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也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种有重大意义的制度。用书院来称呼学校起自唐代，从唐末到20世纪初，书院教育持续了一千多年。一种制度得以维持这么久，它的成绩巨大影响深远也就不言而喻了。

据研究书院文化的专家学者们考证：澧州(今湖南澧县)书院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873年前的唐代咸通年间，此间修建的“文山书院”，是全国现已查到的唐代49所书院之一。这表明澧州的书院基本与全国的书院同步诞生和发展。据清·同治十三年(1874)增辑的《直隶澧州志》记载：“文山书院在城南仙眠洲上，唐李群玉读书处，今废。”“文山书院”经历了近400年，屡有兴废，到南宋宝庆二年(1226)被修建的“溪东书院”所替代。“溪东书院”明正德年间改为“文正书院”。据《直隶澧州志》记载：“溪东书院，在治东一里许。宋范文正公尝读书于澧，后人慕之，建院祀焉。明正德间，州同欧阳席修、李如圭记，明末废。今澧阳书院，其遗址也。” 据《直隶澧州志》记载：“澧阳书院，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守道臧荣青，检查、前守道梁敦书创，檄州牧方维祺谕阖州绅士捐资，在城西隅溪东书院遗址建修，三载落成，凡四进，南向，前后墙各二十八弓，东西墙各六十二弓。所有堂室、田地等，具详载书院志，兹举其略，附志于左。” 澧阳书院在其113个春秋中，上承“文山书院”、“溪东书院”、“文正书院”之精华，不断规范、完善、发展。史志记载：澧阳书院“多士云集，数年来，采芹藻、登贤书者，济济相绎，几于希风岳麓矣”。“岳麓”指“岳麓书院”，排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湖南长沙)、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应天书院(河南商丘)、睢阳书院(河南睢阳)一说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之首。所谓“几于希风岳麓矣”，是说将近与凤毛麟角的岳麓书院的成绩、声誉相比。澧阳书院为什么能创造了古澧州教育史上的辉煌?澧阳书院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精神遗产?笔者主要从教学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教学管理—组织严密、约规严格

1、组织严密—从人员配备分工看

书院的职事和组织系统由山长(或称主院、洞主、主持，是书院教学管理的主持人)、监院(一种地位次于山长的书院职事，主要职责是负责书院的行政、财务，以及稽察学生品行等工作)、堂长(或书院主持人山长的别称，或在山长下协助山长进行教学管理工作，或从生徒中选任责督课堂记录搜集诸生疑难问题)、学长(或相当于某门学科的教职，或主管书院教务行政的负责人，或书院主要管理学生学业和行止等的生徒首领)、会长(从诸生中选出学行老成成绩优异者充任，负责协助山长评阅考课试卷)、斋长(由山长在诸生优异者中选出，协助山长从事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讲书(主要负责书院经书讲解)、经长(由山长从生徒中精选熟悉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文)、首先(一种管理书院的职事)、掌祠(书院内掌祭祀活动的职事)、掌书(书院内管理图书的职事，负责图书的保管和借阅)以及书办(掌管书院各种卷宗、档案的职事)等组成.书院三大功能是讲学、藏书、祭祀。书院有分科制度、分斋教学制度、课程规定、考课制度等一套教学管理制度;书院藏书来源于皇帝赐书、私人捐赠、书院购置、书院自己刊刻书籍，藏收的书籍主要与教学和学术研究有关，并制定一整套收藏、借阅制度;书院定期祭祀先圣孔子、与本书院有关的先贤以及主宰功名的文昌帝和奎星等。

2、约规严格—从《澧阳书院学约》看

光绪后期，维新之风日起，当时宁乡人李瀚昌任澧阳书院主院，为人思想虽略嫌保守，但“惟其教导诸生收放心，临大节，平大难，不失君子风范”的《澧阳书院学约》，是一篇较完整、较优秀的学约。

此特撷李瀚昌主院所制定的《澧阳书院学约》精要如下：

“……始，余闻诸乡先生，四书五经必反复背诵，子弟之聪颖者集注恒读其全，虽注疏未尽研求，而王氏《汇参》一书靡不讨论精详，得其要领，故其时文华鲜而士气醇。……然则，古人之为学，凡以收放心而已。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是故，学者不可一息无功课，无功课则外诱至矣，可不惧哉!澧故屈、宋游眺地，子弟美秀而文，余忝主皋比栗栗乎唯误人子弟是惧，谨述夙所闻诸师友，考之往训，察之隐微者，集为条约，交相劝勉。固知汶暗不足以示范，感诸生左爱，敢附攻玉之谊，冀收相长之益焉。……董仲舒目不窥园，管幼安坐而穿榻，其静专如此，故克成大儒。克己之功，须从酒色财气克起。……

《四书反身录》语语切己，最宜熟玩。……

 读书必得其要。如《论语》言仁，其要在忠恕;《大学》言明德，其要在知止有定;《中庸》言诚，其要在喜怒哀乐之未发;《孟子》言仁义，其要在好恶与人相近，凡此皆圣学点睛处，其旨一也。……

读书必融会贯通，以求实用。……

《通鉴》不可不读。……

时文必求真切。……

讲习必赖朋友，方不至悠悠度日。……

习俗移人，惟奢为甚。……

科目进取一路，使孔孟生今之世，亦所不废。……

以上各条，虽肤末之谈，抑收放心之要也。此心既定，则充之可以临大节平大难，约之亦不失为敦品励行之儒，刻鹄不成，尚可类鹜。愿与诸生交勉之。”

从《澧阳书院学约》可以看出：读哪些书，怎样读，读后有什么用，读书人应戒什么等，都作了较精要的规定和阐述。

二、师生来源—聘用名流、选贤择能

1、聘请各地德劭学高的方家任山长

山长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主讲兼行政负责人，是教学活动、学术研究与传播的灵魂人物，山长自身的学术造诣、道德修养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院的发展。从书院发展史来看，不少著名学者都先后担任书院山长或者主讲，为书院的发展倾注自己的心血。书院选聘山长的条件主要包括“德”与“学”两个方面。在“德”方面，要求山长品德高尚，在“学”方面的要求主要是在学术造诣和知识水平上，而科举功名则是“学”的最为具体的表征之一。明清书院选聘山长时，对科举出身有更加明确的要求，层次较高的书院往往要求山长为进士出身者。府、州书院一般由举人以上出身的人担任，县级、乡村书院一般是由举人、秀才担任。

下面介绍澧阳书院几位有代表性的山长：

[张九钺]  澧阳书院建立的第三年(乾隆57年即1792年)，就聘请大名鼎鼎的张九钺主持澧阳书院数年。张九钺(1721-1803)，字度西，湘潭人，是清代中叶一位颇负盛名的诗人与戏曲作家。后人誉他为“诗老”，称其诗是乾隆时一大宗，甚至把他和屈原、李东阳并提，推崇为“楚中骚雅才”。张九钺的一生带有传奇色彩。他少年聪慧，传说他6岁时，由父亲携带一起到南岳衡山拜佛，衡山毗庐洞寺僧说他的相貌酷似寺中已圆寂的师父，并出句“心通白藕”要他对句。张九钺立即回答“舌涌青莲”，众寺僧诧异6岁儿童竟能有如此才气禅意，都顶礼膜拜，称他是师父转世。他7岁能诗文，12岁补弟子员，少有诗才，13岁时与兄长张九钧游采石矶，登太白楼，作《登采石谪仙楼放歌》，其中云：“乾坤浩荡日月白，中有斯人客不得。空携骏马五花裘，调笑风尘二千石。……自从大雅久沉沦，独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来我亦去，楼影萧萧愁杀人。”这首诗当时就被江南人士竞相传抄，并呼张九钺为“仙才”，“太白后身”。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张九钺到苏州，代虎邱歌师作《四时景·新水令》词，盛传于江浙。他创作的传奇杂剧《六如亭》也被人们视作“奇文”，是一部较有影响的戏曲作品。后在京都，又恰逢朝廷行郊礼庆贺征西大军胜利班师，他应商贾请求，一日一夜挥就凯旋榜贴几千张，才名轰动一时。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张九钺中举人，次年，张九钺中进士，任南昌知县，漫游四方、广结雅士。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返乡途中经过武昌，湖广总督毕沅在苏东坡生日聚集名流赋诗。他即席提笔作诗：“君生终忍弃，世人皆欲杀。天因万古生兹才，胡为命官置之于磨蝎。恍林不终庐，楚颂亭不得居。鞭鸾笞风渺渺去，谁其能问生之初。醉休赋《定风波》，醒不待春梦婆。影泡电露一瞬耳，雪泥鸿爪皆前过。” 这首诗引得四座惊叹，被评为这次聚会的压卷之作。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张九钺返归故乡，先后主持澧阳书院、昭潭书院，l1年后，83岁高龄的张九钺留下数十卷诗文戏曲去世。有学者在他逝世后评论道：“先生之诗，腾天潜渊，阳开阴阖，性灵清洒，才气磅礴。”对张九钺作了较高的评价。

[张启鹏]  道光乙末(1835年)举人，字幼溟，长沙人。有《梅墅诗钞》。其中有《晚泊湘阴县》诗：“一城斗大隔重湖，雉堞参差认有无。画角残秋人语怯，荒田晚稻雁心孤。汨罗不上空兰蕙，斑竹林中怨鹧鸪。三十六湾何处宿，夜深明月落菰蒲。”

[李瀚昌]  清光绪年间澧阳书院山长李瀚昌，字石贞，宁乡人。此时也任澧州学正。他撰写的《澧阳书院学约》，总结了澧州历代书院教与学的经验，成了现在研究书院文化的重要文献。李瀚昌能诗，为人有血性，好贤礼士。从他为澧阳书院撰写的“范希文是此地秀才，谁为后起?胡安定亦方州博士，敢薄闲曹”的楹联和“教人以善，诗书执礼;在州无事，朝暮习劳”的对联可看出，他不仅学问深厚，而且用前贤激励自己和学子，是很注重道德品质修养的。

2、聘用学识渊博、有一定影响的名流任主讲

我们看看几位有代表性的名师：

[陶澍](1779-1839)  原名含雨，字子霖，号云汀。湖南省安化县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是中国近代卓有成就的政治家、改革家、学问家、爱国者，有“晚清人才第一人”之称。孟森著《明清史讲义》称赞他是当时“以学问为实行”的“政治家巨擘”。

陶澍出生于山乡穷书生家庭，有较深的家学渊源，至其父陶必铨(又号萸江)已家道衰落，只得以教书养育家口，生活清苦。陶澍自少“樵牧渔猎，且耕且读”，在其父的熏陶教点之下，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乾隆年间，随父陶必铨就读岳麓书院，父子同窗，刻苦向学，罗典山长“极爱重之”。他深受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爱国主义传统和罗典言传身教的影响，以范仲淹为楷模，与著名经世学者严如煜等情同手足，使他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成才的夙愿。

嘉庆五年(1800年)，父子同赴长沙乡试，其父落榜，终生以授徒为业;陶澍高中。嘉庆六年(1801年)，陶澍以举人功底赴京应试，但初试名落孙山，只得滞留京师，白天卖字，夜晚读书，以备来年再考。一个偶然的机遇，被访友路过的大学士纪晓岚发现，见其字体不凡，谈吐不俗，仪表出众，非等闲之辈，遂邀进纪府，供给食宿，指点文章，致其学识精进。嘉庆七年(1802年)，陶澍会试，初列为一甲，定为榜眼，但答卷送呈总主考官纪晓岚审定，纪发现遗漏一字，以致此句不顺。纪爱才不护短，遂改定为二甲第十五名，但仍向嘉庆皇帝推荐，选为庶吉士，这在当时被传为师生纯情之佳话(引自陈首涛著《陶澍传奇》)。陶澍在翰林院当了三年编修，才华绽显，正当朝廷欲拔用之时，嘉庆十年(1805年)闰六月，其父病逝。按清制，官员父母亡故，必须停职回籍“丁忧”(即守孝)三年。陶澍匆忙回乡奔丧、守制。

在料理父丧后，应澧阳书院之邀任澧阳书院主讲。至嘉庆十三年五月离去，前后约三年。陶澍在澧阳书院教书时颇得各方赞誉。

陶澍从政40余年，爱国爱民，办事精明。他深入民间，微服私访，在除恶安民、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整治治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较大贡献。他生活俭朴，敢于伸张正义，扶正压邪，堪称是封建社会里的清官廉吏。在他工作过的地方，民间流传着不少陶澍为官清正，微服私访的故事，《陶澍私访南京》作为淮剧的传统保留剧目，在民间百看不厌，常演不衰。1839年6月，积劳成疾，病逝于金陵两江督署，享年62岁。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世称陶文毅公。

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著文赋诗，文学造诣较深，书画兼长，一生手不释卷，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佳作。著有《印心石屋诗集》、《印心石屋文集》、《蜀輶日记》、《秦义》、《陶渊明集辑注》等。并主修道光《安徽通志》和《洞庭湖志》，集著有《陶文毅公全集》传世。魏源称其“为翰林能诗，为御使能言”，深得道光帝信任。

[左宗植](1804—1872)  字仲基，号珠岭樵夫。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次兄。道光壬辰举人，曾任桂东县教谕，内阁中书等职。先后主讲澧州澧阳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善于书法诗词，爱好研究天文、易理等学问。著有《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官总图序》、《慎庵诗文钞》等。与魏源、汤鹏、陈起诗并称“湖南四杰”。所作《初至新化赠张蓉裳学博》诗云：“我初试缁尘，乡贡赴京甸。踏月款湘馆，始识先生面。尘囊发鸣琴，行箧诵诗卷。清言似味蔗，往往耐嚼咽。长安仕宦海，倥偬预计选。得官宰百里，孥仆欣以忭。庶几抒夙抱，盘错利器见。谁知达者怀，自匿不可谏。朝上投劾书，暮授文学掾。酸寒古梅峒，环堵坏不缮。瓦吹风打头，床漏夜易荐。旁……”

左宗植虽“终岁旅食”，但在兄弟析产时，他与弟弟左宗棠都没有要取，全部家产都给了长兄左宗棫(见《清稗类抄 》)，可见其仁厚。

[黄照临](1834--1890)  字碧川、启东，湖南石门县人。从小聪颖绝伦，书过目即晓大义，刚进二十岁(1854年)即中秀才，不久即成廪生。同治元年(1862年)以廪生资格参加湖南乡试，中为举人。越两年入京，与当时贤士大夫交游，刻意求学五年，黄恕皆司空、徐寿蘅司徒均皆礼遇，待若上宾，这期间他又拜倭文端为师，受益非浅。惜两次参加会试均未售。

他历任陕西知县、山西大同知府、山西按察使(俗称臬台)等职。所任之处，政绩斐然，深得百姓拥戴，也深得朝廷赏识和重用。

黄照临为官多年，廉洁成性。日用供给，除养亲外，淡泊如寒素。面对百姓，随事施与，绝不吝惜。为官时捐奉施民，居家时亦体恤百姓。他计划为乡人积谷数千上万担，以备荒年之需，可惜病倒未竟。

黄照临1885年乞养回籍。居家六年。他读书讲学、赋诗行文，一语破的;周恤族党亲戚贫民，不遗余力;交谊恳至，无贫贱富贵;他主讲澧阳书院期间，太夫人亦迎养在寓，可见至性谆笃。

他学有本原，而志趣宏远。凡古今理乱家国掌故，中外形胜，以及天外星卜，皆博览兼涉，纵横贯通。早年，他曾梦见陪范仲淹同坐，故自号为梦范主人。著有《梦山馆诗》二卷。他才思敏捷，挥笔如行云流水。他常对人说：“得地而发为之政，得题而发为之文。” 在澧阳书院任主讲时，虽年迈仍才华横溢，有下列两副题澧州澧阳书院对联为证：“故老说宋玉屈原，自六经以来，骚坛嗣响;大江历岷山沱水，挟九澧同去，学海朝宗。”“星火数鱼庄，文水一泓，荡漾光芒齐射斗;雨华霏雁塔，法轮千佛，标题名士共梯云。”

[杨彜珍](1805～1898)  武陵县(今鼎城区)回龙桥人，道光年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兵部主事，曾主讲过澧阳、朗江、湘阴仰吾等书院，创办德山移芝学社，“以古文见长而风行天下”。曾国藩称引湖南文士，杨彝珍名列榜首。诗文有《移芝室全集》16卷。

从以上可看出澧阳书院“广选名师，不误子弟”的思想。

3、招收秀异贤能、有志于学者为生徒

澧阳书院在山长、主讲等名师的管理下，体察澧州人“设书院之深心”，以“教育人才，砥行砺名，储国家棫朴菁莪之选”为目标，因此，“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

《澧阳书院学约》曰：“若不能静坐，则惟严立课程，俾无暇晷。庶心有所系，而放僻邪侈无自入也。每日除万不得已者，只得勉应，其余断勿出门一步。先正有言，真知是忿忿必惩，真知是欲欲必窒。此中势如燎毛，令一切无站足处，须于念头起时坚其忍力，一刀斩断，毋使萌芽。至于摴蒲六博之戏，娼优狎邪之游，习刀笔以伤人，聚徒党以闹考，虚造白帖，非议时政，把持官府，欺压平民，则丧德败名，危其身以累其亲已，不可戒哉!”

“习俗移人，惟奢为甚。雕梁画栋，履丝曳绣，于人轻重无关也，徒自即昏惰耳。年少之人，不以学问不如人为耻，而惟耻衣履之不如人。近日城镇尤极脆艳，一衣之饰，俶诡百出，可谓服妖。夫绀緅红紫，君子不取，服之不衷，亦身之灾。诸生戒之。然亦不可捆缚苦楚，装成道学模样，侧冠躧履，号为名士派头。”

可见，对学生要求静下心来专心读书，坚持道德修养，戒赌博挟娼等淫乐、利用知识作恶之事，特别强调要排除外界干扰不赶时髦不追求华衣丽服。

山长强调生徒应在具备扎实的经史知识和良好的道德修养基础上应举，这样既能满足科举考试选拔德业双馨人才的要求，也能满足士人通过科举入仕的愿望。书院应试教育不仅培养生徒的道德素养，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率。正是由于山长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因而书院的科举及第率远远高于一般的办学机构。

三、教学理念—经世致用、知行相资

1、推崇“实学”“实用”的经世致用之学，开启一代新的学风

道光以后，倡导经世致用学风的多为湖南人。陶澍是其领军人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上承思想家、教育家，湖南衡阳人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遗风，下启林则徐、魏源等务实变革思想新潮，成为江南地区领袖群伦中的中心人物。

他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致用”，使之应用于实际。主张教育要“适时合用”，能造就“今日之才”。从务实求治的思想出发，培养任用有真才实学、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实际贡献的人才。他“爱才好士，讲论文艺无倦。”所至之处，设立书院，培植后学，而且重视实学，不尚八股制艺。

陶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在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贤能官吏，由于他的任用、荐引、提拔和鼓励，先后出现了林则徐、贺长龄、姚莹、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是其女婿)等有名人物。《清史稿·陶澍传》称其“用人能尽其所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

重视实学实用，倡导经世致用，形成了澧阳书院教学的突出特色。

2、倡导“实习”“习行”的知行相资之法，实现教学的大突破

在知行观上，陶澍认为二者“相资互用”，不可分离，尤其突出了“行”在认识中的主导作用，摒弃批判了程、朱“知先行后”与陆、王“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治学思想上，把性理哲学的探讨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将理学的基本范畴加以新的阐发，使之适应并推动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发展，为经世致用提供了理论根据。

“学有当务”、“教必著行”。学用结合，将学与用、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冲击死读经书的弊病。

陶澍认为，要使教与学皆能结合世用，就必须从力行实践的观点出发，去求知和安排教学工作。在他看来，“力行而后知之真”，力行而后才能使“讲习之非虚”。所以，力行是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力行比之读书讲习，甚至比见闻都要更加真切。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干就是力行，就是实践。

据史料记载，有这样一个范例：一位老儒，慕名而来澧阳书院，说是《尚书·禹贡》中有一段话：“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很不好理解，请生员们解答。陶澍因此组织生员讨论，说这是澧水、澧州的实际问题，应当弄明白。于是他带着生员们赴安乡，泛洞庭，走淞滋，察枝江，再命题写论文，陶澍自己也与生员一道写了一篇《荆州江沱九江说》，解决了澧水、洞庭湖、枝江、九江、东陵和沱江的历史变迁问题，不仅让生员们回答了老儒的疑问，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区域地理问题的学术作品。

3、强调“砺志”“刻苦”的修身忧国之志，崇尚先贤苦读兴国

陶澍主讲湖南澧州澧阳书院期间，认为“树人如树木”，应有“金可炼、垂滴石穿”的精神，才能办好书院教育。常以车武子“襄萤苦读”、范伸淹“先忧后乐”等典范教育诸生，颇得各方赞誉。

陶澍曾为澧阳书院题过一副对联：“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上联说澧州囊萤台是车武子苦学的明证，诸位读书人也应像车武子那样勤学苦读;下联说澧州洗墨池是范仲淹刻苦的实据，莘莘学子也应像范仲淹那样有所作为。极力宣扬车武子(车胤)的精神、范希文(范仲淹)的志气，要求士子们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他说：“学者必先立志，志者，气之帅，事业文章皆从此出。尤以刻苦二字为入门着脚之方”。“砺志”“刻苦”对常澧地区晚清时期的学风产生了积极影响。

澧阳书院之期，学校读书之风兴盛，晚上“清风远波，飒沓而来，与两庑弦诵之声相应;披襟起视，则帏中灯火、天汉星芒一气，垂垂凉白。”可见当时学风谨严，故而“改为新式学校后，学校更以治学严谨闻名于澧水流域，比如国语、英语要求每个学生能默、能背、能解和能用，无故缺席一堂体育课和课外活动，记“丙警”一次。为激励学生勤奋学习，19世纪20年代曾任校长的张景铭在校园内建“刻影亭”，取“吾辈当惜分阴”之义。

四、教学方法—讲会示范 互动切磋

1、讲会

书院教学的典型教学方法就是“讲会”。所谓“讲会”，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学术研讨会，是以规范或不规范形式举行的学术聚会活动。“讲会”使教学气氛变得活跃，学术研究气氛变得浓厚。讲会制度的盛行，不仅打破了各家书院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且打破了师生之间在授业上的地域限制，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学派的大师，聆听不同的学术见解，彼此之间进行自由交流，形成教育机构开放办学的传统。师生“共商量”，扭转先生讲、学生听的单向灌输的教学方式。“讲会”的方式丰富多彩，除了书院内的师生讲会之外，书院之间还互邀名师往来讲学，澧阳书院讲会更扩展到地方教化活动，与会者除书院师生外，还有地方官员士绅，甚至平头百姓。书院曾规定：“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

尤其是陶澍讲学时，不仅要求生员们完成规定的学业，而且在书院中发扬新思想，指导他们涉猎有关时政、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并要求凡讲述的内容，不仅要熟读牢记，还要能透测理解，融会贯通，把书读活。诸生执经问难，陶澍见一有深度的提问，夸奖不已;并解释精到，大多别有见地。他引诱后进，孜孜不倦。当时从陶而学的生员，在几届乡试中，均成绩优秀，仅次于岳麓书院这样的学府，使得澧阳书院名声大震。澧阳书院学术日有进程。

自由讲学，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结合;注重自学、问难论疑以及读书指导;这是澧阳书院为后世留下的最宝贵财富之一。

2、示范

陶澍说：“欲明人者先自明”。教师教人明者，首先应该自明，以己昏昏是不能使人昭昭的。自明然后才能明人。因此，陶澍多次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作示范，以此指导学生。

除在上文中讲到的为一位老儒解答《尚书·禹贡》中一段难以理解的话而和学生一起实地勘察并示范写了一篇《荆州江沱九江说》外，据史料记载，还有如下两个范例：

其一是当时的生员中，有一位姓皮的，正值其家族修谱，要求写序，那皮氏生员感到难以完卷，陶澍以为读书人应付这类写作，应视为基本功，于是组织大家来试写，自己也写了一篇题为《<澧阳皮氏族谱>序》作示范。我们今天读来，从短短的几百字中，不仅可知姓氏的演变史，还可知“百姓”为何意、皮氏之源流。

其二是积极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论辩，以移风气。当时，澧州城里有一名唐氏女，因从小被父母许亲于一雷姓少年，未及婚配，不想雷姓少年溺水而死。唐氏女便被双方家庭和家族拥立为雷氏的“未亡人”，并以雷氏侄子“过继”为嗣，让唐氏女“哺养”之，而且让这样一位年仅17岁的少女“居平幽静自持，足迹罕至户外”。另一位吴氏女未嫁而被迫“缢死殉夫”，一些族人和县令闹闹嚷嚷的要树立“贞节女”牌坊。陶澍针对此二女事件，组织书院学子进行辩论，要求就如何看待妇女的贞节问题各抒己见，书写论文。陶自己也写了一篇题为《澧州唐氏女贞节记》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妇女贞节观”。尽管他的这个“贞节观”用当今的妇女解放和女权观来衡量，带有明显的封建时代色彩，但他认为妇女的“贞节”应当以女性的自主自愿为前提的主张，也可以说是一个带有人道主义因素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组织的这场论辩，对当时澧州的女界维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陶澍认为：教师既要“诲不倦”，又要“学不厌”。除了学习书本知识，接受过去的文化遗产外，还要“解析万物，求物之理”。

3、游览唱赋活动

开展游览唱赋的诗文活动。陶澍在讲学的三年中，每年均组织二次针对澧州名胜或不同地形地貌的游览唱赋活动，要求生员们即兴为文抒志，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并辑成册，相互传诵切磋。这些诗文写作可惜不传，但陶澍自己的示范之作，有20多首咏澧诗、5篇文章和一幅对联流传下来，诸如《德山怀古》、《嘉山怀古》、《范文正公洗墨池》、《舟过安乡》……等。这些诗文皆收入《直隶澧州志》及 《陶澍集·诗文》卷中，流传于世。方家评说其诗文是“局阵开拓，气象恢弘，格调高昂，英辞可镌金石，高义直薄云天，具有一种积极乐观奋发有为的精神。”可谓是“大贤杰出在匡时，余事风骚亦我师，……要凭柱石擎天手，扫除凡艳铸雄词”(引自夏国权著 《陶澍诗选笺释》)。成为今日澧州的一份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

他还常与友人举行诗文酒会，从事文雅而有益的休闲活动，对于树立严正学风，砥砺士子学行，研讨学术，评论时政，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五、教学内容—重知重能、重智重德

书院生徒学习的内容可归纳为五类：一是《四书》《五经》等经典;二是练字，以楷书为主;三是吟诗作对，如上的游览唱赋活动是其中一种形式;四是修身教育，灌输忠君思想;五是习作八股文和试帖诗。

对生徒的学业考核内容为平时所学，重点是八股文。

从以上教学内容可看出其重知重能、重智重德,也并不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古人只会读死书。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余年,为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澧阳书院的主体性教育以及研讨切磋的研究型的学习模式,灵活的、优良的讲学、自修、研究精神,对当今教学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澧县一中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条件不断改善，但是学校严格管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传统一脉相承;学校选贤择能、广聘教师、请专家名人讲学的遗风犹存;培养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德高才真的贤人宗旨坚持不渝;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实效、互动切磋的教学方法一以贯之;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积极进取的精神发扬光大，这与澧阳书院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教学遗产是分不开的。

主要参考书目：

①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②李润英责编：《陶澍集》，岳麓书社1998年8月出版

③《直隶澧州志》，清·同治13年(1874)守道增寿与刺史黄维瓒增辑

④陶用舒著：《陶澍生平十个问题辨析》，《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⑤王炳照著：《书院的革新精神》，《寻根》2006年第2期

⑥李兵著：《书院：科举应试教育的承担者与矫正者》，《寻根》2006年第3期

⑦高守泉著：《澧州的书院及澧县一中的历史渊源》，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