黎元洪所惧，黎乃电请袁世凯以官职，调张离开湖北，袁世凯电请赴京共商国事。1912年8月15日，张振武在离开北京六国饭店路经正阳门时被拘捕，8月16日凌晨被就地枪决，死时年仅29岁。归葬湖北竹山县。2010年12月9日从竹山迁至武汉石门峰辛亥首义主题纪念园。

孙武(1879-1939)湖北汉阳柏泉(今属武汉市东西湖区)人。1897年入湖北武备学堂。自幼好武，名片曾作“孙武摇清”以示反清。1904年，加入日知会。1908年春赴日本，入大森军事学校，参与组织共进会，任军事部长。1909年在湖北成立湖北共进会。1910年到香港，加入同盟会。1911年9月，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任参谋长。起义前夕，因试制炸弹负伤。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成立，任军务部长。1912年夏，调北京任总统府高等顾问，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义威将军。1915年，袁世凯称帝，授参政院参事，就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等职。袁世凯死后，孙去德国游历。1939年11月卒于北京拈花寺。1949年后，其灵柩移葬于北京革命公墓。1981年，孙武遗骨迁葬武昌卓刀泉。

辛亥首义前后，“三武”曾因具有共同的志向而汇聚一起。他们携手组织革命团体，并肩为革命奔走呼号，为武昌起义的爆发立下不朽功勋。但遗憾的是，随着首义的成功，“首义三武”由于道不同而开始互相倾轧，不相为谋，闹得水火难容，甚至被反对派所利用，演出了一幕幕悲剧。

革命领导权：“二武”争雄

“首义三武”之间的纠葛主要涉及权力分配和对黎元洪的态度。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一地有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当时分别由蒋翊武和孙武领导。两团体虽然政治目标一致，但一直存有门户之见。

眼看起义时机成熟，革命党人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提出两团体联合的建议。倡议联合的首先是共进会。当共进会负责人孙武派人去试探蒋翊武时，蒋翊武觉得：“合作虽好，但那些留过洋的、穿长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别是孙武，领袖欲特强，将来共事很难相处。”

可以看出，孙武与蒋翊武之间，自合作开始就埋下“二武”争雄的伏笔。但当时革命事重大，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还是同意于1911年5月1日举行首次联合会晤。席间，双方围绕谁是主体问题，争论不休。

蒋翊武说：“文学社在军营中力量很大，合作后文学社当为主体。”孙武则反诘道：“共进会是同盟会系统，直属东京本部领导，与长江各省均有联络，人数超过文学社，联合后当然应该居于领导地位。”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礼让，会晤不欢而散。直至6月14日举行二次会晤，双方才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两团体商定，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则为军务部长，专管行政;革命党人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

随后军政大权，由孙蒋二人分担。涉及重大事件，则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商决断。这看似解决了权力分配，但事实上却形成一种各不相让的恶劣局面。特别是武昌首义成功后，更是明争暗斗，矛盾逐步发展。

孙武任军务部长后，利用部长之便，委以部分共进会干部担任高级军官。蒋翊武名义上是军务部副部长，却无实权，文学社的其他成员更是遭到排挤。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早已存在的芥蒂更加明显。

张振武得罪黎元洪

武昌起义前夕，汉口宝善里机关和武昌小朝街指挥部相继被破坏，孙武负伤住院，蒋翊武出走，多名革命党人被害。幸而，新军革命党人张振武于危难之中联络各方，不失时机发难。

武昌首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成立，众人拥黎元洪任都督，张振武被推任军务部副部长主持军务，部长一职虚位以待孙武。张振武司职半月余，部署有序。待孙武出院，到军务部视事不久后，汉阳却告失守。

面对紧迫的形势，张振武听闻黎元洪打算出走，闯入督署，以佩刀砍地，大声疾呼：“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此举令黎元洪万分难堪。之后，张振武还令甘绩熙等督守，鼎力协助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公布防武昌城守。黎元洪由此便对张振武怀恨于心。

1911年11月南北议和，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嫉妒张振武得军心，便暗结孙武合力排挤之。孙武在主持军务部期间，权力欲膨胀，专横骄妄之气更盛，渐渐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颇感处境孤立。于是他倒向黎元洪一边，希望拥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党人中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两者一拍即合。

孙武和黎元洪搭上关系后，就处处与革命党人作对。孙武联合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组织，拥黎元洪为社长，私底下与同盟会相抗衡。革命党的一部人因此引发了一场“倒孙运动”。1912年2月27日晚，由共进会会员牵头，以文学社成员为骨干的倒孙运动爆发。他们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之口号，上街游行，鸣枪示威。孙武逃避汉口。事后，孙武被迫辞职。去职后，他做了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

令人惋惜的悲剧性结局

首义“三武”令人惋惜的不仅是志同道不合，尤令人感叹的是，后来张振武和蒋翊武的结局都不如孙武。

蒋翊武就义

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的命运以被害收场。当汉阳失守后，革命党领袖黄兴离汉，蒋翊武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代理总司令，负责指挥。但不久后，他就被排挤去职。

1912年6月，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蒋翊武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不久后他就任国民党参议、汉口交通部部长。袁世凯曾命其为军事顾问，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但他坚辞不受。

随着袁世凯复辟阴谋逐渐暴露，蒋翊武于当年12月主办了《民心报》，宗旨是“扬孙黄，抑袁黎”。1913年7月，蒋翊武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他任鄂豫招抚使。但是，“二次革命”行动失败，蒋翊武遭到通缉。8月29日当蒋翊武走到广西全州府兴安县境内时，被巡防统领秦步衢所捕，被押送到桂林。黎元洪闻讯，立刻电告袁世凯并请予“迅诛”，袁世凯遂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

9月9日，蒋翊武在桂林被杀害。在押赴刑场前，蒋翊武作《遗书》及《绝命诗》四首，随后凛然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

张振武被害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凭借“领导”武昌首义的资本当上副总统。不久，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为拉拢黎元洪，派参谋次长陈宦到武昌，对黎元洪说：“‘三武’一日不离开武昌，则副总统一日无权。这些人都是卒伍下吏出身，若由大总统将他们召到北京，授以高官厚禄，不会不去。这样副总统则无后顾之忧矣。”这一番话说中了黎元洪的心思。

5月，袁世凯连发三封急电，殷殷敦请张振武赴京共商国事。黎元洪也力劝张振武入京就职，并赠予路费4000元。于是，张振武等人在8月8日坐车抵达北京。

8月15日晚上，为调和南北感情，张振武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酒阑人散，张振武乘马车回旅社，途经正阳门时，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弹毙命。临刑前，他怒道：“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张振武被杀后，孙武等人前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说：“我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明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救他的命。”黎元洪原想要袁世凯替他担负杀张责任，但袁世凯却将黎元洪的密电一字不漏地公布于众，使黎元洪的阴险用心路人皆知，而自己坐收渔利。

后人对“三武”作了一个结合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这也算是对首义“三武”的一个总体评价吧。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在历数武昌“首义三武”的功绩时，可曾想到“首义三武”内讧导致湖北人在民初政坛上丧失话语权。以至于上海筹建临时政府时，由于孙中山对包括湖北在内的国内情形不大了解，人事方面多由黄兴裁决。因孙武的跋扈，黄兴对武昌首义的领导人颇为失望，除了黎元洪当选为并无实权的副总统外，九个总长中无一个武昌首义者，九个次长中虽有五个湖北人，但都没有参加武昌起义，令人扼腕叹息。(湖南省澧县第一中学第六届洗墨池文化节征文活动201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