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六年(1711年)，浙江钱塘举人梁敦书，任岳常澧道守道，鉴于澧州原有书院迭遭兵墮 ，已荡然无存，离任时捐俸二百金，存典生息，澧阳书院之建实肇端于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浙江长兴进士藏青荣任守道，与知州方淮祺、学正王室龙及训导柳青等合议首事以建书院。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在城西隅原谿东书院遗址动工兴建，三载落成，共建堂舍51间。

乾隆五十六年(1792)，书院开始延师讲课，当时是“多士云集”。教学内容为《四书》《五经》，习作八股，读诗写诗，向学生进行伦理修身教育及习字等等。书院开办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澧州官立中学堂，历时113年。

澧阳书院113年的历史，传承了我们民族教育源远流长的德育传统，其所包含的德育思想博大精深，涉及道德、政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情感、态度、文化心理、社会心理诸多方面，这些优秀传统因为澧阳书院的存续得以薪火相传，连绵不断。它们不仅证明着书院昔日的辉煌，证明着一中根植的这块土地的人杰地灵，而且构成了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昭示和教育着今天的一中人。挖掘他们的历史传统，汲取具有现代价值的精神滋养，将它们融注于我们的教书育人之中，发扬并光大之，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品学兼优的人才，是我们今天一中人的责任和使命。

一、兴贤育人，先德后艺。

我国教育传统历来强调德高于智。孔子在《论语》中说：“谨而信，泛爱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及至《中庸》，也认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今天我们学生读到的《师说》，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将“传道”置于句首，足见传统教育中，历来将德育工作置于首位。魏式曾《澧阳书院志序》中引雍正世宗上谕有：“建立书院，择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又引乾隆元年高宗上谕有：“立之仪节，以俭束其身心。”魏氏又言，“先德行而后文艺，士生文教昌明之世，宣如何循名责实，以无负列圣于謨?”当时的知州方维祺也在其《澧阳书院落成记》中，言之谆谆，“而久于其道，至于礼让兴行，风俗纯美，斯教之成也。夫书院之设，董之以师儒，聚之以友朋，程之以课读，而加之以奖励，所以磨揉迁革，陶冶溶液，反其不善，以归于至善善己耳。”从这些前人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了“德高于智，群己和谐”传统的一脉相承，它和我们学校今天重视德育工作，把德育工作置于首位，降低德育工作重心，增强德育教育的实效性等提法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我们赋予了德育更加丰厚的内涵。

二、知、情、意、行，学、思、行的结合。

教育不应该是教育者施予被教者的简单行为，被教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自觉、主动地完成知、情、意、行的过程，方能获得真知。孔子在《论语》中就强调，“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还告诫弟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亚圣孟子还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忍心动性，增益其所不能。”都是强调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是知、情、意、行的全面参与。澧阳书院承续了这个传统。李瀚昌《澧阳书院学约》上说，“《四书》反身录语语切己，最宜熟玩。……及汉唐以来诸儒经解，孰非孰是，心中自有权衡。是则从之，非则去之，不切己则姑舍之。”恰合孔圣人“多闻择其善而从之”，而“心中自有权衡”就是强调思考。博闻、多思，然后“取其切己而有益耳”。学得之后，应该躬亲践行，不可沽名钓誉，“毋乃徒慕虚名，勿求实践”，应“砥行砺名”，“掇巍科，登显秩，由良儒而为良吏”，经世致用，使“风俗纯正”。今天，我们全面地审视这个过程，它们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道德构建的过程，即首先以道德观念的认识为起点，以道德信念的建立和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基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反映了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体现出，道德人格、个体德行的培养是一个由内而外不断生长渐次实现的有机过程，按儒家的观点，指出了由“内圣”而“外王”的人格渐次生长、实现的具体途径，从而建立一个内外一体，伦理与政治合一的完整模式。

三、见贤思齐，正己范人。

儒圣有言，“见贤之焉，见不齐而内自省也。”今天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澧阳书院的教书育人中，特别注重树立典范感染学生，让学子们在对榜样的感化中修炼自己的德行，汲取有益的学习方法与经验。曾在此讲学三年的陶澍题澧阳书院的名联，足以彰显此传统。“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举县内苦读成才的两处文物古迹，励己勉人，要像刻苦读书的车武子一样勤奋学习，也要像具有“先忧后乐”襟怀的范希文那样树立远大志向。当时学正王室龙在《澧阳书院序》云，“澧之山水清秀，代有闻人，名臣贤相，若晋之车武子，唐之李文山;而三凰山、洗墨池，则宋之范文公正读书遗迹宛在。”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感染和教育，家乡人，熟悉事，可效可仿。李瀚昌《澧阳书院学约》中，亦列举有“澧故屈、宋游眺地，子弟美秀而文。”“宋陈烈苦记性不好，静坐百日，过目不忘。”“董仲舒目不窥园，管幼安坐而穿榻，其静专如此，故克成大儒。”对古代贤士的列举也涉及到了读书心态和方法的指导。我们今天的学校德育教育，也常常必须引进鲜活的榜样激励学生，鼓励学生见贤思齐，在其内心深处实现德育内化的过程。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需要引起的。一旦需求产生，就会成为一种“支配行为”的力量，成为从事各种活动的源泉和动因，这种源泉和动因，就是“内驱性”，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就是“内驱力”。由榜样激发出了内驱力，赶超榜样就是可望可即的事了。

四、内省外注，躬行实践，切磋交流。

孔子《论语》中指出，“不怨天，不尤人”，训诫弟子少要求别人，多要求自己。其责人也简以约，其责己也重以周，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多在内省上下功夫，“吾日吾三省吾身。”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看重个人修养，“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综合体现，不仅是立身做人的基础，而且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要求。澧阳书院对执教者和学生在此都有严格要求，“窃惟书院之设，所以教育人才，砥行砺名，储国家棫朴 菁莪之选”，“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学生“必择乡里秀异，沈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教育者“亦借之修省，不敢徒以言教。”主教者德行高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今天，我们要求广大教师德高为范，学高为师，用人格的光辉照亮学生的心灵，用节操的光明引领学生的前程，也是这种传统的延革与发展。

关于躬行实践。中国传统教育早在《中庸》时代，就将“笃行”当作学习过程的五个步骤之一，史料载，一老儒慕名来澧阳书院，说是《尚书·禹贡》中有一段话：“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请生员解释。当时的主讲陶澍因此组织生员讨论、研究，带领生员赴安乡、泛洞庭、走松滋、查枝江，再命题作文，师生一道写就了《荆州江沱九江说》，回答了老儒的诘问，弄清了澧水、枝江、九江、洞庭湖的历史变迁，给后人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区域地理的学术著作。魏式曾告诫学子“毋乃徒慕虚名，弗求实践”，强调“学问必求根柢，经济发为文章”。陶澍的实践活动及文献的记载昭明一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这也是今天我们教导学生常提到的经典。

一位哲人曾说过，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彼此交流，于是我你就各自拥有了两个思想。澧阳书院鼓励学生们相互交流，在相互学习中相互促进与提高。学规上说，“讲习必赖朋友，方不至悠悠度日。子路喜闻过，令名无穷焉。”“玉必攻于他山，金宜范以大冶，严惮切磋，师友是资，鼓舞而熏陶之。”

五、重视教化，崇尚气节，反对功利。

《学约》告诫学生，读《论语》要在忠恕，读《大学》要在知止有定，读《中庸》要在喜怒哀乐之未发，读《孟子》要在好恶与人相近。理明心定，自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应酬细故，当让人，毋使人让我;当容人，毋使人容我;可吃人亏，毋使人吃我亏;可受人愚，毋使人受我愚。”藏荣青亦认为，“学校之行，敦诗书而悦礼乐，盖治化之渐被深矣。”王室龙则说，“乃或急于仕进者，徒以浮文为猎取功名之具，而于经史之精华，古贤之经济，未能实窥其堂奥，失其义矣。诸生受业于此，诚于讲贯，息游之下，缅想当日希文之风，因以其所得于师授者，归而诲其子弟，则风俗之纯庞，贤良之辈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书院是在对生员们进行价值取向、价值观的教育，读书的目的不在博取功名，而在修炼品行，提升德操，淳化风气，经世致用。

六、择交、慎言、戒奢。

此为立身为人之道。中国传统说法择友的标准，“益者三友，友谅，友直，友多闻”。书院的学约中，曾谈及交友的原则，“交游最宜审择……，欲作好人，须寻好友。”关于慎言，孔夫子有言“君子敏于行慎于言”，书院的告训中，提到言语尤其要谨慎，并危言，“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多做实事，少讲空话，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人非，都是今天我们做人的基本原则。另外，书院一直倡导奉行勤俭之风，力戒奢糜。打从修建之初，是乃源于守道的捐俸，后臧使下车，捐俸为之倡，都人士举相与踊跃，鸠工庀材，乃修建而成。书院建成后，一直倡导的是车武子与范希文的苦读兴国精神，囊萤夜读和断齑画粥的故事，口皆成诵。《学约》还告诫学子，“习俗移人，惟奢为甚。雕梁画栋，履丝曳绣，于人轻重无关也，徒自即昏惰耳。年少之人，不以学问不如人为耻，而唯耻衣履之不如人。诸生戒之。”

澧阳书院在德育教育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实的精神遗产，形成了优秀的德育传统。重视并继承这些传统，是我们当前进行德育教育的必然选择，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是我们进行德育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