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外界，我发现，就是走向内心。

——缪尔

“无所谓者，无所为也。”康德曾说：“世界上最美好的莫过于两样东西，一是头上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在这“诸如凡事，无不质化”的世界我坚定地相信道德不会物质死亡，无所谓的人，只是心中迷茫，无法知晓自己的心之所向而已。

在“小月月”事件中，那些“无所谓”的人路遇一片鲜血淋漓，大多思考着医疗费用，责任担当等一堆心烦头疼之事，再宽慰于周遭无人救援而默默走开，我们透过监控“公正”的视角，深恶这些人冷漠的背影，匆匆的眼神，当这些人陷于“道德死罪”心灵泥潭，我们想一想，这果真是“无所谓”吗?在我看来，并不是。何为“无所谓”?即“无所为”，这与我何干!的心灵独白才是无所谓，他们没有怀着任何叵测的目的，他们只是害怕，任何一条生灵的逝去都是所有“人”的心灵上的重击，他们只是没有想得更远。社会心态被马尔道洛尔如此评价：人们无法消除不公正，只好将公正掩没于广泛的不公正中。的确，他们宽慰于“多数人”的道德冷漠，一时为自己找下“你又何必?”这样的借口，但当未来小月月的哀歌和痛斥并举，他们恐慌，他们更加害怕，心灵上的乌云形成桎梏，给他们一辈子的阴影。我们何必以事外者的身份去抨击，又何必去以好心人的身份送去一文不名的感伤?

韩国岁月号沉没后，船上几百年少不经事的孩子的生命无辜逝去，韩国的整个社会都在反思，咖啡厅，歌舞厅的顾客寥寥无几，他们的一致看法是“都是我的错，若我自己平时加大对那些运输航还企业的监督力度，这些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他们的得到与失去，他们对无所谓的坚定扼杀，他们对心之所向的清楚明晓，而正好与中国相反!

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的东西换来了什么?将韩国的“怪我咯”的心态与中国的“无所谓”的心态作比，中国那些阴阳怪气的论调，一文不名的正义感，你们岂是一百年前鲁迅先生的笔下有恶意的闲人!

还有更多的无所谓，其本质果真是无所谓吗?当辛亥革命以其全新的政治理念冲击中国封建社会这座黑色的大山，如一阵风，只可惜是一阵“春风”，对于后期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让百姓在除了礼教约束又增加了战事纷扰的军阀混战加速来临，对于农民，对于社会最底层怀无限忿恨的人民，他们心中的“这与我何干”甚至都带上了愤怒的色彩。他们的咆哮与厮吼在痛苦地宣告：这于我们无所谓!物以利而聚，亦以利而散，想让人民焕发出人类本性的光辉，让他们“有所为“才是关键，当价值规律和三从四德成为泥潭中的残藕，要土地，要面包，要和平更能驱动人心。

当社会按着平均分配到按劳分配再到按需分配的轨迹前行，“无所谓”便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阻碍和前进难题，但却无法说无所谓的人有罪，毕竟人不是集成电路的脑袋。当人还没有成为完全的工作机器，利益的具体差别永远存在，正如科学家用分子结构，物理模型妄想构造世界而遭遇壁垒一般，逻辑是由理性和感性组成的，人类的感性决定了“无所谓”的存在，只要人类还没有在经济与政治上深刻认识到全民完全利益的完全统一，无所谓就会一直存在，而我们却不能确定现在人类前行的道路是否是这个方向。

只是那又如何，活在当下，和尚的故事告诉我们老和尚能在心里放下，而小和尚却在心里放不下，正如那最后一句：我已将那女人放下，你为何还放不下?一句点醒梦中之人，我们可以“无所谓”就凭着我们“无所为”，只是还有几语须道破：一是明确世间没有正义只有正义感，何为正义，二十四史果真是正史吗?自唐代李世民开启干预当朝史官的先例，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否能相信其中的对立，无所谓的表面之下，实质是在大观之下无可避免的无辜心灵，所以，请停止遣责;二是明确终结一个人需要很多理由，而救一个人却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宽恕是最大的勇气，而救一个你恨的人更是最美好的品德，我们是迷路者更是探寻者，应该出发更应该回归。

(此文荣获“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组织的第十七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并在《飞扬的青春》一书中刊登 指导老师：杨超)