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县一中是三湘名校，它历史悠久，声誉卓著。几年前举行过隆重的百周年校庆!这是以1902年即清光绪28年，按清廷诏令，将澧阳书院改为澧州官立中学堂为起始计算的。如果按当前史学、社科、教育界专家学者们关于书院文化教育机构与现代文化教育机构传承史认定的共识，则可说，澧县一中决不仅仅是一座百年学府，而是雄踞整个澧水流域近1200年、独具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澧浦最高文化教育殿堂!它那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完全可以从澧州的书院史和书院文化中，看到令人振奋的倩影。

一、中国书院的发展与澧州书院的概况

十多年来，中国书院史和书院文化的研究成果显示：书院之名，最初见于唐开元5-6年(717—718)的“丽正殿书院”和“集贤院书院”，不过这种书院只是“朝省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但汉代的“精舍”、“书堂”发展成盛唐“讲学授徒”的民间私家教育机构之后，即袭用了书院之名。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从“口授絃诵”到“视简而读”的教授方式的转变，使得原来聚书、藏书性质的书院，演变成了集藏书、读书、讲书、著书、刻书、祭祀于一身的文化教育机构;特别是唐代官方承认书院“收徒讲书”的资格，又经唐玄宗一代君臣“广学开书院”的倡导，各地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遂日渐流行。由唐而历宋、元、明、清千余年发展，这种古代学校性质的书院得以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府、州、县城乡，数量达七千所以上，成为与中国官办的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事业相辅相成的一支重要力量。明代开始，中国的书院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远及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华人社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交通中西文化的桥梁。1901年，清光绪帝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按省、州(府)、县不同规模等级的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书院本身为古代大学性质的学堂，除诸生来源、规模大小之别外，一般不具备现代大中小学的文化程度等级)，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代和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教育的血脉。因此，书院文化教育是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分支，地方书院史即是地方文化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澧州的书院在这一漫长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特色和重要的地位。第一是多：据清同治13年(1874)修订的《直隶澧州志》及1997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史》记载：古澧州州本部(辖今澧县、临澧、津市三县市)曾有文山、车渚、溪东、文正、延光、学殖、怀德、澧阳8所州级书院和道溪、澹津、崇实3所县级书院;州属的永定(今张家界永定区)、慈利、石门、安福(临澧)、安乡各县有天门、渔浦、九辩、秀峰、深柳等24所县、乡级书院，合计约占湖南全省528所书院名录的6℅还多。州级书院与澧水流域各县、乡书院一起，形成了整个大澧州(即今湖南澧水流域除桑植外的7县市区)的书院网络，而且各呈特色，对于整个澧州人才的培育成长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二是早：近几年来书院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称，澧州(澧县)的“文山书院”，最迟建于公元863年前，不仅是环洞庭湖地区最早的书院，也是全国现已查到的唐代49所书院之一。这49所书院中，有地方史志记载的40所，有《全唐诗》诗具体描述的13所。而地方志和《全唐诗》均有记载、具有“双重证明”的仅仅4所，文山书院就是4所之一!这表明澧州的书院基本与全国的书院同步诞生和发展。第三是与全国知名的文化名人相关联。澧州 “车渚书院”、“文山书院”、“文正书院”，就是以纪念“囊萤照读”的晋代吏部尚书车胤、唐代诗坛“绝世才子”李群玉、宋代“名相”范仲淹三人青少年时代发奋求学的读书台遗址“囊萤台”、“水竹居”、“洗墨池”建造，并用其名、字、号命名的书院。车武子、李文山、范文正是澧州历史上的三大文化名人，也是全国的历史名人。澧州志说，“澧阳分隶南服，所置书院自晋以后，列志乘者八”，成为“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神圣殿堂，以至于澧水上下，“莫不涵泳圣泽，敦诗书而悦礼乐”，出现了“澧阳美冠南州，昔贤所羡，武子、文山之芳躅，文正之余泽流风，观感兴起，代有闻人”的局面。可以说这是对澧州书院历史作用的最好总结。但是，纵观近几年的书院文化研究状况，应当说对于澧州的书院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整理和研究，特别是作为澧州地方传统文化和澧水流域最高学府的历史渊源，这种探讨、整理和研究，尤其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

二、文山书院的诞生与其后续史追踪

李群玉，这位被唐代诗人周朴称为“群玉诗名冠李唐，投书换得校书郎”的澧州诗人，早在其生前就名响朝野：名相令孤淘在朝堂上赞扬他是“佳句流传于众口，芳声藉甚于一时，守道安贫，远绝名利”的人;唐宣宗读其进诗后则认为：“李群玉放怀丘壑，吟咏情性，孤云无心，浮磬有韵，吐妍词于丽则，动清神于风骚”。就是在李群玉含冤下世73年之后，晚唐著名诗人韦庄，又向唐昭宗奏称，说李群玉是朝廷的“遗贤”，且“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人之口”，因“含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应“追赐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官衔。昭宗皇帝非常重视韦庄的这一进言，即予“追赐”。后来，元代辛文舫在《唐才子传》中，盛赞李群玉“诗笔遒丽，文体丰妍”;清人金圣叹也在《唐才子诗评点》中，称之为“绝世才子”。这位“绝世才子”，不仅给今日澧州留下了265首诗作，而且留有水竹居和文山书院这一令多少文人魂牵梦绕的文化遗址!可惜今日澧州，已少有人确知水竹居和文山书院的祥情。澧州志上虽有文山书院名录，但它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后来的演变如何?没有详细记载。好在近几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似可让人看到初略的线索。

一本由湖南省前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庞道沐任编委主任，施金炎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洞庭史鉴》说：“洞庭湖区(此指环洞庭湖的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岳阳及荆州江南的滨湖县、市、区)最早的书院是唐代咸通年间(860—873)或以前兴建的澧县文山书院，位于今澧县城关镇仙眠洲，李群玉读书处，以李群玉号文山而得名，至清末废。”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洞庭湖史志的最新权威之作，它指明这一区域内最早的书院在澧州，而且比此区域内称誉全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还早了一百年以上(该书认定岳麓书院“为北宋开宝9年即976年建”)。澧州早在“唐咸通间或以前”已经有了全国少见的早期书院，仅这个认定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全国书院的起始时间在“唐代后期即唐德宗贞元间(785—805)、至迟于唐宪宗元和间(806—820)已有创始于私家以讲学为事的书院”，澧州的书院与此同时诞生，既表明了古澧州文化教育的发达，又折射出澧阳平原曾为长江以南文化中心的历史辉煌。

1994年6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国钧等一批学者编著的《中国书院史》，以《直隶澧州志》中关于“湖南澧县文山书院”的记载和《全唐诗》中李群玉《书院二小松》诗的描写为据，证明中国书院在中、晚唐时得到了普遍发展并具有了“讲书授徒”的职能。这实际上说明，依据李群玉《书院二小松》诗的写作时间，即可认定文山书院的诞生之期。岳麓书院研究所郑洪波教授，亦据此在其《〈全唐诗〉中的书院》一文中明确指出：李群玉有“一双幽色出凡尘， 数粒秋烟二尺鳞。从此静窗闻细韵， 琴声长伴读书人”的《书院二小松》，而“李群玉……晚年因裴休、令狐淘荐举曾任弘文馆校书郎，‘未几解任归’，二年后去世。其死，段成式以诗哭之，有云‘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按段成式卒于863年，(李群玉)书院存在的时间即可断定在咸通间(860—863年)或以前。书院所属不明，然松韵、琴声很合诗人之性，……此诗还透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主人改善环境，以增加书院的诗韵之气。”

按有关“李群玉问题研究”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李群玉约18岁(唐长庆4年)时即824年左右，从州西38里外的东溪七里庄迁居澧阳城南仙眠洲，自筑“水竹居”栖身;20岁(唐宝历2年)时即826年写《仙明州口号》;22岁(唐太和2年)时即828年长安赴举落第归澧。从此“垂头在沅湘，十年寓龟鱼”，在水竹居读书卖文为生。所以写《书院二小松》的时间，至迟应在唐太和2年至开成元年(828—836)左右。据此把上述的“唐代咸通间(860—863年)或以前兴建的澧县文山书院”中的“以前”，判定在“唐太和2年至开成元年(828—836)左右”，应该是准确无误的。

实际上，李群玉迁居仙眠洲的第3年(827)，殿中驸马都尉杜悰任澧州刺史。同年，大诗人杜牧来澧探访驸马堂兄，与李群玉一见如故。此时正担任杜府塾师的澧州布衣诗人李宣古，也深得杜悰和岐阳公主器重，二李便陪同杜牧，沅澧采风，洞庭畅游，诗酒唱和。正是这种交往，致杜牧力劝并促成了李群玉次年的长安赴举。却不想因“巴歌掩白雪，鲍肆埋兰芳”而蒙辱。2年后，杜悰澧州任满奉调，李宣古的“杜府塾师”随即去职，从此以收徒教授为生。据此可推论：蒙辱的李群玉与去职的李宣古(堂)兄弟二人，利用水竹居这块风水宝地和他们的文名声誉，正式开办文山书院，一方面收徒讲学、一方面赋诗著文，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么，文山书院的诞生，不仅可以判定在杜悰澧州离任的太和4年(830)左右，而且可以为“李群玉蒙辱读书卖文”和李宣古 “去职收徒教授” 的谋生手段找到可信的依据。由此也可结论：公元830年左右，澧州诞生了由唐代诗坛知名的“澧州四布衣”①中的李群玉、李宣古二人创建，并得到后官至宰相的杜悰支持的“文山书院”。此时距中国书院之名出现仅仅一百年左右;据《中国书院史》中“从事教育活动，又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至少在唐德宗贞元(785—805)至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就有了”的论断，仅仅相距25—10年的时间。

从文山书院的诞生过程、职责等情况看，它一开始就是一所州级书院，是整个澧浦地区第一所最高学府无疑。据说杜悰奉调后，他的二个儿子仍留澧州从二李读书。这大约就是文山书院可知的最早教授与生员了。至于文山书院在仙眠洲的具体位置及延续的时间，下面的几则史料，可提供更清晰的线索：

《直隶澧州志》说：“文山书院，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读书处，今废。”又云：“水竹居，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读书处。后人因建文山书院。”这就是说，文山书院是由李群玉最初栖居的“水竹居”扩建的，址在城南仙眠洲。但时至今日，仙眠洲早成高楼林立的城区，不仅“文山”踪迹难寻，就连史料中描述过的曾千年繁茂的十万竿翠竹，也已不见踪影。邓洪波编著的《中国书院楹联》初、再版中，录载有清末民初澧州文人周春华为文山书院撰写的一幅楹联，云：“漠地拥高台，过仙洲第二滩，平分片席吟风月;晚唐多秀才，读石室五千卷，别有新诗上相台。” 此联虽写出了文山书院在仙眠洲的具体方位、特色，可惜编著者不清楚文山书院是那州那县的，因此把它列为“院址不详的书院”栏下。2004年10月，澧县政协副主席张振汉先生为《澧州文化之旅》系列丛书撰《咏澧对联撷英》时，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考证评语：“清末民初的澧州人周凤楞，字春华，任过澧州学款经理处经理员、澧县中学堂教员，其对联佳作传世较多……题为文山书院的对联，其书院所在的仙眠洲是一片沙洲，称漠地当是确切的，第二滩应指蜚云塔一带，塔后有三贤祠，(祀屈原、车胤、范仲淹)，祠后还有三闾大夫庙(见张之觉民国28年编《澧县志》)，后二祠均毁于洪水，蜚云塔也因澧水大堤内移而成为外洲之塔。”作为澧州人，我们真希望《中国书院楹联》三版时，能把文山书院遗址标明为“澧州城南仙眠洲蜚云塔北侧”。

据传 ：“两宋”之交时，以理学名文《心箴》受朱熹击节称赏的澧州“香溪先生”范浚(1102—1150，字茂明，南宋初学者。绍兴中举贤良方正)，曾教授文山书院。清代的澧阳书院内，特建一藏书楼，命名“心箴楼”以示纪念。而被大文豪苏轼誉为“诗可乱青莲”的“澧州三苏”中的苏庠(1065—1147，字养直，苏坚长子)、人称“庐山祖可师”的佛坛诗僧苏序(字正平，法号祖可，苏坚次子)，都曾是宋时文山书院的生员学子。苏庠老年归省澧州写的《菩萨蛮·澧阳庄》和《木兰花》二词，以“照溪梅雪和烟堕，寒林漠漠愁烟锁。”“白沙烟树有无中，雁落沧洲何处所”等句，描写文山书院周围的景色，寄托对母校的深情眷念。

文山书院大约经历了近400年，屡有兴废。到南宋宝庆2年(1226)，为“溪东书院”所替代，但其遗址，实为历代文人墨客凭吊吟咏的胜地。《中国书院楹联赏析》收有湖南大庸(今张家界市)文人陈逢元(约1869—1920，字桐阶)撰的文山书院联：“与段柯古往来赠答以诗，想杂俎成篇，倩校书郎正字;同屈灵均抑郁悲伤而死，令几人搔首，疑造物者忌才”。似乎是对元、明、清以来，文人们面对文山书院遗址无尽感叹的最好写照!1610年正月，“公安三袁”中的小弟袁中道游览澧州，写了一篇《澧游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仙眠洲上有亭，即诗人李群玉水竹居……予(中道自指——笔者)曰：‘昔李群玉以诗名鸣于唐，至今千余年矣(袁文如此——笔者)，而更无有追步之者。吾直以目所未见求之，即诗人亦荒唐矣。’相与大笑，浮白数十而归。”袁小修的这种豪饮(“浮白数十”)浇愁和追思大笑，应当就是面对文山书院仅存的一亭，从心底涌出的“疑造物者忌才”的另类慨叹!担任过明末御史、副都御史、中州督学的澧州人胡澥(1579—1655，字练海)，1640年归隐故里后，用李群玉《仙眠洲口号》原韵，写过10首《文山书院和韵》诗，从其中的“披云新敞翠微居，坐对江风邀月初”等诗句看，明末清初时的文山书院遗址还是可观的，或许当时有过新的修葺?只是到了清乾隆年间的长沙府教授马宗良(澧州人，1748年进士，字最眉)写《访李文山故居》诗时，却成了“一代诗坛能有几，数檩遗宅竟难留。芳名剩与兰争艳，岁岁飘香入胜游”的境况了。不知道“文山”这座澧州人心中不朽的高山，能否有朝一日再恢复哪怕是“数檩遗宅”的容颜?!

三、范仲淹与溪东、文正书院

范仲淹(989—1052年)，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先辈为邠(陕西邠县)人，后徙苏州吴县(今苏州市)。《直隶澧州志》载：“范仲淹……二岁而孤，随母改适长山朱杌。杌官安乡，偕之任，读书鹳巷，今有文正书台，又尝游澧，祥符8年，以朱说名登上第，旋复范姓，迎母归养。”这说明：范仲淹出生不久，父病亡，母改嫁长山人朱氏，遂名朱说。入仕后方还姓更名。后朱氏任安乡令，即随寓安乡，并在城北兴国观读书，又游寓澧州城。范曾撰一《自戏食萝卜联》：“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写尽了他困窘澧州时，虽“齑粥分食嚼萝卜”，却诙谐乐观、贫不移志的心志与品格。清初湖南提学吴嗣富撰文说：“范文正公者，适来武子之乡，尝慕文山之学……从此志安天下”，因而学无懈怠，终于学有所成。宋真宗大中祥符8年(1015)，范高中进士，累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他一生志才高远，以天下为己任，无论行新政，办学校，还是镇边防，治州郡，均政绩显著。且能文善诗工词。一篇《岳阳楼记》千古颂传;一首寥仅20字的《江上渔者》，令读者浮想联翩;而一阙《渔家傲》词，则道尽了边塞风光。这一切都使得澧浦士民，景仰不止。北宋末，澧人始行谒祀;南宋庆元间(1195—1200)，更筑文正书台纪念;南宋宝庆2年(1226)，州、县官民协力，分别在安乡县和澧阳城建造了“文正公祠庙”和“范文正公书院”，并将其“读书台”、“洗墨池”等遗迹辟为供人游赏凭吊的胜景。

建于澧州的书院初名“范文正公溪东书院”。《直隶澧州志》云：“溪东书院，在治东一里许，宋范文正公尝读书于澧，后人慕之，建院祀焉。明正德间，州同欧阳席修，李如圭为记，明末废。今澧阳书院，其遗址也。”此条记载，三点是明白无误的，但有一点简混，导致了当今的澧州人及一部分书院文化研究者的误识，恕赘述如下：

明白无误的三点。一是指澧州人因仰慕范文正公少时尝寓澧，不畏贫寒、立志苦读的精神，和他“腹藏雄兵百万，使犯敌闻名丧胆;手制改革大计，致滥官污吏狰狞必露;赋诗为文，让忧乐之歌千古不衰”的非凡勋业，在州治东一里许之地，建起了一所雄伟的溪东书院，纪念他，也以他为楷模，培养于国有用的人才。二是到了明正德年间(1506—1520)，在州同欧阳席的领导下，又重修了一次，担任过明嘉靖朝户、工两部尚书的澧州人李如圭(1479—1547，字国宝)为之作记。书院至明末废毁了。三是清代所建的澧阳书院是在欧阳席重建的书院遗址建起来的。简混的一点则是：此处略去了溪东书院的初建情况。对州同欧阳席重修、李如圭为记、明末废毁的书院，本不在治东一里许的“溪东”，而是在城西隅的华藩北侧，即今澧县一中校园，正式的院名应为“文正书院”的情况，也未予说明。志书上这一简略，造成了两个误识和混乱：《中国书院楹联》一书的作者，大约是据此为澧阳书院所作的简介称：“澧阳书院，在澧县城东白沙洲。”这与事实显然不符。澧阳书院从来就没到过城东，何持此说?另外，现在不少澧州人看州志，总是对溪东书院址在“治东”持疑。因为州志的“澧阳书院”条下，又有“在城西隅溪东书院遗址建修，三载落成”的记载。再加上现在的城东，大堤雄峙，水浸荒洲。700多年前，岂不更荒凉?而城西澧阳书院遗址，有洗墨池胜景，近数十年来，一般人只知道今天的澧县一中，是澧阳书院改的，澧阳书院的前身是溪东书院。所以要么干脆把“溪东书院，在治东一里许”视为“笔误”;要么据景为证，想当然的认为溪东书院从来就在城西。根本不去深究何谓“溪东”，更无从甄别志载之误。

历史的事实是：溪东书院，是范文正公去世174年后的宋宝庆2年(1226)，由湖右常平使兼澧守董与几建的，院址在白沙洲，确在“治东”，即今澧州城东。《中国书院名录》据清光绪年间编撰的《湖南通志》和《湖南全省掌故备考》，以列表方式记载：“溪东书院，宋宝庆间建于澧州白沙洲范仲淹读书处。”从这个记载中可以发现，宋宝庆间的人们，是视范仲淹澧州读书处在白沙洲的，溪东书院即建在白沙洲的“这一个”“范仲淹读书处”。又查澧州志：“澧水旧由伍家凹折去城东五里许，远环州治如带，后渐徙而北，去城日近，名为外河，尤有仙眠、白沙等洲中隔。”这表明，“澧州白沙洲”即在今澧阳镇襄阳村的东部和澧澹羊古村的西南部。这里现虽大堤分割，古时却正是“治东”之白沙洲，与仙眠洲洲水相连。因此，溪东书院的城东历史确实存在。再看以下史料，更能确证这一点。

南宋澧州军事推官任友龙于宝庆3年(1227)上元日所写的《补记范文正溪东书院》一文指出：“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董与几)，庶使四邑之士，仰其高风而景其遗行”，在澧州“近城”建起了范文正公溪东书院。文章描述的溪东书院位置，“乃卜澧之阳，东彭山(此指今关山——笔者)突兀，其前诸峰环列左右，旁挟两水，东西来朝，气象轩豁，胜景毕露”的“治东一里许”之地。今据这个地理位置的描述，略作考察即可明白，这个“治东一里许”的“溪东”，恰在古澹水河从十迴港南折，过今多安桥入澧水的澹、澧交汇处。所以称“旁挟两水”，即旁挟澹、澧二水;溪东的“溪”当指澹水南折支流段，流过多安桥的澹水东岸，正是古白沙洲地段。这就解决了长期困扰现代澧州人不知“溪东”何意、不明“白沙”何地的问题。

到了明正德5年(1510)左右，州同欧阳席修、李如圭为记的书院，是一次移址搬迁的重修。现虽没找到李如圭记，但“明正德后”的书院在城西隅华藩北侧，准确名字叫“文正书院”,直至明末废毁，却是不争的史实。查相关史科可知：明代的澧州城，曾有一座基本上与明王朝相始终的富丽辉煌的华阳王藩府，王府北侧后花园，曾是藩邸家塾。欧阳席的搬迁重修，不仅得到了当时的华阳王支持，而且是得到了王府的家塾院子，再扩大地盘才建成的。这一校址和院名的变异表明，澧州人为纪念范公而建的书院，有“前、后期之分”、“东、西址之别”。历来虽笼统称为 “范文正公溪东书院”或“澧州文正书院”，但其实有明显区别。弄清了这一点，也就澄清了单一解释澧阳书院 “其前身为溪东书院(又名文正书院)”的不准确性;而州志上“澧阳书院在城西隅溪东书院遗址建修”的记载，实在是有“以东指西”、“以后代前”的误混。况且，“溪东”原本为特指的地理位置词，移建城西的书院怎可仍以“溪东”称之?

按《补记范文正溪东书院》的记载，溪东书院的规模为：“中建一堂，旁列两庑、设四斋以育士，植五间以为门。后创一楼，扁曰‘通经’，盖取文正公读书十年，夫通六经之旨意。立文正祠于堂之东端。外又辟一门，缭以周垣，克壮形势，栋宇华丽，轮奂鼎新，实一郡之伟观也”。还说书院“括没”了“数百亩官田”作为“士未有养”的学田，“貮车(即州牧副职)马壬仲助金千緡”。这里的“四邑”，是指当时州辖的“慈利、石门、澧阳、安乡”四县;“括没”了“数百亩官田”，就是划拨了包括原文山书院“学田”在内的公田;“实一郡之伟观”，即以书院建筑之雄伟借指其为整个澧州的最高学府。这说明，溪东书院的建成，完全取代了唐以来文山书院的位置，继承了文山书院的硬、软件资产。

溪东书院在澹水河东白沙洲存在了约284年(1226—1510)。翻捡这段历史，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从它那“栋宇华丽”的斋堂里，从范文正公“忧乐歌”声中，走出了一位由澧阳城珍珠街的顽童而“不辍恬吟”，摘取了元代南方汉人榜第一个状元桂冠，即元延祐5年(1318)左榜进士第一名的郝希贤(亦作霍希贤)!郝状元登第，即入京銮，做了朝官。但澧水的涛声和溪东的吟咏时刻不忘，致使他在朝堂上，常把汉民族人民的声音上达天听，不惜得罪一些胸怀偏激的少数民族高层统治者。虽然不足四年，郝遭排挤贬出京城，但他义无反顾，直至泰定间(1324—1328)知威州(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遭人暗害。至治元(1321)年，郝希贤临出京时，大诗人、位居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翰林侍讲学士的袁桷(1266—1327，字伯长，庆元即浙江鄞县人)，特在赵孟頫的一幅《子昂逸马图》上，题写了“ 神骏飘飘得悠闲，天池飞跃下尘寰;青丝络 首谁牧得，留与春风放眼(“放眼看”三字原文不清)”的诗句，与之怆然赠别，这既是对郝南归的关怀，更是对其一身正气的钦羡和慰勉。

文正书院的详情，因李如圭记不见，难以尽述。但它的搬迁重修，较之溪东书院，斋堂建筑更巍峨，办学规模更宏大，诵读条件更舒适，庭院环境更优美，确是事实。一些文人仕宦的吟述诗文表明，当时的文正书院，不仅是澧浦大地的顶级显校，也是荆南著名的一流学府。曾吸引过很多名人大儒前来执教，也招来了众多士子甚至公子王孙们前来从学。

明正德初(1505—1510左右)，被大宦官刘瑾诬害得穷困潦倒的“明代澧州五尚书”②之一的刘瑞(?—1525，字德符，谥文肃)，依靠从母子李充嗣(1465—1528，字士修，曾任嘉靖朝工、兵二部尚书)的救助回到澧州，即在澧州名儒高堂的支持下，担任文正书院教席，“始倡正学，授徒自给”。刘瑞祖籍四川内江，父名时斅，曾官山东佥事，以廉惠称。去职后应华阳王府教授李吉安之邀，寓澧执教，生瑞。瑞少进州学，聪慧异常，举弘治9年(1496)进士，选庶吉士，授职检讨。1505年武宗即位后，刘瑾专权用事，首先是剥夺刘瑞的言事权，逼他称病;继诬他“朝堂结党”，削俸禄，遣出京城;再接着，又以所谓错荐雍泰罪连坐，罚没刘瑞仅存的粮米输塞上充军用，至贫不能还乡。有趣的是，刘瑞此来，既是回到了儿时成长的地方，又是回到了母校执教。因他的“少进州学”，就是进的溪东书院。刘瑞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高贵品格，吸引了众多士子负笈从学，造就了后入祀扬州名宦祠的澧籍名臣高鹏(高堂子)等一批人才。年仅32岁的南通知州高鹏死后，刘瑞为这位学生写的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君行之道，而位不显于朝廊，有廷式之行，而禄不逮于后昆。为乡善士，为国梁臣。”可以说也是刘瑞自己一生奉行不逾的准则。刘瑞在文正书院执教的同时，还兼职澧州的道溪书院，为道溪书院写过一记，惜今已不传。

刘瑾被诛后的正德末(1520)左右，回澧执教近十年的刘瑞得以昭雪复职。先是以副使督浙江学校，继召为南京太仆少卿，嘉靖2年(1523)，迁礼部右侍郎。此时的刘瑞，虽年近六十，仍铮铮建言的忠骨不改，不仅针对新登位的世宗帝治灾治政治国的失误，联合同朝官员，“条上六事，且言斋醮无益且妨政，织造多费且病民”，而且在重大的朝议中，常疏以数千言耿直忠谏，深深影响政争的走向，很得世宗欣赏，不久被擢为礼部尚书 。嘉靖4年(1525)，刘回省澧州，不幸逝去，引得世宗面对讣奏， “默然良久”，即草书一道 “特建忠清祠，配享范文正公，令子孙永奉祠祀”的诏书，飞马快递澧州。从此，澧州城西北隅，紧邻文正书院的西墙外，一座肃穆壮观的“忠清祠”雄峙了200多年，成为澧州士子修身养道的崇仰之地。现在，祠虽没了，但刘瑞的名字，却未被历史的尘埃淹没，《明史》为其立传，《直隶澧州志》的记载多达4处。今天，每一个细读这些史料的读者眼前，都会出现一个鲜活坦荡的谏言君子形象。“澧州刘文肃”已成为澧州人心目中正直敢言的忠诤之臣的代名词。

文正书院到明末废毁，运行了约130年。与“溪东书院”累计计算，则澧州直接纪祀范文正公的书院屹立了410多年!这是一段值得今天的澧州文化教育史大书一笔的历史。

四、“囊萤延光”及车渚书院的兴废

清顺治3年(1646)，南明的抵抗主力刚刚溃出澧州，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江南的占领和统治，未等州城全面得手，即委派道、州官员驻跸澹津(今津市)。百废待举之际，这些官员们认为，作为“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州级书院，不可能长期废缺。于是，在大量裁并其他官员的同时，却对澧州“州、县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员一如前代”配置。顺治5年(1648)，有“宇内名硕”之称的汤调鼎知澧州，一方面“追剿、恢复澧城”，一方面“捐俸筑延光书院，檄萃多士，课文析义，供给膏火……”据清初澧州文人龚之茗写的《延光书院记》记载，“清河汤钧右先生” 于清顺治7年(1650)筑成的延光书院，址在当时的州治驻地“澹津”，即今津市市区一校东侧。龚文说，之所以名为“延光书院”，是“先生(指汤知州——笔者)之言曰：‘澧之先屈、宋尚已读书博雅，又有武子胤其人者，能使千年后澧人士犹称囊萤故事不衰，其光可延，是宜名延光’”他还要求“来尔诸士”，应当“追踪屈宋，步武车李”，通过“笔之，削之，磨之，砺之”，“宜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成“绣粲胸次” 即胸怀锦绣才华之士。

这里的“囊萤故事”，指妇孺皆知的中华经典“囊萤映雪”中的“如囊萤(三字经语)”的故事：晋代澧水下游的嘉山脚下车渚村，出了一位名扬天下的澧水之子车胤。胤少时家贫，无油点灯，但他“捕萤入囊，照以夜读”，用坚韧和勤奋，读书不辍，学习不止，终于学有所成，官至晋吏部尚书。《晋书》为其列传，里人世代祠祀。就是今日，遍布澧县、津市、安乡等地的车胤遗迹如车城、车渚村、车家铺、车公山、车公亭、车溪河、车公桥、武子宅、武子墓、囊萤台、萤渚台等遗迹，仍是“声名藉盛于乡里”的明证。千百年来，澧州人传说，凡是萤火聚集之地，都是文昌之处。这是因为宋人王齐舆的《车武子墓》诗“儒生骨朽名犹在，高冢相望已乱真。只认夜深萤聚处，便应冢下读书人”久传不衰的结果。不久前，笔者在偏远的澧北山村，见到一位90老翁，他似乎对很多往事都不甚了了，但谈起车胤却滔滔不绝。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竟一口气背出了车胤的“ 宵烛出腐草，微质含晶荧。收拾练囊中，资我照遗经。熠耀既不灭，吾咿宁暂停?毕竟齐显地，声名炳丹青”的《囊萤诗》!真可说是“其光可延”的一则轶事，也可说是车胤的事迹与精神，为澧浦子孙代代相传的一则佳话。

“延光书院”是清初澧州唯一的书院，担负的是州级书院职责。但它又是直接上承“车渚书院”的。因此，有必要追寻一下“车渚书院”的历史足迹：

晋隆安4年(公元400年)车胤死，晋末(420年左右)，其故里建起“车胤祠”和“萤渚读书台”。晚唐时，初具规模的“萤渚读书台”顺势扩建为“车渚书院”。《直隶澧州志》记载为“州东四十里，一名萤渚，云车武子囊萤读书处，教授李寓及州人梁宝有记，寻废。”李寓、梁宝之记己无从看到。可喜的是前引《洞庭史鉴》一书，在指明文山书院为环洞庭湖区的的第一所书院后，紧接着指出：“其次是唐咸通中至乾符年间(866—879)所建车渚书院，位于今津市新洲镇车渚村，相传为晋车武子囊萤读书处。先是官修‘车胤祠’，后失修荒废，元大德5年(1301)5月，官办民助重修三间两进书院(又名萤渚书院)，至清末改为彭山学堂。” 这一记述说明了以下几点：一是从时间上指明“车渚书院”是环洞庭湖地区诞生于唐代的第二所书院;二是元后有过重修。不过，笔者进一步查阅资料后发现，上述“元代大德5年(1301)5月，官办民助扩建为萤渚书院”，实际上是原州牧杨国祯改建成了“学殖书院”。萤渚书院或许是扩建后的初用名，只不过州人企望学子们的学问积累、增加，就像生物和生命的繁殖，生生不息，成长壮大的心愿迫切，而最终选定 “学殖书院”之名。

对于“学殖书院”，澧州志记载为：“在元大德间(1297—1307)杨国祯建，今废。”详情略而不清。不过，史称元至正年间(1341—1368)，新城镇曾为澧州路总管府治所，学殖书院在路府的重视下，一度担负了州府书院的职责。因此清初汤调鼎在津市建成的“延光书院”，是上承 “车渚书院”余脉，下继“学殖书院”历史地位的。

“延光书院” 运行了20多年后，随州署立足澧阳城而搬迁、新建为“兰江书院”(后正式命名为“怀德书院”)。澹津的原址则降为县邑普通书院运行一段而 “寻废”。到康熙50年(1711)，新洲镇修葺和恢复了“车渚书院”;晚清时，“车渚书院”又与新洲小彭山思王庙堂合一，供奉车胤、李元则画像，更名为“彭山书堂”(亦称“彭山学堂”)，并镌“山思唐刺史，渚祀晋尚书”门联，以示对先贤的纪念。直到清末，归并到澧阳书院，遂使车武子精神的“延光”，一直照耀到了现代的新型学校。

五、澧阳书院的历史与辉煌成就

康熙4年(1665)，清廷委派年仅20岁的奉天广宁(今河北昌黎)人张圣宏(字子远)任澧州州守。这是一位年轻有为、胸怀文治勋业之志的能吏，他下车伊始，“即访澧文行士，优礼延接，讲问经义，敬父老，讲农田水利”，又“编《兰浦仁声》，筑怀德书院，勒石纪绩。” 政绩显著，州人敬爱。不少澧籍名流都为他书赠颂诗。现读这些颂诗，可清楚地看到，张圣宏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修建了“怀德书院”。

“怀德书院”大约康熙9年(1670)左右建成，州志上只简单地标明在“州署东”，我们现在初步考证，实际上是在文山书院遗址建起的州级书院。张子远认为，有清以来，澧州的州级书院远在澹津，这是由于澹津曾作为清代澧州州治的第一个驻地4年(顺治3-7年)之久的历史造成的。对于他这个务求加强文治的州牧来说，已多有不便，必须尽早迁回州城。他还认为，大清国20多年治理下的澧州，农桑恢复发展了，文化教育也必须有大的恢复发展，于是决心在州署附近兴建符合规模等级的书院。他在“访澧文行士”中了解到，先秦以来一直存在的原“三闾大夫祠”旁的文山书院旧址，实是一块“教泽涵育”、“文运昌明”之地，理所当然的被他选为新的校址。康熙7年(1668)动工，2年后书院建成。但他或许还没来得及命名，吴三桂叛陷澧州，澧州及属县惨遭战难，自己又被诬为“弃城逃遁”的罪臣，朝廷一度追究责任，名声受损。因此从该书院建成到康熙19年(1680)间，州人便依其位置，称之为“兰江书院”。现在的州志上仅见咏兰江书院诗，无兰江书院名录。原因是吴乱平息后，查明原守道官员梅标投降、引吴将偷袭、接受伪州牧等事实。张圣宏的“失职逃遁”罪责得以平反，州人遂将兰江书院正式命名为“怀德书院”，以长久纪念那位“风流超八表”，且有“一粒不嚼澧阳米，餐餐好饮兰江水”美称的“张子远公”。

“怀德书院”历经110多年运营后，废于水毁。所有的文字资料荡然无存，就连当时特立的一碑也无下落。今天的人们，只能凭州志录载的两首《兰江书院落成歌》和一首《怀德书院》诗，推测其空前的规模，以及“澹江桃李奏熏风”的教化之功。

乾隆41年(1776)，任岳常澧道的梁敦书离任，他认为“州故有文山书院，址久废，士无所储，业由是弛。”于是做出安排，“捐俸二百金”，“存典生息”，以“谋创之”。12年后(乾隆54即1789年)，守道藏荣青、学正王室龙、训导龙柳溪以此资金作基础，再次倡议，州牧方维祺又组织士绅捐得不少资金，拟在怀德书院也即文山书院旧址重建。但后来，牧澧官员们根据州人害怕再遭水毁的心情，则从澧州军营手中收回了时作跑马场的城西隅文正书院遗址，始行兴建。两年后，即1791年，澧州城西隅建起了一所崭新的书院。它拥有头门、二门、公局、文昌祠、讲堂、楼座、仓廒、厨房及东西两斋等51间堂舍、置水田400多亩，年收879石租谷，还有税屋租金等，可供用于整修扩建校舍和支付教师薪俸、学生补助、寒士津贴的最大规模的澧阳书院。当年就办起文生课和童生课2个班。澧州志说：澧阳书院之建，实权与于前守道梁敦书创始，“书院成，因设为龛祠之。”州牧方维祺则撰写了《澧阳书院落成记》，提出“尤企州人士思其艰，图其实，慎厥终……毋务为虚文而怠以中止”。嘉庆初，首成《澧阳书院志》，守道藏荣青、学正王室龙作序，教诸生“穷经稽古”，“争自濯磨”，而不得“徒以浮文为猎取功名之具”，也不得“以此为操科甲之左券”。道光、咸丰间院田日增。同治7年(1868)，知州魏式曾令澧州名儒彭必材整修斋堂，增修院志，刊行规条，以促进人才之成长。书院连续运行至光绪28年(1902)，按清廷诏令改为官立中学堂，澧阳书院走过了113个春秋。

在这一百多年中，澧阳书院有过不断规范、完善、发展的历史，创造了古澧州教育史上的辉煌。史志记载，新兴的澧阳书院，一时“多士云集，数年来，采芹藻，登贤书者，济济相绎，几于希风岳麓矣。” 所谓“几于希风岳麓”，就是指其声誉直追岳麓，几可与岳麓书院的成绩比肩。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的成就?研究现有的材料，窃以为有三点值得思考:

一是坚持聘用名师。澧阳书院建立的第三年(乾隆57即1792年)，以“湘中诗老” 和“楚中骚雅才”的大名闻名于世的长沙府湘潭县籍诗人、戏曲作家张九钺返归故乡后，澧州人即聘来主持澧阳书院数年。1805年，安化人陶澍回乡“守制”(守父孝)，澧州人又不惜与岳麓一争，聘他来就任主讲席三年之久。后来，在澧阳书院掌院数年的“湘中四杰”之一的大儒左宗植(左宗棠次兄);担任山长的长沙人张启鹏、善化人黄士对，及以“湘西才子”大名和“致仕按察”身份掌院的黄碧川等，都是澧州人“广选名师，不误子弟”思想的体现。这些人的到来，使得澧阳书院的教与学，达到了新的高度，极大的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成长。在这个问题上，清中兴名臣、湖湘经世学派创始人陶澍任澧阳书院主讲席，可说是二百年来，澧州教育史上最具影响的一页。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陶澍的主要活动，不仅留下了珍贵的诗文，而且形成了他的湖湘经世学派中重要的施教思想。后来，陶每到一地，都大兴书院，督办教育。就连他后来主修《洞庭湖志》，也可说其思想的发端是与之在澧阳书院的教学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二是精选国需良才。澧阳书院在上述山长、主讲、主院等名师的主持下，体察澧人“设书院之深心”，以“教育人才，砥行砺名，储国家棫朴菁莪之选”为目标，因此，“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 这充分体现了好好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尽可能多的培养国家需用人才的务实之举。

三是采用“严惮切磋”之法。澧阳书院对于生员，“所期望者在品，”因而采用“诱掖奖进”的方法，使“诸生受业于此，诚于讲贯、息游之下，缅想当日希文之风”。这也就是说，书院是以文正公等先贤为楷模，用严格要求，正面引导，启发觉悟，“争自濯磨”的方法，达到造士养才之目的。

正是在上述这些思想指导下，清末澧阳书院的一位由澧州学正兼任的主院李瀚昌(字石贞，宁乡人)，专门撰写了一份《澧阳书院学约》③，总结了澧州历代的书院教与学的经验，成了当今研究书院文化的重要文献。从这份学约中，也可了解很多教、学信息。比如，文中盛赞 “澧故屈、宋游眺地，子弟秀美而文”，面对维新变局，教者和学者都要“收放心，临大节，平大难，不失君子风范”等等。李瀚昌还为澧阳书院撰有一幅重要楹联 ：“范希文是此地秀才，谁为后起?胡安定亦方州博士，敢薄闲曹”。其意思是激励教与学者，都要有宋代名相范仲淹和创造了“苏湖教法”的大教育家胡瑗(字安定)的志气与作为，追踪前贤，不负来者。现在，我们探寻澧州的书院文化传统时，拿这幅楹联来审视评判澧州书院史上众多的教者和学者，可以说他们都有过“敢薄闲曹”和“谁为后起”的志气与作为，都有过拼搏奋斗的历史。正是这些人的行为和学业，使澧阳书院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也为今天的澧县留下了一份无价的文化财富。

六、澧县一中历史渊源的大致界定

现在的澧县一中，是由澧阳书院更名后的官立中学堂发展而来的。因此，它是澧阳书院的直接继承者，澧阳书院的全部历史也就是澧县一中的历史，这应当没有异议。但据上述材料，我们认为，澧县一中的历史渊源，其实包容着澧州书院的全部历史。时间上，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830(唐太和4年)年前;文化传统、特别是校园精神、校风、学风等，全面继承了澧州州级书院的精髓，这是每一个认真研究了澧州的书院和书院文化的人都会很容易认可的。

文山书院从公元830年(唐太和4年)诞生后，即成为澧州州级书院，它是古澧州最高学府的第一块丰碑;运行到南宋宝庆2年(1226)，被“范文正公溪东书院”替代;经过元代的发展和明朝前、中期的衰落，范文正公溪东书院于明正德5年(1510)左右第一次迁到州城西隅的华阳王府北(今澧县一中校园)，成为新的“文正书院”。这是古澧州最高学府的发展壮大期;清初，澧州州级书院由 建在澹津的“延光书院”担负，“延光书院”上承“车渚书院”，而“车渚书院”作为正式的书院，建于唐咸通中至乾符年间(866—879)的新城镇(今新洲)，但作为读书台，则起自晋末。元大德5年(1301)又被扩建为州级的“学殖书院”。所以，当“延光书院”运行20年后，于康熙9年(1669)迁回澧州城东文山书院旧址，更名为“怀德书院(兰江书院)”时，则古澧州的最高学府，走完了一段从澧阳城到新洲、到津市、再回澧阳城的变迁史。怀德书院经过110年后，第二次回迁到州城西隅文正书院旧址，兴建成新型 的“澧阳书院”，达到了古澧州书院教育的顶峰。这个线索，就笔者所查到的现有资料看，是毫无疑异的。

清澧州守道臧荣青、学正王室龙各自写的《澧阳书院序》指出：“澧之山水清秀，代有闻人，名臣贤相，史不绝书，若晋之车武子，唐之李文山，……宋之范文正公读书遗迹宛在”。因此，“书院之宜复，顾不及及欤!” 这就是说，澧阳书院的建成，实际上是古澧州以三大文化名人命名的三大书院的继承者。其前的历史渊源，融入了车武子精神 ，李文山文韵，范文正公才志，并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撑着澧浦最高文化教育殿堂的进步和发展。陶澍所题的“台接囊萤，似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 的楹联，很好的说明了澧浦文教昌明的底蕴!清代曾为陕西按察使、致仕后执掌澧阳书院的黄碧川撰写的院联“故老说宋玉屈原，自六经以来，骚坛嗣响;大江历岷山沱水，挟九澧同去，学海朝宗”，更是道尽了 澧浦最高学府“挟九澧”历史精华，走向现代，走向今天的“学海朝宗”之规律。

认识了这一点，则“澧县一中决不仅仅是一座百年学府，而是雄踞整个澧水流域近1200年、独具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澧浦最高文化教育殿堂”的观点，应当是可以立足的。笔者不揣妄撰此文，仅仅希冀以砖引玉，并期方家指正，达正确认识和研究澧州的传统文化，促进澧浦现代教育发展，加速三湘名校建设的目的!(作者曾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劳动局局长、县国土局党组书记)

【注释】

①澧州四布衣：指李群玉、李宣古、段弘古、张复，四人均有诗载《全唐诗》，且以才富却隐而不仕而名响于世。

②明代澧州五尚书：指杨一清、李如圭、李充嗣、刘瑞、周叙。此五人在明正德至嘉靖间(约1513—1543)的30年中，分别担任过兵、吏、工、户、礼五部尚书。

③《澧阳书院学约》：原著时间不清，清光绪21年(1898)4月曾刊刻，《两思贻斋从录》有录，全文附后。

澧阳书院学约

 

汉宋讼而圣学芜，经解繁而诵读废，前之人岂料有是，而今竟至是也。始，余闻诸乡先生，四书五经必反复背诵，子弟之聪颖者集注恒读其全，虽注疏未尽研求，而王氏《汇参》一书靡不讨论精详，得其要领，故其时文华鲜而士气醇。今也不然，以角胜为能，以剿袭为博，矜奇斗巧，炫试官，立名誉，其究也掩卷茫然，虽《论》、《孟》且不能记忆，独恃有西洋石印本耳。人之血气能有几何?道不远人，反求即是。

国朝以经义取士，岂尚文哉，亦冀其紬绎圣贤之言，有所感而兴起也。诚于身心、性命、日用、伦常反复以求其是，而又柔驯其气质，发为和平中正之文，则切已之学莫切于此，古文、时文亦复何别。五经四书，圣人言此心者也。圣人之心，吾人之心也。圣人千言万语解此心，而吾人必求千言万语之解于此心之外有日见其支离踳驳而已矣。学者之病万有不齐，苟切中吾病，而药之毛、郑可也，程、朱可也，陆、王可也，如徒拾其糟粕，无少补于身心，虽博极群书，一书簏耳。心之神明出入无时，居业以收之，心便不放。程子曰：“某作字时甚敬。”又曰：“贤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然则，古人之为学，凡以收放心而已。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是故，学者不可一息无功课，无功课则外诱至矣，可不惧哉!澧故屈、宋游眺地，子弟美秀而文，余忝主皋比栗栗乎唯误人子弟是惧，谨述夙所闻诸师友，考之往训，察之隐微者，集为条约，交相劝勉。固知汶暗不足以示范，感诸生左爱，敢附攻玉之谊，冀收相长之益焉。

古人有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之法。宋陈烈苦记性不好，静坐百日，过目不忘。其法遵朱子《调息箴》、高忠宪《静坐说》、李二曲《学髓》最为无弊。若不能静坐，则惟严立课程，俾无暇晷。庶心有所系，而放僻邪侈无自入也。每日除万不得已者，只得勉应，其余断勿出门一步。董仲舒目不窥园，管幼安坐而穿榻，其静专如此，故克成大儒。

克己之功，须从酒色财气克起。先正有言，真知是忿忿必惩，真知是欲欲必窒。此中势如燎毛，令一切无站足处，须于念头起时坚其忍力，一刀斩断，毋使萌芽。至于詂攉蒲六博之戏，娼优狎邪之游，习刀笔以伤人，聚徒党以闹考，虚造白帖，非议时政，把持官府，欺压平民，则丧德败名，危其身以累其亲已，不可戒哉!

《四书反身录》语语切己，最宜熟玩。熟则见性体而义理明，由是以窥濂、洛、关、闽、金谿、姚江之说，及汉唐以来诸儒经解，孰非孰是，心中自有权衡。是则从之，非则去之，不切己则姑舍之。如《大学》齐家章辟，郑训譬，朱训僻，遵斯二义，皆可以齐家。《诗》斯千篇无相犹矣，郑训无相诟病，程训不要相学，朱训无相谋，遵斯三义，皆可以和兄弟。吾但取其切己而有益耳，不可入主出奴，哓哓争辩，自坏心体。盖心之体虚明寂定，即孔子所谓仁也，争辩不已，即巧言鲜仁，不可不知。

读书必得其要。如《论语》言仁，其要在忠恕;《大学》言明德，其要在知止有定;《中庸》言诚，其要在喜怒哀乐之未发;《孟子》言仁义，其要在好恶与人相近，凡此皆圣学点睛处，其旨一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理明心定，自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矣。明薛氏、王氏昌明心学，故晚明节义之士虽经厂臣之屠戮，而其气不衰，无他，心定故也。汉末党祸略与明同，其不拜舞于曹氏之廷者几人哉!

读书必融会贯通，以求实用。圣人之言，说彼可以通此，说此可以该彼，如不知比例以取法，则《大学》平天下章不可用之家国矣，《中庸》九经不可以治家矣。汉儒明一经即可以决大疑，折大狱。今劝戒归之佛老，谳判归之刑名，而经书几无所可用，一二由科目出身之吏，或反不如由他途进者之通达事体而游刃有余，岂非读书泥滞之过欤。

《通鉴》不可不读。世运之盛衰，贤才之消长，人情之诈伪，世途之险巇，胥于此见之，且可以振志气。人无穷通，惟求自立。不能自立，虽出入将相，徒贻笑资耳。读史须随笔札记，不可拘前人论断，不可立意与前人相难。若观全史，须阅刘知畿《史通》，最长见识。

欲通时务，宜阅《经世文编》。左文襄一生得力全在于此。他如会典、律例、星算、舆地诸书，皆有裨于实用，有暇急宜寻究。即如世俗小说，其善者亦足以察民隐，悟军谋。故善学者，无在非学。

时文必求真切。圣贤所言，不外治道、心术、伦常三者，诚于此切实发挥，则验之于心，既多隐微抱疚之处;传之于世，亦多动人心坎之谈，不可谓无补也。若专弄机毂怪巧华丽，斯诚无用矣。试帖、试赋，亦须不失和敬乃佳，不和则音节乖，不敬则体度弛。作字亦然，均齐方正始可入格。然不读程朱书者，理不精;不读汉魏唐宋文者，气不厚;不读唐律、不临古人碑版者，诗字皆俗态。诸生间有忽于平仄、舛于字画者，字学、韵学急宜详究。

学问之事，惜抱姚氏分义理、考据、词章为三，此骈枝之说也。考据者，据义理而考之典章文物，必考其合义理否也，不然，何取乎考据也。词章者，所以发挥义理也，不然，何以异于庸滥之八股也。周秦汉魏诸子，其说理多粹，唐宋大家，自韩、李、欧、曾而外，其说理多浮，国朝顾、阎、毛、戴诸先生，虽皆逐末忘本，而其中亦不无可取。惟据义理以定取舍，庶不成为猖狂浮游之说。所谓义理者，即此心之虚灵不昧，而好恶与人相近者也，岂有他哉!艺文固圣贤所不废，八大家两汉之阶梯也，归方又八大家之阶梯，择一而师之，毋躐等，毋作辍，循序渐进，久当有成。古今体诗亦然，法须胸苞众流，衷合一是，具傲岸不群之气，写温柔敦厚之词，必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乃不失风雅之旨。

讲习必赖朋友，方不至悠悠度日。子路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如护疾而忌医，有言逆于其心，辄生瑕衅，是惑也。朋友有过，当委曲开导，使之感而无怒，切不可于稠人中面加诋毁，激之成恶。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皆非责善之道也。至于应酬细故，当让人，毋使人让我;当容人，毋使人容我;可吃人亏，毋使人吃我亏;可受人愚，毋使人受我愚。不可戏言戏动，酒食征遂，交游最宜审择，言语最宜谨慎。语曰：欲作好人，须寻好友;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慎之哉!

习俗移人，惟奢为甚。雕梁画栋，履丝曳绣，于人轻重无关也，徒自即昏惰耳。年少之人，不以学问不如人为耻，而惟耻衣履之不如人。近日城镇尤极脆艳，一衣之饰，俶诡百出，可谓服妖。夫绀緅红紫，君子不取，服之不衷，亦身之灾。诸生戒之。然亦不可捆缚苦楚，装成道学模样，侧冠躧履，号为名士派头。

科目进取一路，使孔孟生今之世，亦所不废。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命不当得，虽乞怜昏暮，何益哉?人情苦看不破，奔走若狂，妄开径窦，呈身之巧有无所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已败，万事瓦解，况求之而未得，不亦枉做小人乎!昔萧山汤文端以乾隆甲寅赴乡试，其学师密授关节，曰监临传主司意也。文端却之。榜发竟领解。入谒主司，曰：“和相国属汝也”。文端愕曰：“生未尝与和相国有旧。”座师曰：“尊公曾救一穷途父女，今其女入和相邸，宠专房，故有是属。”文端闻之，竟不赴礼部试。及和败始试，中进士，入词垣，洊官至协揆。呜乎!可以知命矣。

以上各条，虽肤末之谈，抑收放心之要也。此心既定，则充之可以临大节平大难，约之亦不失为敦品励行之儒，刻鹄不成，尚可类鹜。愿与诸生交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