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史的研究显示，凡名响于世的书院，必有宗师大匠执教，必有名儒奇才诞生。因此，名师和高徒，是书院知名的两大支柱，也是优秀书院文化传统的两根标尺。古澧州的州级书院，自唐太和四年(830)左右诞生文山书院之后，一千多年来，一直享誉楚湘大地，并直接影响着古澧州级书院的继承者澧县一中，在近一百年来的现代教育中，独占九澧鳌头，名列三湘榜魁。这是因为，澧州的州级书院代有名师，美誉远播，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接踵而至，负笈求教，使澧州古城形成了历久不衰的浓烈文化教育氛围和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并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更新和发扬。澧州州级书院史上的那些名师大儒，为古澧州优秀文化教育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今人崇敬和纪念。因此我想借这第三届澧县洗墨池文化节学术研讨会，把近年来搜集到的澧州州级书院二十多位名师中的几位，做一个简要介绍，以供方家研究参考。

一、以“工文、极俊、有诗名”的唐才子之誉终身执教的李宣古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了一本迄今为止洞庭湖史志的最新权威之作——《洞庭史鉴》。该书指出：“洞庭湖区(此指环洞庭湖的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岳阳及荆州江南的滨湖县、市、区)最早的书院是唐代咸通年间(860—873)或以前兴建的澧州文山书院，位于今澧县城关镇仙眠洲，李群玉读书处，以李群玉号文山而得名。”这说明，唐代的澧州，距中国书院之名的出现仅仅一百年左右，就诞生了全洞庭湖区域内最早的书院。而且这个书院比同区域内称誉全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还早了近一百年(该书认定岳麓书院“为北宋开宝9年即976年建”)。地处1200年前“南蛮”前沿的澧州城，书院文化教育为何能引领江南?人或说，是因为出了一位“诗名冠李唐”的诗人李群玉，但不少书院文化研究者认为：唐代的澧州，能创建起全国现已查到的唐代49所书院中，地方史志和《全唐诗》均有记载、可视为具有“双重证明”的四所书院之一的文山书院，除了李群玉的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力外，还得益于有李宣古这样一位名师。

唐太和元年(827)，殿中驸马都尉杜悰任澧州刺史，聘澧州布衣诗人李宣古担任杜府家塾教席。同年，大诗人杜牧来澧探访驸马堂兄，与已负诗名的澧州布衣李群玉一见如故。此时深得杜悰和岐阳公主夫妇器重的教席李宣古，便与李群玉一起，陪同杜牧沅澧采风，洞庭畅游，诗酒唱和。交往中，杜牧力劝二李科场一搏，并促成了李群玉次年的长安赴举。却不想李群玉因“巴歌掩白雪，鲍肆埋兰芳”而蒙辱落第。三年后的太和四年(830)，杜悰澧州任满奉调，李宣古的“杜府教席”随即去职。但杜悰和岐阳公主十分敬重澧州二李，决定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他们继续从学。于是，蒙辱的李群玉与去职的李宣古(堂)兄弟二人，利用水竹居这块风水宝地和他们的文名声誉，创办文山书院，以收徒讲学和赋诗著文为生。数年后，在官至宰相的杜悰支持下，“文山书院”不断发展壮大成州级书院。李宣古也把留在澧州文山书院就读的杜悰二子杜裔休、杜儒林，培养成了“进士及第”的人才，李宣古遂声誉鹊起，远传大唐朝野。

但是，为皇亲国戚之家培养出了两个进士的老师，自己却是一介布衣。一些爱挑葡萄有酸的人硬指李宣古也不过是个酸葡萄。这大约使杜家父子都觉脸面不好看，再加上杜牧也早就鼓励李宣古一定要赴京一试。于是，李宣古在两位弟子高中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会昌三年(843)，以无意获取功名、但求展示自己不酸反甜的无可奈何心态，一战高中了“卢肇榜进士”，再考又中“宏辞科”。也就是说，李宣古此番赴京，不仅夺得了辉煌的文凭，还以连三篇策论式文章，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可是，这位自号“垂后”，无意前盯功名，只爱管顾后生的李宣古，却义无反顾的回到仙眠洲竹丛，继续他的文山书院“教授”生涯。

李宣古热爱教育事业之举可敬，但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一书中，惋惜的称他虽是“工文、极俊、有诗名”，却成了个“竟薄命无印绶之誉，落莫自终”的悲剧人物。《唐才子传》究其原因，指其为“性谑浪，多所讥诮”所误。辛文房举了一例：“时杜悰尚主，出守澧阳，宣古在馆下，数陪宴赏，谐慢既深，悰不能忍，忿其戏己，辱之，使卧于泥中，衣冠颠倒。长林(应为“歧阳”——笔者)公主素惜其才，劝曰：‘尚书独不念诸郎学文，侍士如此，那得平阳之誉乎?’遣人扶起，更以新服，赴中座，使宣古赋诗。谢曰：‘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觱栗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解饮萧郎眼似刀。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挼去使人劳。’杜公赏之。”

今天读这一段文字，可以获取以下信息：首先证明，李宣古是一位非凡之才，连大唐的显赫之家都十分倚赖和敬重他;其次是他具有蔑视权贵，一无媚骨的“智者人格”。“多所讥诮”，就是心直口快、敢怒敢言、敢揭人短。杜悰是何许人?君不知，唐朝那个连当朝皇帝宣宗循吟咏之声慕名寻见，也要拒帝于门外的大诗人贾岛“贾浪仙”，还千里迢迢，跑到澧州，当面呈上一首《上杜附马》的诗，盛赞杜悰是：“玉山突兀压乾坤，出得朱门入戟门。妻是九重天子女，身为一品令公孙。鸳鸯殿里参皇后，龙凤堂前贺至尊。今日澧阳非久驻，伫为霖雨拜新恩”的这样一位非常特殊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李宣古连这样的人也敢于“谐慢既深”到使其“不能忍”的地步，充分宣示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李宣古在遭受“辱之”的情况下，又能以口占一赋，轻松赢得满席称欢的潇洒才华，更展示出澧州人和澧州文化的魅力与分量。

《唐才子传》对李宣古的诗作评价很高，说是“有英气，调颇清丽”，“诸集中往往载其作”。但是今天，我们从《全唐诗》中只能读到其四、五首诗和一些断句。笔者以为，也可能是李宣古“多所讥诮”的性格，导致了他的诗作太针砭时弊，不为后世选家看重。这也可从他的一首《咏崔云娘》诗得到印证：

“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②奇。瘦拳抛令急，长啸出歌迟。

只见肩侵鬓，唯忧骨透皮③。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④。“

此诗前有一题记云：“澧州宴，酒纠崔云娘貌瘠廋，每戏调，举罚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李宣古当筵一咏，遂至箝口。”是说连酒纠崔云娘的霸道、卖弄和丑陋，都可让李宣古一咏“遂至箝口”，那他还有什么不能指摘呢?

常德诗墙上选刻了李宣古的诗。这表明，人的知识和才华是文明史上的永恒。作为唐代诗坛“澧州四布衣”之一的“李宣古”仍然活着;同时我们也该相信，“李宣古”这个澧州教育史上第一位有教学佳誉记载的名师之名，也是不会被尘封湮灭的。

二、身为宋代理学大师的朱熹两次讲学溪东书院

今日的澧州文庙，远观它，金碧辉煌，近看它，高大宏伟。其格局规模，号称江南之最;曾陪祀的大儒先贤，甚为天下人共瞻。听说近数年来，每逢高考前后，不少学子及其家长，都会前去烧香礼拜。一般人都知道，这是澧州人崇尚文化教育的圣坛，是澧州文韵传承的历史物证。但或许也还有人并不知道，澧州文庙之有今天的格局，也是与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先生两度讲学溪东书院，借了朱老先生的学识力量，才促使澧州人营造了一所装满了精神财富的神圣殿堂的。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被贬为荆湖南路安抚使二年的朱熹，顶着巨大的朝廷压力(宁宗韩皇后的叔祖、时任任枢密都承旨的朝廷权臣韩侂胄, 因与宰相赵汝愚不和而指坐朱熹,掀起欲陷赵汝愚、朱熹及其弟子等六十人于“庆元党禁”的抨击“理学”运动)，在主持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应时任澧州太守曹彦约、澧阳县尉刘子澄两位高足之请，来澧州溪东书院讲学。朱熹此来讲学的具体细节虽已无考，但有两件事却是令澧州人感动的：一是他亲赴澧州“香溪先生”范浚的故居瞻仰。几年前，朱熹偶读范浚的理学名文《心箴》，曾击节称赏过，视澧阳范浚先生为心仪已久的大学者。现在，尽管范俊早已于四十五年前谢世,朱熹还是把那位“以秦桧当国，抗节不起，隐于香溪，闭门讲学，笃志著书明道”的澧阳学者的《心箴》一文，钞载于自己的大作《孟子集注》中，又议示溪东书院收藏和传讲《心箴》之文。乾隆五十四年(1789)，新建的澧阳书院西偶，曾专建一藏书楼，即名“心箴楼”。后虽遭水毁，但范浚先生和朱熹大师的遗泽，仍是澧州人永远的纪念。

二是考察澧州人的文化文明水准后，组织编撰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启蒙教材《小学》。澧阳县令刘子澄，师从朱熹时，曾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跟随朱熹，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参加了大师与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的那场著名的学术辩论会——“鹅湖之会”。这是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的一场中国哲学大辩论。时隔20年，再听恩师的教导，并再次感受到大师的人格力量之后，刘子澄不仅不为山雨欲来的黑暗时势所吓倒，反而萌发了撰写一部通俗书籍，宣传大师的儒、哲思想和道德精神的想法。于是朱熹授意和指导刘子澄编撰启蒙教材《小学》一书，并对刘所选材料作了最后的整理和注释。此事朱熹在《与刘子澄书》中说明过他对《小学》的构想和意见。《小学》，作为古代少年教育课本，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分为六卷，辑录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作为教材，在它诞生后的约800年里，传播孔孟之道，灌输品德思想，成为一般家庭必备的宝典。即使今天，《小学》也有着应该继承发扬的优良成分。诸如讲究气节，重视品德，强调自我节制、发愤立志等等，在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结构方面具有重大影响。朱熹曰：“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书，那个是做人的样子。”所以，虽然近60年来的初等教育已不教《小学》，但《小学》的很多话语仍流传于民众中。

第二年(1196)，在一时理学威风扫地的前夕(叶翥上书要求 “除毁”道学家的书，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录。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理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被诬为“伪师”，学生被指为“伪徒”。宁宗帝还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用“伪学”之士)，刘子澄以一部中国古代著名的启蒙教材《小学》的印制完成启用，恭候朱子大师的再次到来;而州守曹彦约，则把200多年前曾有过、但时已坍塌的澧州文庙，彻底重修一遍，以江南之最的规制和庄严肃穆的圣殿新貌，迎接恩师的第二次澧州溪东书院讲学。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因为以前都说，溪东书院建于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朱熹大师却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怎会有朱先生讲学溪东书院之事呢?近有研究者根据宋澧州军事推官任友龙《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一文，进行了一番史事钩沉，认为：安乡人在兴国观筑范文正公读书堂，大约在北宋中后期(1054-1126年之间)。由于“既毁于兵”，所以“庆元初(1195)年，宪使范公处义,复创于观侧”。这个“观侧”，按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9《澧州重建州学》的说法，由于安乡县范文正公读书堂“中毁于兵”，所以澧州州府“南渡草创”了一所“规制尚简”的书院，但已不在安乡“兴国观”之侧，而是迁徙到了澧州澧水南岸关山的“银溪观”之侧。关山为道教四十四福地，宋道士莫元良在“山势幽邃，泉流注射”的银溪重建道观，大宋皇帝敕赐为“银溪观”。“银溪”是个适宜读书之地，人们因将“南渡草创”于银溪观侧的书院命名为“溪东书院”。溪，指高山下的水流。长期以来，今人不明白澧阳书院的前身溪东书院，无论在城东的白沙洲，还是在城西的城墙一隅，均无山溪，何以冠上一个“溪”字?(两年前，本人曾误指此溪为澹水河，而实际上迁徙到白沙洲的溪东书院又在澹水河西)。据此则可以明白，“溪东书院”的第一遗址的真正位置，当在关山的银溪之东，银溪是大宋皇帝敕赐过的“溪”，银溪观侧草创的书院命名为“溪东书院”，完全符合古人命名的原则。

关山银溪之东的“溪东书院”存在的时间很短，有材料说仅仅九年。如从(1195)年草创，到1208年朱熹好友张拭的侄子张忠絮任澧州太守，有感于朝廷要为朱熹平反昭雪的有利舆论形势，特到关山凭吊朱熹澧州讲学之地。但只看到一块朱熹当年应好友王齐舆之请留下的“廉溪”题匾，“溪东书院”早已毁没，算起来也不过十二、三年。王齐舆是前郢州下辖的今松滋县知县，(他有一首《车武子墓》诗，广为澧人传诵)，朱、王两人二十年前曾在福建崇安(今五夷山)踏雪咏诗，朱熹写道：“是身已分老菟裘，肯为春回作许愁?偶去寻芳朝信马，却来踏雪夜驱牛。铺筵不见小垂手，联句空惭高结喉。更约桃花红浪暖，却陪履冩上兰舟。”从中可知，当时二人相约桃花开时再聚。不想王齐舆未能履约，因为他已远离崇安，来到洞庭之滨的涔阳极浦地、关山的宁极观作了道长。20年后，在风雨飘摇之际的关山重聚，二人感概万分。王齐舆有请，朱熹即挥就了“廉溪”二字，互为勉励。新的澧州太守看到朱书“廉溪”匾，或许此时就考虑要重建书院。多方努力下，宝庆元年(1225年)，人们达成共识，“将徙书堂于近城”;二年(1226)，终于由“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等，在澧阳城东白沙洲，建起了一座“一郡之伟观”的新型书院，是为溪东书院的再生，志史资料则称之为“范文正公溪东书院”。由此可知，第一个“溪东书院”的诞生时间，应该上推三十一年。

依据这一段史实，对朱熹在澧州“溪东书院”两次讲学的质疑，不仅完全可以消除，而且可以认定，澧州“溪东书院”史上，曾有过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顶级大儒、理学大师两度讲学的辉煌一页。

三、师生同夺左、右榜状元的九澧“神骏”郝希贤

数百年来，澧阳城内，有一条“状元街”(今珍珠街)，一口“状元井”(原三关祠前)，一座“状元桥”(今文庙内)，都是纪念元代澧州状元郝希贤的遗迹。澧阳人郝希贤，在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的廷试中，考中左榜进士第一名，成为当时轰动澧、沅郡邑的第一名状元，也是至今沅、澧历史上唯一的一名状元!即使是今天的整个芙蓉国，也是仅见的七、八名状元之一。因此，澧州人一直引为美谈。

或许有人会问：沅澧史上唯一的状元，为什么会出在非汉族统治者视南方汉人为四等公民的元代?检阅史料，要简单回答就是：九澧“神骏”郝希贤，借助了他在溪东书院当教席的身分，与他的蒙族学生护(忽)都达儿一起，不辍恬吟，互教互学，终得以蟾宫折桂。

据《所安遗集》、《嘉靖茶陵州志》及《隆庆岳州府志》记载：“-澧州路忽都达儿(1296~1349)，蒙古捏古氏，居澧州路。曾祖阿屯赤,为侍卫近臣;祖火者，任泰兴县达鲁花赤;父阿散,未仕,母冯氏,四川人。又据《元延佑二年与五年进士辑录》载，(冯氏)为宋某路提点刑狱冯立之孙女。忽都达儿为湖广乡试第一，廷试右榜第一，授秘书监著作郎.。历任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南台监察御史、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都水庸田副使、同知饶州路事。至正五年(1345)后，任同知衡州路事、济南路总管，官至婺州路总管.。至正九年(1349)卒，年五十四.。所撰《贺太子笺文》今存。”这则史料显示，澧州在元延祐戊午科中，产生的不仅仅是一名左榜状元，连那位右榜状元忽都达儿，也是居于澧州，并以“湖广乡试第一”的资格参加廷试，获得“右榜第一”即右榜状元的。今天或者可说，1318年的澧州，有过一次师生同科夺下左、右二榜之魁，产生了状元“双子星座”的历史荣耀!

虽然这个结论还有待于各方家、学者们取得共识(随元朝的灭亡，各种史料均不视蒙古人曾居住过的中原和江南的州县为其家乡)，不过现已查到的相关资料透漏：那位“居澧州路”的蒙古官宦世家子阿散，苦于自己的“未仕”之痛，决心花大力气搞智力投资，而他的那位宝贝儿子忽都达儿的汉文学业又不那么理想，于是拜在澧阳才子郝希贤门下苦读。此时的郝希贤，身为文正书院教席，大约先是受聘兼任阿散府邸家教，后纳忽都达儿为文正书院的正式生员。在文正书院的科学教育和郝希贤的精心辅导下，忽都达儿的学业大有长进，社会地位低下的南方汉人郝希贤，也得到了上流社会官宦世家、特别是一等人蒙古家族的信任与关照。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澧州的科考“奇迹”，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郝状元登第之后，即入京銮，做了朝官(秘书郎)。但他民主平等和民族和好的思想不改，致使他在朝堂上，常把汉民族人民的声音上达天听，不惜得罪一些胸怀偏激的少数民族高层统治者。虽然不足四年，到至治元年(1321)，即遭排挤，贬出京城，但他义无反顾。临出京时，位居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翰林侍讲学士的大诗人袁桷(1266—1327，字伯长，庆元即浙江鄞县人)，特用赵孟頫的一幅《子昂逸马图》，题写了“神骏飘飘得悠闲，天池飞跃下尘寰;青丝络首谁牧得，留与春风放眼看”的诗句相赠，与之怆然话别。这既是对“神骏”门生南归的关怀，更是对郝一身正气的钦羡和慰勉。袁桷为此写了日记，从中可以看出，当初确定郝希贤科考状元是有争论的，但郝教出的学生忽都达儿考出的好成绩，帮助他暂时抵消和击败了少数异族当权者对南方汉人的歧视。现在那一类当权者还是容不得南人有话语权，被挤出朝堂是无可奈何的事。

郝被迫离京后，至少赋闲了三年。此间，在张起岩为首的友人暗助下，由澧州隐居山东。到元泰定年间(1324——1328)，重新起用为荒凉的川西威州知州。知威州后，郝状元本想为国镇边，一显身手。一个任期未满，却惨遭暗算。九死一生中，得以潜逃：由少数几个忠心的随从、家人，传出“不幸遇害”的消息，并弄出一条“柩船”，出威州，漂岷江，穿巴蜀，顺长江而下，最后停在了可从长江直达的澧州安乡黄山之麓安葬，了结了一段郝状元“魂归故里”的历史，躲过了暗算者的贼眼。不久，澧州郝家合族(除安眠于澧州城北五里黄鹂堰的状元双亲外)，悄无声息的走上了“流落之旅”。但郝状元家族流落何方?在元代的澧州是个秘密，元后的澧州亦无从查起。

有趣的是，元中叶后的山东东平，有一位流落而至的落泊文人，自称“霍希贤”，栖居于此，“兴家立业”，建起了一座“霍家庄”。立村霍庄的霍家来自何处?这在元代的东平也成一谜。元后若干年，东平霍家后裔亮出了霍家祖辈出了个状元，名叫霍希贤，并特别标明是元延佑戊午科左榜状元。这就造成了今人看到：一个同科同榜状元，有了出身于湖南澧州和山东东平两说的史料。直至1999年12月的《台大历史学报》，还载文报道：海峡两岸的史学家，仍在为一个“元延佑戊午科左榜状元”，到底姓“郝”还是姓“霍”、到底是澧州人还是东平人而展开不断的论争，甚至长时间莫衷一是。最近，有研究者指出：一个旧居与新村此逝彼兴的时间基本吻合、同科同榜也同名、并且姓也谐音的状元，把“流落何方”和“来自何处”的问题搞一个“历史对接”，完全可以明白：却原来，澧州的郝状元“不幸遇害”后，变成了东平的霍状元，这应该就是上述谜底和历史的真实。

纵观郝希贤一生，可以发现：作为书院教席，他的民主平等的教育道德和教学行为，促成了他师生双夺魁的荣耀;作为知识分子官员，他在民族压迫统治下追求民族平等和睦，即使断送个人前程也在所不惜的理想情操，不失为澧州人值得骄傲的历史品格。

四、诏建“忠清祠”、“永奉祠祀”的执教尚书刘瑞

明代的澧州，把溪东书院从城东白沙洲迁到了城西一隅，使澧州的书院教育得以大发展，并涌现了高堂、刘瑞、胡澥等品学兼优、堪为名师的古澧先贤，这里只说说栖居澧州书院执教十多年的明代澧州五尚书之一的刘瑞的情况。

刘瑞(?—1525)，字德符，祖籍四川内江，父时斅，官山东佥事，以廉惠称。去职后应华阳王府教授李吉安之邀，寓居澧州，生瑞，瑞少进州学，聪慧异常，举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庶吉士，授职检讨。

1506年，明武宗即位，刘瑞疏陈治本九事。奏请新帝召回原被错误夺职的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等官员;同时超擢参政王纶、副使王云凤、佥事胡献、知府杨茂元等一批能臣廉员，“由是，诸臣多获进用”，刘瑞显然成了一位不顾自身进退，敢于伸张正义，深受正直阁臣爱戴的言官。

在明朝宦官当权日益严重之时，刘瑞的做法深伏危机。1510年后，大宦官刘瑾用事，首先是剥夺刘瑞的言事权，逼迫他称病辞职;接着诬蔑他在朝廷的所谓“结党”罪，削去俸禄，遣出京城，至贫不能还乡;再接着，又以所谓错荐雍泰罪，除了雍名，还把刘瑞仅存的一点粮米罚没输塞上。被诬害得穷困潦倒的刘瑞“坐是益困”。经过千辛万苦回到澧州后，只得依靠从母子李充嗣的援助生存下来。

后来，由澧州名儒、文正书院讲席高堂的支持斡旋，刘瑞得以立足书院，始倡正学，授徒自给。由于刘瑞的渊博学识和高贵品格，很快吸引了众多士子从他就学，造就了后入祀扬州名宦祠的澧籍名臣高鹏等一批人才。年仅32岁的南通知州高鹏死后，刘瑞为鹏写的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君行道，而位不显于朝廊，有廷式之行，而禄不逮于后昆。为乡善士，为国梁臣。”可以说也是他自己一生奉行不逾的准则。刘瑞滞居文正书院十多年，一心教书育人，在文正书院执教的同时，还兼职澧州道溪书院，曾为道溪书院写过一记，惜今已不传。

大宦官刘瑾被诛，明世宗登位，刘瑞方得以平反昭雪。先是以副使督浙江学校，继召为南京太仆少卿。嘉靖二年(1523)，由南太常卿就迁礼部右侍郎。此时，大约已年近60高龄的刘瑞，铮铮建言的忠骨不改，不仅针对世宗帝治灾治政治国的失误，联合同朝官员，“条上六事，且言斋醮无益且妨政，织造多费且病民”，得到新帝的采纳。而且在嘉靖帝为自己的生父母争名分的“礼议”之争中，又偕九卿合疏，极言大宗、小宗之义，一疏数千言，深深影响了那场政争的走向。因此，世宗不仅将他擢升为礼部尚书，还对他的逝去表示了不尽的悼念。嘉靖四年(1525)秋，新任礼部尚书的刘瑞回澧州省亲，归里不数日,却因病而卒。他的去世，立即惊动了紫禁城，世宗帝悲痛之余，翻览《禁垣奏议》，对刘瑞侍弘治、正德、嘉靖三朝20多年来的一系列奏论建言，越看越觉赞赏，禁不住当众“嘉之”。于是，一道为刘瑞“特建忠清祠，配享范文正公，令子孙永奉祠祀”的诏书，立即飞马快递澧州。从此，澧州城西北文正书院(今澧县一中)北侧，一座肃穆壮观的忠清祠，雄峙了近200年，成为澧州士子修身养道的崇仰之地，直至清初随华阳王府一同被废毁。

隆庆初，刘瑞被谥“文肃”。至今，“澧州刘文肃”已成为一个正直言官的代名词，在当今的民主政治建设中，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崇敬。

五、澧阳书院执教的十位名师名录

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澧阳书院建成，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澧州官立中学堂，澧阳书院历经了113个春秋，有过不断规范、完善、发展的历史，创造了古澧州教育史上的辉煌。史志记载，新兴的澧阳书院，一时“多士云集，数年来，采芹藻，登贤书者，济济相绎，几于希风岳麓矣。”所谓“几于希风岳麓”，就是指其声誉直追岳麓，几可与岳麓书院的成就比肩。能获得如此佳誉，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坚持聘用名师。现在，至少可以列出十位名响于世的担任过澧阳书院的山长、主院、主讲、教席等的名师大儒。

1、张九钺主持澧阳书院：澧阳书院建成的第三年(乾隆57即1792年)，人称“湘中诗老”和“楚中骚雅才”的长沙府湘潭县籍诗人、戏曲作家张九钺返归故乡后，澧州人即聘来主持澧阳书院数年。张九钺，字度西，号紫岘、陶园，是清代中叶一位深负盛名的大儒。后人誉他为“诗老”，称其诗是乾隆盛世一大宗，甚至把他和屈原、李东阳并提，推崇为“楚中骚雅才”。他创作的传奇杂剧《六如亭》，是一部较有影响的戏曲作品，也被人们视作“奇文”。他去世后有学者评论道：“先生之诗，腾天潜渊，阳开阴阖，性灵清洒，才气磅礴。”1792年，张九钺以71岁高龄、已是著作等身、誉满天下的大老身份，为澧州人敬奉知识和贤能的行为所感动，应聘来担任澧阳书院主讲席。在四年多的时间中，他用大师的智慧和德行兴规立约、易风树标，把新兴的澧阳书院调理成了一所基础良好的人才成长摇篮。后被昭潭书院聘去，83岁时，留下数十卷诗文戏曲而谢世。

2、陶澍主讲澧阳书院：1805年，安化人陶澍回乡“守制(守父孝)”，澧阳书院不惜与岳麓书院一争，聘他来就任主讲席。这是澧阳书院在张九钺离去十年后迎来的又一位大师。陶澍，(1778一1839)字子霖，号云汀。嘉庆七年(1802)进士，授编修，先后任监察御史，户部、吏部给事中，川东道，山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年间，官至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两淮盐政。任内，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设义仓以救荒年，疏浚吴淞江、浏河以宣泄太湖诸水。以劳成疾，病逝于两江节署，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著有《印心石屋诗文集》、《奏议》、《蜀輶日记》等。并主修道光《安徽通志》和《洞庭湖志》。作为清中兴名臣、湖湘经世学派创始人的陶澍，担任澧阳书院主讲席执教三年多，可说是二百年来，澧州教育史上最具影响的一页。三年多的时间里，陶澍的主要活动，不仅留下了珍贵的诗文，而且形成了他湖湘经世学派中重要的施教思想。后来他每到一地，都大兴书院，督办教育，就连他后来主修《洞庭湖志》，也可说其思想的发端是与之在澧阳书院的教学实践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

3、左宗植掌院澧阳书院：左宗植，(1804～1872)字仲基，一字景乔，号珠岭樵夫。湘阴人。左宗棠次兄。道光举人。曾任桂东县教谕，内阁中书等职。先后主讲澧州澧阳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善诗文，兼治天文。著有《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宫总图序》、《慎庵诗文钞》等。与邵阳魏源、郴州陈起诗、益阳汤鹏并称“湖南四杰”。左宗植掌院澧阳书院数年，颇有佳誉，当时的九澧学子众口赞叹：澧阳书院有真师!以能亲听左氏一席谈为三生有幸。

4、张启鹏执教澧阳书院：

张启鹏、长沙人，字幼溟，道光乙未(1835)举人。曾应聘为澧阳书院山长多年。张一生钟情执教，工于诗文，有《梅墅诗钞》传世，《清诗汇》收有其诗作。

5、杨恩寿主讲澧阳书院 ：清同治五年(1867)，澧州知州魏式曾力邀杨恩寿主讲澧阳书院，并辅导其二子仲仪、叔云从事科举。杨恩寿(1835～1891)，清代戏曲家，理论家。字鹤俦，号蓬海，别署蓬道人。湖南长沙人。同治九年(1870)中举，曾长期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课读或作幕宾。光绪初授盐运使衔，升候补知府。作有传奇《鸳鸯带》、《姽婳封》、《桂枝香》、《理灵坡》、《桃花源》、《麻滩驿》、《再来人》七种，除《鸳鸯带》未刊外，其他六种习称《坦园六种曲》。戏曲论著有《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其他诗文编为《坦园全集》。此外他还有未刊十册内容丰富的《坦园日记》手稿传世。该日记始自同治元年(1862)，止于同治九年(1870)，记录了作者此期的科举生活及相关世事。杨恩寿与湖南著名士人郭嵩焘、王先谦、王闿运等人密切交往数十年，与湘军名将曾国荃、李元度等来往频繁。因此，他的日记在反映同治年间湖南长沙、澧州等地士人生活、地方状况、社会精神道德面目等方面，有极高的社会史、文化史的史料价值。特别是日记提供的南方内地城乡士人的生活，有助于今天的研究者建立对科举体制、科举制度、科举造成的社会矛盾认识的科学观点。也就是说，杨恩寿是一位较为典型的用经世致用的观点观察生活、指导行为并用于执教实践的大儒。

6、黄碧川主讲澧阳书院：以“湘西才子”大名和致仕按察身份掌院澧阳书院五、六年的黄碧川(1834——1890)，字照临，石门县北乡雁池坪(即今雁池乡雁池坪村)人。同治元年(1862)，以廪生资格参加湖南乡试，中为举人。同治七年(1868)擢陕西知县，旋晋同知直隶州知州兼山阳县县令。政绩突出。光绪五年(1879)，以知府身份晋见光绪帝。光绪九年(1883)，诏授山西大同知府。光绪十年(1884)四月，奉旨署理山西按察使(俗称臬台)。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以亲老患病，乞养回籍。居家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飞章调黄旅职，终未前往。情愿居家读书讲学，赋诗行文。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染上热疹，七月初四病卒于老家，享年五十七岁。

黄碧川学有本原，而志趣宏远。凡古今家国治乱掌故，中外形胜，以及天外星卜，皆博览兼涉，纵横贯通。早年，他曾梦见陪范仲庵同坐，故自号为梦范主人。著有《梦山馆诗》二卷。他才思敏捷，一挥笔如行云流水无凝滞。常对人说：“得地而发为之政，得题而发为之文。”先后主讲澧阳书院和天门书院。主讲澧阳书院时，诸生执经问难，每作出一个解释，总出人意料，别有见地。引诱后进，孜孜不倦。见人一优点，夸奖不已;而嫉恶如仇，虽强御词色，也决不放过。黄碧川曾教导生员，大家读了书，想做官，无可厚非，但是，要怎样读书和做官?送大家一联，望铭刻心头：“不食民一饭，不爱民一钱，乃吴隐之为太守;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是范文正作秀才。”黄碧川还为澧阳书院题联云：“故老说宋玉屈原，自六经以来，骚坛嗣响;大江历岷山沱水，挟九澧同去，学海朝宗。”人评此联是“出幅犹人意中所有，对幅则穿穴经心，体态特为雄兀。”更重要的是，此联道尽了澧阳书院“挟九澧”之历史精华，走向现代，走向今天的“学海朝宗”的历史现实和必然，因之成为九澧教育史上的名联久传不衰。

7、梅峄主讲澧阳书院：梅峄，号桐阳，生卒年月待考。澧州石门人，嘉庆丁丑(1817)科大挑二等举人。人评梅“道德文章皆程式先正”。。曾主讲过澧阳书院、秀峰书院，著《澧阳汇抄》、《尝学录》、《东山草堂稿》、《东山琐言》、《易文史证补》等等多部著作梓行。自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梅峄担任晃州直隶厅训导，在任十四年，推行边民教育有方，晃人为建生祠以谢。并常赋诗文，晃州八景每景必吟，直观记录了晃州的风物人情。他的“早闻沅有夜郎县，再改峨山天宝时。今之晃州如内地，不比昔日徙羁縻”等力作。已成为今日探寻古“夜郎国”历史的重要资料，今新晃等县奉梅峄为治晃名人。

8、杨彜珍主讲澧阳书院：杨彜珍，(1805～1898)，武陵县(今鼎城区)回龙桥人，道光年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兵部主事，主讲过澧阳、朗江、湘阴仰吾等书院，创办德山移芝学社，“以古文见长而风行天下”。曾国藩称引湖南文士，杨彝珍名列榜首。诗文有《移芝室全集》十六卷。

9、郑协吾主讲澧阳书院：郑协吾，本名郑纪略，字禹城，号协吾，清道光二年(1822)出生于石门县商溪河(今磨市朝阳村)，父武橘，学者称为玉崖先生，一生执教。郑纪略天资聪颖，十三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道光二十九年(1849)得拔贡，越三年(1852)，他二十九岁时应顺天乡试中恩科举人，往来燕、赵、豫、鄂十四年，钶亭侍郎、青墨卿中丞礼为宾师。历任山东聊城、清城、清平、郓城、阳谷等县知县，后因功擢升山东道员，加监运使。累历山西按察使、河东兵备道兼山西、陕西、河南监法道。于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病逝商溪河，享年六十七岁，诰授二品衔资政大夫。郑协吾致仕以后，曾主讲天门、澧阳两书院，为家乡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10、澧阳书院的最后一位知名主院李翰昌：清光绪末年，澧阳书院的最后一位知名主院，是澧州学正李翰昌(字石贞，宁乡人)兼任的。他写的《澧阳书院学约》，总结了澧州书院的教与学经验，是当今研究书院文化的重要文献，也可从中了解很多教、学信息。比如，文中盛赞“澧故屈、宋游眺地，子弟秀美而文”，面对维新变局，教者和学者都要“收放心，临大节，平大难，不失君子风范”等等。李翰昌还为澧阳书院撰有一幅重要楹联 ：“范希文是此地秀才，谁为后起?胡安定亦方州博士，敢薄闲曹”。其意思是要求学与教者，都要有宋代名臣范仲淹和创造了“苏湖教法”的大教育家胡瑗(字安定)的志气与作为，追踪前贤，不负来者。《澧阳书院学约》原著时间不清，清光绪21年(1898)4月曾刊刻，《两思貽斋丛录》有录。(2007、10、19、初稿于澧州鸣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