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史前文化时期，就已孕育学校胚胎，考古认定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等母系亲族居住区域遗存所见之由老人与儿童合居的大屋，便是最早的教育场所，而夏商周时代的学校古文献则有明确记载。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唐末五代动乱，文教衰落，士儒无由显身，私人书院讲学读书开始形成规模，形成定制。北宋初，社会逐渐安定，朝廷欲多褒奖文事，却又无力广设州县学校，故“士子病无所学，往往相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书院由此兴盛，至南宋元明清，书院逐步发展为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

书院的最大特点是自由讲学，而不是为了科举，尽管到清代开始部分官学化，也分化成讲学、藏书、祭祀多种功能形式，甚至出现了专为科举的书院，但是，它最本质的特征还是自由讲学，它是历代学者传播思想、昌明学术之地，是新思想、新学术的孕育和诞生之地，是中华文脉延续与士子风骨造就的平台，故而为大批文化素养较高不为仕禄功利之学所动的读书人所仰慕。

以忧国忧民、化民成俗、修身治人、培养社会贤良、中坚为办校宗旨的澧阳书院自明代创立之初及至清末、民国时期此文脉理念一以贯之，历朝历代从这里走出许许多多志趣高洁、关注民生、救民安邦的国之栋梁、地方精英，但几百年迭经“兵燹水患”，志乘火毁水漂，所剩无几，无从得知更早些先贤们的芳躅懿行、嘉言义举。就笔者近几年有幸接触拜读的十余套族谱《家传》看，大凡澧之各家族有为之士多出自澧阳书院、澧州中学堂、九澧女师、澧县中学、九澧联中。

嘉庆十至十三年(1805～1808)主讲澧阳书院的陶澍公，有感于澧州马溪、太青皮氏“游序者颇多，近且屡举于乡”和皮氏族贤大力捐助书院建设，应皮姓生员(秀才)之请，特为其家谱续修作序。而先前曾负笈求学于澧阳书院的门第公(1742～1803，皮氏牌坊建造者)一生“美德善行”“为远迩士大夫所信爱”，嘉庆元年春，澧水流域又将陷入新一轮烧杀、劫掠之时，慨然允诺州牧重托，组织乡民“卓卡出力捕守”，并捐粮米及造抬枪助军。门第公等仁人志士保境安民的义举获得父老乡亲赞誉和朝廷嘉奖。

同样曾求教于澧阳书院(松竹桥的建造者之一)的暖水街孙承松(1779～1841)，“举止闲雅，器量深醇”，“周济贫乏，事兴利济百姓者必尽力为之”，嘉庆二十五年任漳州府云霄分府海防同知。云霄三县地处福州西南沿海海盗山贼出没频仍，民事讼狱繁兴，公恩威并施宽严相济，一年后“贼风为之一息”“诉牒日稀”。最为当地百姓称道的是：一王姓民船过桐山营遇哨船，兵丁索钱不得遂诬指船上六人为盗，日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后送云霄分府办理。公察看其人品并非匪类，反复审讯尽得实情，未及退堂忽接制军六百里文书索桐山营上报拿获的六名海盗递省审办。公思人犯押解省城即使逃脱法网终不免拖毙，便传知情人具结保状后开释受害人。当然此事也不免招致“宪属”忌恨而让承松公一度遭遇不公平待遇。

《建平杨氏族谱·燕山支系·家传》中明确记载求学或出掌澧阳书院的有：“弱冠补弟子员”“从左老夫子宗植、陈老夫子盛韶”的18世大玙公(1819～1862);“被州学政杨魁廷闻名召管澧阳书院事”的19世本泽公;20世学钊公膝下四男一女，其中二子一女启泮、启恩、启琼均求学于澧阳书院(启泮继赴长沙武备学堂，复东渡日本留学士官，再追随孙中山、蔡锷、黄兴诸公奔走革命，启恩后赴广州讲武堂再投身北伐。启琼不字人不缠足毕业澧县组武女校，旋被选为县参议员兼县女子天足会会长);“负笈澧阳书院兢习举子业”，“山长司马孝廉甚器重之”20世学铣公为澧、石知名人士，诗词歌赋丝竹音律无不精习;21世启楠、启樟兄弟俩双双出自澧阳书院(澧州中学堂6班，国彦、国华是也)，均为地方名绅，乐善好施，捐办学校;还有20世启媛女士、21世家圭公等。

清末内忧外患，国无宁日，清廷终于被迫改弦更张，“废科举、兴学堂”，儒学和书院或停办或改办，忠君的思想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所取代。清末民初澧津大地风云际会，贤良豪杰并起，澧阳书院(澧州中学堂)师生更是走在时代前列，忧国忧民，倡导经世致用，学以报国，气象为之一新，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连续推出：

他们或创办学堂，开启民智。

早期的澧州中学堂主事蒋作霖，为临澧梅溪桥人，州之望族临澧蒋氏之后，澧州名流，蒋翊武、杨载雄、徐鹤野、林修梅、林伯渠等均出其门下。周传德即澧县周拔贡，丁酉科(1897年)澧县倒数第三个举人，钦取八旗教习，后任云南腾冲等县知县，1905年告老归故主事澧州中学堂。其父14世祖稷公周炳著，同治壬戌(1862)科举人，先任贵州知县，1867丧亲归乡守制，应聘掌教澧阳书院，后升补贵州平越直隶州知州、候补知府。有诗、文传世。

或兴办实业，振兴经济。

有资料证明，初设西城仓史祠的农事试验场、民国13年设城内关帝庙的澧县平民工厂及设于年新官垸的省棉业试验场，均有出自澧阳书院、澧州中学堂、澧县中学师生的参与和领导。

或出洋求学，师夷长技。

据笔者手头资料统计，校长周泽苞留学(早稻田大学)、黄兆祥(东京大学)、周泽荫(伯明翰大学)、夏国瑞(东京大学)、罗霖(莫斯科大学)、杨体先(东京大学)、张景铭(早稻田大学);教师孙世灏(巴黎大学)、张乾初(东京大学)、庹航(伦敦大学)、庹任卿(东京大学)、傅文明(巴黎大学);学生向郁阶(早稻田大学)、朱务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夏国宾(东京大学)等。

或投笔从戎，奔走革命。

《澧县县志》记载：“自辛亥反正，近三十年来，人才辈出。革命元勋上将蒋翊武、中将赵镇南……少将杨载雄……。议会兴，选举制度盛行，周泽苞当选国会议员，杨鳣堂、唐子民……石宪玉、胡毓桢先后当选省议员，向郁阶、彭锦云被推省参议员，并由中央任命向郁阶为省参议会秘书长。”

议员中周、石、胡均出自中学堂(或中学)，民国初议员选举比较正规，没听说过贿选拉票，即使有总比稳坐钓鱼台、不拉票不拜票铁定“当选”好，当不当选主要看本事、看品行、看人望。将军也不是胸无点墨的草包，蒋翊武的学历：澧州高等小学堂、澧州官立中学堂、上海公学院，赵镇南、杨载雄均出自科班，新旧学功底深厚，都曾执教澧县中学。

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团体叫文学社，宣统三年春节发起成立时十来个人与会，蒋翊武居首，刘尧瀓、杨载雄、龚霞初次之，后来加入者还有黄贞元、李桂森等澧县人，蒋、刘、杨、龚均出自澧州中学堂。是年5月初蒋携刘、杨与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接洽联合，9月14日正式建立同盟，组成战时指挥机关——湖北革命总指挥部，蒋任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杨载雄为军事筹备员。《辛亥革命辞典》载：文学社“1911年夏开始与湖北另一重要革命团体共进会协商联合，同年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

起义成功后，清廷重兵反攻，杨载雄在黄兴统领下率三路人马之一的所部第六协(旅)乘铁甲船攻击汉口龙王庙码头，史称“阳夏战役”。11月27日“汉阳失，黄兴走，黎元洪逃，孙武因伤不知所踪……”，革命成果危在旦夕，其时蒋翊武挺身而出，任鄂豫湘桂联军总司令，划武昌沿江为三区，令杨载雄、窦秉钧、何锡藩三协防守，终保革命大本营不失。孙中山授予杨陆军少将，所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加北伐。辛亥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到今天我们认识还很不够，从这几位先贤、学长的表现看，说澧县一中是辛亥革命的摇篮之一，不算过分。

杨载雄公因不满袁世凯倒行逆施及省府一班投机宵小之作派，辞职还乡，在多安桥北侧旧居改建“拾园”——残局如此谁收拾，老傍青门学灌园。拟联自况，忧国忧民之心不言自明。常与号称“十二老”的一班文友同好诗酒唱和，针砭时弊，抒忧国忧民之情。现年77岁的黄大禹老人告诉我：1950年的一天他受“集民花行”老板之托登门请杨公以“集民”为题写一副对联，杨略事沉吟，片刻“集思广益，充足国民经济;民主富饶，方得社会太平”的妙联一挥而就。就在这一天，他还亲眼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邀请函。

再说民选省议员(教育界)、校长石宪玉先生：

其父石元璋公即饱学之士，民国县志称其为“有资望者”，校长自幼“好习文”，再经塾师指教，后考入湘西优师攻读7年之久。先后任教省立二师，省立第二初中及主事，任澧县劝学所长，县立中学校长。民国11年入选省议员旅居省府任职，1932年左右再三力辞主兼职回乡任九澧女师校长。期间，大力倡导乡村教育，办学面向乡村，为农村妇女争取受教育权利，帮助妇女抵制陋习残害，使乡村教育事业如笋逢春。民国24年大水破城，匆忙间不顾校门外的妻儿老小，找一大型棺材板，独立划行于滚滚浊浪中，转移受困师生，事后省报编发省府通令嘉奖。张治中主湘时来澧视察，特登门拜会石公，盛赞他弹精竭虑，于国难之中迎难而上，为国分忧，为国育材。

最值称道的是：1947年11月27日发生九澧联中学生冲击、打砸县府、县警局严重事件后，石公与同事张春塘等政要、贤达义正词严声援校长杨宗南，石公还与人商议，事发当晚将代人受过无辜被抓又被悄悄救出的胡姓学生送往自己老家道河乡石家台隐藏，并让亲侄孙石道银(高2班)始终陪伴，再让学校及家长以此学生失踪为由要挟县政府，最后常德专署出面调解责成双方各自训诫学生、警员了事，塌天之祸就此平息。这该要有多大的担戴精神!这样的老师为何不让学生永远铭记?

另石公藏书、书法闻名九澧，《澧县志》有载。《文化志》说“澧县书法活动，清代以前无考。民国时期，有管开昉、彭馨……石宪玉、张春塘(还是澧县最末一个举人、曾任澧县县长)等善书法，尤以石宪玉的魏书、张春塘的草书为最。当时，澧县、津市一带，凡机关、商号招牌、民间喜庆匾对以及重要题记，几乎全出石、张二人手笔。”现存三贤碑重刻、多安桥石额题字分别为二公手迹，石与中国著名画家、校友孙世灏互有书画题赠。

在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士工农商)，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

澧阳平原史前遗址星罗棋布，全省之最，举国少有，且时序连贯，更有中国最早的城头山古城址和把稻作农业大大提前的“八十垱古稻”，经五帝历夏商周跨春秋战国越秦汉两晋，各个时期均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或史志记载。

近现代以来，澧县知名湖南，影响全国的恐怕只有澧阳书院、澧州中学堂(澧县中学、九澧女师、九澧联中)及其先贤、学长们的作为与风骨，他们是澧县最后一批士大夫。

胡适先生《惨痛的回忆与反省》反省中国为什么近代以来如此不中用，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后指出：其中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汉书》上有“学以居位曰士”。作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应该有天良、责任、义务，像我们学校的先贤、学长们一样，忧国忧民，学以报国，率先垂范，倡导新风，化民成俗，服务百姓，服务社会，做社会中坚，切不可将学校专作“猎取荣利之场”。

 

2007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