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墨池位于澧县一中校园内，此池因北宋名相范仲淹少年时曾在此求知攻读，挥毫洗砚，池水至今仍见淡黑而得名。

据《直隶澧州志》载：范公年少丧父，家境贫寒，母亲改嫁，养父朱公赴任澧州安乡就任县令时，范公随养父来到安乡，后移居澧州求学，即“适来武子(车胤)之乡，尝慕文山(李群玉)之学”，“效囊萤于早岁，诵读弥勤”，断齑划粥，挥毫泼墨，而终成大器，于庆历三年(1043年)官拜参知政事。因此，人们为了纪念范公，激励后人，便将他洗笔清砚的池塘叫做洗墨池，又依原样建了“读书屋”，并根据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兴建了“后乐亭”，立“后乐碑”一块。

有趣的是，明朝初年，澧州有位叫牛舜耕的人，因受神仙铁拐李的点化而得道，道号为“一瓢道人”。他生性乐善好施，因为以忧民助民为乐，也曾引出过一段佳话，为洗墨池增添了一层更为神秘的色彩。那年，澧州境内大旱，人们求神拜佛都无济无事。以画龙见长的一瓢道人为解百姓之忧，揭下州衙告示，于是在几丈长的白绫上挥洒泼墨，泼出一条乌龙，接着他又将乌龙送入州衙边的洗墨池中，手提朱笔，口中念念有词，为龙点睛，只见他手落之处，顿时波浪翻滚，一条乌龙腾空而起，乌云滚滚，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直落得百姓笑逐颜开，池满塘溢，澧州全境久旱才得甘霖。因而这洗墨池之水便愈益见黑。

后来，朱元璋之孙朱悦曜，被封华阳王官徙澧州，华阳王便在此兴土木，建藩府，即华阳王府。从此，这华阳王在此承袭了十一位王爷，历时二百二十多年，直到明朝灭亡。在此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在王爷们的支持下，为了扬车公(车胤)、文山(李群玉)、范公(范仲俺)渴知求学精神，大力倡办书院，造就人材。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澧州州同欧阳席主持在洗墨池处修建“溪东书院”，李如圭尚书为此亲自做《记》。当时，书院“中建一堂，旁列两庑;设四斋以育士，植五间以为门;后创一楼;匾曰‘通经’，盖取文正公读书十年，大通六经之旨之意;立文正公祠于堂之东偏。外又辟一门，缭以周垣;克壮形势，栋宇华丽，轮奂鼎新，实一郡伟观也。”

到了清代顺治年间(1644-1661年)澧州进士于登俊因澧州童生参加童试要到岳州(今岳阳)参考，当时交通工具主要是小木船，八百里洞庭水深浪高，翻船事故经常发生，使得许多国家栋梁之材未进考场，却葬身鱼腹，便奏请岳澧分棚，得到皇上恩准。于是，澧州开始设立考棚，举办童试(含县试、府试、院试，县试、府试为院试前的预备性考试。童试三年两考，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已、亥年为科考，院试合格者为“秀才”，可于子、卯、午、酉年参加在省会举办的“乡试”，合格者为“举人”，头名为“解元”)，每逢考期，州辖各县文、武童生云集澧城，考棚最大时可容纳二千五百九十二人。这样，为童子参考、经营文房四宝及住宿、餐饮服务的棚场街也由此兴盛。乾隆年间，澧州守道臧荣青等地方官员，又捐廉息银，在原溪东书院旧址重建书院，名之为“澧州书院”。这时书院规模颇大，十分兴盛。后来，著名学者陶澍来到澧阳书院担任主讲，他在讲学期间曾为书院题写楹联一副：“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

清代未年，即1902年，人们又在昔日华阳王府和澧阳书院旧址，兴办了规模较前更大的澧州官立中学堂，她是如今“三湘名校”澧县一中的前身。当年，贺龙元帅担任澧州镇守使的时候，就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名誉校长，在澧州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澧县一中就座落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她集天时、地利、人和多种优势于一体。在治校育人方面充分利用澧州丰厚人文底蕴、崇尚知识的优良传统，教导万千莘莘学子追随屈原献身理想之志，吮吸范公书墨清香，仿效车公囊萤之风，继承贺龙元帅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批批栋梁之材，他们中有不少人成长为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科学家、企业家，真可谓“绿叶成荫子满枝，桃李芬芳耀环宇”，辛亥革命总指挥蒋翊武、红军军长游端轩、中国科学院院士沈绪榜、朱作言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就是这所学校，五十年代末就成了全省重点中学，并且该名誉一直保持至今。正因为此，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廖汉生曾经亲笔为澧县一中题写了“三湘名校，桃李芬芳”的词幅。(作者为县政协文教卫体学习文史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